蜀汉章武三年（223）四月，刘备殒命白帝城，托孤于丞相诸葛亮。诸葛亮为实现匡扶汉室的初衷，于建兴五年（227）三月上表出师驻汉中，筹备北伐曹魏。在伐魏的进军路线上，诸葛亮主张兵出祁山，以关中为基地，进而夺取中原。
魏延则建议诸葛亮统大军出祁山，他自己率奇兵经子午道北入长安，形成东西夹击之势，从而夺取关中。但孔明认为：“此非万全之计也。汝欺中原无好人物，倘有人进言，于山僻中以兵截杀，非惟五千人受害，亦大伤锐气，决不可用。”
于是，孔明便决计出兵祁山，从陇右取平坦大道，向东推进。结果，诸葛亮六出祁山，均以失败而告终，最后他本人也身死五丈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那么，诸葛亮不用魏延以及不取道子午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其一，孟达叛蜀投魏，西城郡为魏所有，而子午道大部分在西城郡内。
建安二十四年（219），孟达叛蜀投魏，魏“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为新城郡，以达领新城太守。”并委以西南之任。
不久，申仪（西城太守）背叛刘封，申耽（上庸太守）降魏，魏改西城郡为魏兴郡，以申仪领魏兴太守。
至此，汉中的东大门——魏兴（今陕西省安康地区）全部属魏。安康西接梁洋，南通巴蜀，东控荆襄。
对魏国来讲，得此地，既可保中原不受威胁，又可待机伐蜀。魏兴郡之命名，寓意也是十分明显的，即是魏得西城而将兴起统一大业的意思，足见当时魏国对此地的高度重视。
魏太和元年（蜀汉建兴五年，227）底，孟达阴图归汉，司马懿率军倍道兼行，于太和二年正月攻破新城，斩孟达。
从这一事件可看出魏对汉中之东的魏兴郡、上庸郡的严密防御。
子午道北起长安，南至今汉中市洋县为终点，其间绝大部分路段在今安康地区的宁陕、石泉两县境内。若魏延出褒中，循秦岭而东，取道子午，必遭魏国的拼死截击。
其二，子午道形势险绝，不利于行军。
《石门颂》描述子午道：“上则悬峻，屈曲流颠，下则入冥，写输渊，平阿淖泥，常荫鲜晏。木石相距，利磨确磐。临危枪砀，履尾心寒，空舆轻骑，滞碍弗前。”
汉代主要利用褒斜道传送公文，子午道只是在褒斜道阻断期间才使用，因此治道功夫不多。若魏延以五千军深入在魏国严密防御下的子午险途，成功的系数几乎为零。
太和四年（230），曹真由子午道伐蜀，王肃在疏书中说：“又况于深入阻险，凿路而前，则其为劳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众逼而不展，粮悬而难继，实行军者之大忌也。闻曹真发已逾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战士悉作。
是贼偏得以逸而待劳，乃兵家之所惮也。”曹真取道子午伐蜀失败的事实便是诸葛亮不采纳魏延之计的最好说明，同时也证明了诸葛亮的远见卓识（并非仅是谨慎不肯弄险）。王肃的分析更是为诸葛亮的决策作了最好的注脚。
因此，我们说诸葛亮不用魏延之计不是谨慎不肯弄险，而是无取胜的可能性。
那么，小说作者为什么要故意模糊其辞呢？笔者认为是为了塑造诸葛亮的形象，具体地说，是为诸葛亮摆空城计作铺垫的。不取道子午的原因，诸葛亮解释道：“此非万全之计也。”可见诸葛亮凡事皆小心谨慎，没有万全的把握，绝不冒险莽撞行事。
这样才使司马懿得出了“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的结论。基于此，才为作者虚构空城计提供了可能。
马谡拒谏失街亭，孔明引五千兵去西县搬粮草，已有二千五百军运粮去了，孔明身边只剩下二千五百军，且无大将，而此时司马懿却引十五万大军铺天盖地而来。在这万分危急之际，孔明利用司马懿认为自己“平生谨慎，不曾弄险”的心理，摆了空城计。
果然司马懿怀疑孔明有埋伏，火速退军，诸葛亮转危为安，顺利地退兵。西县摆空城计，是孔明一生非常出色的一次行动。从史料上看，孔明从未摆过空城计，小说所写显系虚构。
作者这一虚构，为诸葛亮的形象增添了不少光彩——把诸葛亮知己知彼，出奇制胜的谋略发挥到了极致。作者利用众人之口赞叹道：“丞相之机，神鬼莫测。”
使诸葛亮这个中国人民智慧的化身得到了最圆满的塑造。
诸葛亮多次从祁山出兵伐魏而未获成功，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是蜀汉失去了汉中的东大门——西城郡、上庸郡，从而也就失去了兵出祁山与兵出子午配合作战的前提条件，而魏却得以从子午道和汉水直接威胁汉中。
魏太和四年，曹真上书伐蜀攻汉中，“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司马宣王溯汉水，当会南郑。诸军或从斜谷道，或从武威入。”如果不是遇上大雨三十余日的话，蜀汉便极有可能保不住汉中。
因而诸葛亮在以汉中为基地出祁山伐魏时，常有失汉中之忧虑，不能全力以赴，背水一战；且数次征伐均只能从祁山一道而入，魏军防备必严，自然难以取胜。
在这个问题上，诸葛亮应负其责。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夺得汉中后，命宜都太守孟达北攻房陵，“达将进攻上庸，先主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刘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
刘备命孟达攻房陵、上庸从而夺取汉水全境，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但派刘封去与孟达合作，却不免有用人之失：孟达强悍，刘封刚猛，仗势欺人，两人是难以合作的。诸葛亮身为军师，对刘封的个性也是了解的（“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
但他没有阻止刘备，未尽到筹谋劝谏的职责，终致“封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达既惧罪，又忿恚封，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导致汉中东大门失陷。
魏太和元年，孟达因魏文帝曹丕、好友桓阶、夏侯尚相继而亡，“达自以羁旅久在疆埸，心不自安。”魏兴太守申仪又与孟达有矛盾，孟达有叛魏返蜀汉的心愿。
此时诸葛亮已驻师汉中，准备北伐，诸葛亮本应抓住这个机会，一面致书孟达，一面火速举兵东向，剿灭申仪，夺取子午道，促使孟达归汉，解决汉中东大门之忧的问题，但诸葛亮并没有这样做。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是这样记载的：“诸葛亮闻之，阴欲诱达，数书招之，达与相报答。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密表达与蜀潜通。”
《晋书·宣帝纪》是这样记载的：“蜀相诸葛亮恶其（孟达）反覆，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
两书记载虽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诸葛亮没有采取果断的行动，机事不密，致使谋泄，而司马懿却果断出兵，剿灭了孟达。
以此观之，陈寿说：“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诚不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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