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旅行》，冈上淑子
当生活被饥饿支配，爱会变为何种面目？当遭受暴力的日常行为和过早死亡的侵袭，信赖会如何演变？《无人哭泣的死亡》(Death Without Weeping: The Violence of Everyday Life in Brazil)是一份关于匮乏、疾病和死亡的日常经验的叙述，它们正围绕着巴西山地贫民窟的妇女和儿童的生活。南希·舍佩尔-休斯进入巴西邦热苏斯镇制糖业种植园山间的贫困地区，她以此为田野点工作了二十五年，跟踪记录了三代棚户区女性在艰苦工作、耍诈和区别对待中努力生存的经历。这部人类学“情感”研究的力作最令人不安也最引发争议的发现是：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母爱，其实是某种资产阶级神话，对于那些只能合理期待自己的孩子能活下来的人来说是一种奢侈，而这些女人甚至无法有这样的期待。
今天的推送摘自《无人哭泣的死亡：巴西日常生活中的暴力》，“第七章 地下两英尺和纸板棺材：对儿童死亡漠然的社会生产”。
虽然编辑总是盼望“重版出来”，但经常也有“初版出不来”的时候。我们将在这个栏目里推送一些“初版出不来”书稿的书摘。
By Nancy Scheper-Hughes
Publish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今天，一名儿童在贫民窟死去。他才两个月大。如果他活着，无论如何都会挨饿。
卡罗琳娜·玛丽亚·德杰苏斯（1962:108）
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
埃利·维泽尔（Elie Wiesel，1990:174）
不祥之兆
“为什么教堂钟声响得这么频繁呢？”在我搬到纳尔扎·德阿鲁达在阿尔托-图克鲁塞罗山顶旁一个很小的泥墙棚屋的一角不久，我这样问她。这是1964年干燥炎热的夏天，也就是军事政变后的几个月，除了痛苦圣母教堂锈迹斑斑、叮当作响的钟声之外，一种怪异的安静笼罩着这个镇子。然而，在这种安静之下是慌乱和恐慌。
“这没什么，”纳尔扎回答，“只是又有一个小天使去天堂了。”纳尔扎已经把超出她份额的小天使送去了天堂，有时我在夜里能听到她忙着与其中一位两岁的若阿纳（Joana）进行一场低沉而富有激情的对话。若阿纳的照片挂在墙上，是她睁着眼睛，躺在她的小硬纸板箱棺材里拍的，旁边是纳尔扎和泽·安东尼奥几年前私奔时拍的照片。泽·安东尼奥穿着他那套讲究的、笔挺的白衬衫，看起来很不舒服，目不转睛地看着照相机，就像那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眼睛睁得出奇得大的学步儿童一样吃惊。
纳尔扎几乎不记得其他接连来来去去的婴幼儿的名字了。一些孩子死时没有名字，在棺材中仓促受洗。很少有人活过一两个月。只有若阿纳，在她一岁快结束时在教堂接受了适当的受洗，并被置于一位强大的圣人圣女贞德的保护下，人们预期她会活下去。而纳尔扎冒着危险允许自己爱上这个小女孩。在对这个死去的孩子讲话时，纳尔扎的声音会从含泪的恳求变成愤怒的反控：“你为什么离开我？是你的守护神太贪心，她不允许我在这个世间有一个孩子吗？”泽·安东尼奥建议我忽视纳尔扎的古怪行为，他认为就像孩子的出生和死亡一样，这种疯狂会来了又走。
《会议》，冈上淑子
没过多久，纳尔扎又明显怀孕了，每晚对若阿纳的祈祷也停止了，暂时变成了夫妻之间亲热所发出的偷偷摸摸的声音。到了白天，纳尔扎的胃口和她平时的兴致又回来了，这令我舒了口气。然而，平静很快就被胎死腹中的儿子的早产打破了。我帮纳尔扎在我们的院子（quintal）里挖了一个很浅的坟墓，这个后院里垃圾遍地，猪和流浪山羊在这里觅食，我们希望在冬雨开始前，在那挖一个坑厕。没有钟声会为这个小家伙敲响，也没有任何天使队伍会陪他的尸体去坟墓。死产（在阿尔托妇女开始在医院分娩之前的日子里）仍然处于公共网络和医疗监督之外。第二天，当好奇的邻居对纳尔扎平坦的肚子发表评论时，她对他们的问题不假思索地回答，带着几分轻率“是，自由了，没有负担，感谢上帝！”或是带着尖锐的笑声，她会否认，说自己根本没有怀孕。即使在我们近距离与纳尔扎住在一起时，我也很难知道在那几周和接下来几个月她经历了什么，除了若阿纳的照片从墙上消失，而在我住在那个房子里时，她的名字就再也没被提起过。死产的儿子使纳尔扎恢复了理智，接受了她生活的现实。邻居们赞许地说，纳尔扎已经学会适应（se conformar）她生存的不可改变的处境了。但我想知道的是，对纳尔扎和其他像她这样的妇女来说，这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付出了怎样的生理、心理和社会成本，以及对她们似乎不间断的“替代”婴儿和随后的天使儿童队列面临着怎样的风险？
在我第一次提出这些问题时，这些问题对我来说只有当下的和实用的价值。作为一名从事妇幼保健的社区卫生工作者，我只想知道，什么是有必要提出并予以引入的“适当的”干预？病危婴儿应当在家还是在诊所接受治疗？人们可以教年轻的母亲如何将水-盐-糖溶液在婴儿的锁骨下面进行肌内注射，当成拯救严重脱水婴儿的一种危险但绝望的“最后努力”吗？通过互助经营日托中心将儿童保育集体化，可以同时拯救阿尔托儿童及其母亲了吗？那是20世纪60年代，我努力维持对棚户区生活的积极看法，（在我接受文化人类学的训练之前）这意味着将所有形式的人类不幸和苦难都归于纯粹的外因——贫困、种族主义、阶级剥削、政治和经济帝国主义等等。而就像我许多北美同胞一样，怀着对人类差异深深的恐惧，我在我阿尔托朋友和邻居身上投射了一种熟悉和同一性的令人欣慰的幻觉。在文化差异的肤浅表面之下，我们都十分类似，十分一样（我喜欢这么想）。
《辙》，冈上淑子
这两种观点最终都被证明是不充分的，但我不顾大量认知失调，依然坚持这一点。但我设法将这些冲突隐藏在一连串疯狂的活动中，我致力于围绕着棚户区协会工作和建立（其后运营）合作日托——托儿所。没时间对人类处境、人性，或对长期饥饿、剥夺、疾痛和过早死亡的压力的各种反应进行抽象的、哲学反思和沉思。那么，也就始终有抑郁和绝望的幽灵不安地盘旋在我的肩上，刺激我进一步行动，通常以理解为代价。
冲突被藏起来，但可能从未被放逐，因为当我1982年第一次回到巴西，我开始重新理解那些当时使我困惑的事件，在又进行了四次实地考察后，那些困惑甚至今天依旧还在，以避免简单或明确解释。我主要的研究问题在一开始就过于武断了。它们是在1965年一次严重干旱期间，阿尔托婴儿真正逐渐死亡时的结晶。食物和水短缺以及1964年春季军事政变所引发的政治和经济混乱反映在民事登记处所保管的巨大的分类账簿的泛黄的书页上，里面是细长而不整齐、难以识别的关于出生和死亡的手写条目。那年，有近500名婴儿在该市镇死亡，而其中有300名来自于不足5000人的棚户区。但令我惊讶的并非死亡。无需鲁道夫·魏尔肖（Rudolf Virchow）就能破解一些神秘的流行病学谜团。在棚户区悲惨的生活条件下，致死的原因足够多。相反，令我困惑的是阿尔托女人似乎对自己婴儿的死亡“漠然”，以及她们乐于将其子女归因于“厌恶”生命，这使得它们的死亡看起来完全是自然的，实际上几乎是可预期的。我将尽力解释我的意思。
在我到达邦热苏斯的第一个月，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着一个病得很重的虚弱婴儿来到我身边。看到这个孩子的状况岌岌可危，我带他赶到了当地医院，尽管我和两名诊所服务人员竭尽全力，但他还是很快就死了。我被吓坏了。我来自一个（至少在我有限的知识和经历中）婴儿不会死的社会，即便它们死了，这对所有相关人员来说都是一场巨大的人类悲剧。我该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这位孩子的母亲呢？她会让我为死亡负责吗？我会在我刚到不久后就被迫离职吗？注意，都是些自私的考虑。与此同时，我必须怀抱着那个小小的，昨天还奇怪地重的累赘一路跋涉，穿过市镇，爬上阿尔托。这几乎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我一路上都在流又苦又愤怒的眼泪。然而，令我大为惊讶和困惑的是，这位年轻的妇女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几乎是漫不经心、无动于衷地从我怀里接过这捆孩子。注意到我红红的眼睛和泪迹斑斑的面庞，这个妇女转过身对站在旁边的一位邻居妇女说，“Hein, hein, coitada! Engrtraçada, não é; 啧啧！可怜的家伙！她很滑稽，不是吗？”在我看来，滑稽或令人发笑之处似乎是我不恰当地表达了自己的悲伤，并对这样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表示了关切。没人，尤其是这位母亲，预期这个小孩子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活下来。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回家参加简短而朴素的守灵仪式。一小群聚在那里的妇女和儿童主要关心听我讲我那支离破碎的葡萄牙语，在我笨拙地试图表达自己时，随之而来的是阵阵笑声。许多人之前从未听过外国人说他们的语言，他们认为我的口音完全不可理解。在天蓝色纸板箱棺材里的婴儿被放在一把简单的直背厨房椅上，椅子看起来很不牢靠的样子。没人费心清理桌子，它上面堆满了餐具和摆件。一小群赤脚的孩子在地板上玩多米诺骨牌，而当游戏者之间突然发生打斗时，棺材在打斗中差点被打翻。当孩子无意中碰到椅子，摇晃着安静的摇篮时，没人纠正他们。约一个小时过去了，一位老妇女（她可能是孩子的祖母）召集了一些孩子，组成一队天使，带婴儿去公墓。几个年龄较大的女孩被选为护柩者。一个女孩拒绝了，说她“太大了”。另一个抱怨说她“总是”被选中的那个，她指向另一个小女孩，那个小女孩跑开躲起来，咯咯地笑。当这支队伍即将离开时，我问是否有人会背诵祷文。“这只是一个婴儿，”其中一个妇女责备道，而孩子们蹦蹦跳跳下山了，松开的棺材盖上下疯狂地拍动。“慢点！”一位邻居从她敞开的门里，对那些孩子们喊道。“你知道，这不是马戏团。”
就像那个听我说话，却一个词也没听懂的妇女一样，我默默地站在那儿，听着，看着，但却未能理解首次在我面前上演的社会戏剧的意思，那年它又上演了很多次。我们彼此陌生，互不理解。尽管当时我还没找到合适的词，我面对的是文化的晦涩难懂。我唯一的参照点就是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局外人》（L’étranger）中莫梭（Mersault）开场白中蕴含的漫不经心和疏离感，那年早些时候我在一节法语课上读过这本书。字词带着新的力量和影响力回到了我的脑海里：Aujourd'hui, maman est morte. Ou peut-être c' est hier, je ne sais pas.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或在意，似乎是这样]”（1955 : 21）。
《局外人》
是什么让阿尔托-图克鲁塞罗的死亡变得如此渺小，如此微不足道？全然暴露在如此多的疾痛、饥饿和丧失下，这些妇女的心变成了石头吗？因为这种冷漠出现在通常充满生气、充满感情，有时在回想事情和过去的人际关系时相当多愁善感的女人身上，所以需要一些解释。
在关于儿童死亡和母爱的三章中的第一章中，我首先讨论了儿童死亡的 “常规化”，它创造出儿童死亡“通常可预期的环境”，这意味着有一系列环境将婴儿置于疾痛和死亡的巨大危险中，伴随着公共和私人生活中这种事态的正常化。另外，在邦热苏斯高度官僚化的世界里，儿童死亡尚未抓住政治领袖、行政和公职人员、医师、牧师或宗教官员的想象力，因而他们未能将其作为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为此“必须做点什么”。相反，未能看到或意识到什么是穷人和边缘家庭的常态（以及正常、可预期的情境）是有问题的。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75, 1980）写了国家及其规训的生物医学技术人员对病人和反常的大多数人的敌意的凝视和惩罚性的监视网络。这里，我写的是一个转移开的凝视，国家及其代理人转过头去，未能看到并承认他们眼前应该是什么。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从公共领域移动到私人领域，从街道到大房子，来探索家庭中婴儿死亡正常化以及将所有婴儿置于高风险的环境。阿尔托母亲对她们一些婴儿死亡明显的冷漠仅仅是教会和国家对贫穷母亲和孩子的困境“官方”冷漠的苍白反映。尽管在棚户区生活不幸的背景下，很容易理解儿童死亡的常规化，但在邦热苏斯公共生活的正式收容机构中，很难不加批判地接受儿童死亡的常规化。这里，“冷漠的社会生产”（参见Herzfeld 1991）呈现出一种更加恶毒，乃至阴险的描述。
我会首先简略描述世界范围内以及巴西整体儿童死亡率的一些历史和人口特征，并将这些更大的模式与具体的民族志学的例子联系在一起：1964-1989年这25年间的邦热苏斯-达拉帕。我利用市政统计数据、医院记录和大量阿尔托妇女生育史，展示了为维持人口学家所说的贫困妇女的高水平“生育浪费”所面临的微观寄生状态和宏观寄生状态的连锁威胁。
儿童死亡率的发现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就像今天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妇女不得不在不利于儿童生存以及不利于自己福祉的环境和社会条件下生儿育女。因此，婴幼儿的高死亡率一直是人类繁衍中一个相当标准的特征（参见M. Cohen 1989 : 130-131）。对生活在现代工业化世界边缘的大多数而言，无论是作为边缘农民工，还是作为城市棚户区居民，出生与死亡、生存和丧失之间的辩证法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问题。在上述背景下，疾病流行、食物短缺、水污染和医疗保健不足与高生育率的模式，有时还有不利的婴儿保健形式，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把数百万儿童早早送入了坟墓。
在我们大多数人生活的世界中，生育率和死亡率之间的辩证关系已失去优势，被埋藏在我们的意识深处。对大多数欧洲人和北美人来说，每一次出生都预示着一个新生命，而不是过早死亡的威胁。但曾几何时，在我们自己的“西方”世界里，生育就像今天在巴西东北部一样不可预测，“随机”死亡，极其混乱。在19世纪英国和美国的许多农村和城市贫民窟肮脏的公寓里，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没有亲历过婴儿或小孩子的死亡。公共健康和卫生、儿童和成人劳动法以及社会福利立法尚未消除人类生存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在任何一个新英格兰墓地步行游览，都能看到一排排对称放置的婴儿墓碑，这为那些在大流行病学转变和人口统计学转变开端出生又死去的生命的变化无常提供了沉默的见证。1
1大流行病学转变指的是现代欧洲社会历史上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以婴儿死亡率非常高为特征，且死亡人数还分散在其他年龄组的早期死亡率模式，开始被较高年龄组的“现代”死亡集群所取代，因此老龄死亡变得相对“标准化”，因此看起来不那么“混乱”和不可预测。这种转变始于1825年左右的欧洲，到20世纪的头几十年才“完成”。
儿童死亡的常见和普遍性——直到最近，这是儿童史中相当持久的特征——引起了一系列私人和公众的大量回应以及个体和集体的辩护。其中最常见的一个特征是未能认识到儿童死亡率是一个重大的个人或社会问题，并将其“自然化”和正常化，在不同时间地点，婴儿死亡率有时会达到所有活产儿的40%。因此，在整个19世纪中后期，欧洲和北美的儿童死亡率很难辨别。它们通常不与成人死亡分开列表。儿童死亡尚未成为国家有明确既得利益的社会或医疗问题，因此它仍是隐蔽的。
Children's Games, 1560，Pieter Bruegel the Elder
“发现”儿童死亡率的一个障碍是，医疗专业人士和公共官员都倾向于把婴儿死亡视为正常的和常规的，是事物“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这反映在英国注册总署（British Registrar General）对婴幼儿死因归类的方式中。许多死亡被列入“发育、营养和衰退疾病”为标题的表格，其中包括因为“老年”、“衰弱”和“自然原因”的死亡，以及因“消瘦”（通常是儿童营养不良）和“早产”的死亡（Armstrong 986 : 221 ; Wright 1988 : 306）。直到1907年，英国才开始强制进行出生登记（Armstrong 1983 : 15）；大约在同一时间，该国发起了第一次全国性防止婴幼儿死亡的运动。随着1834年《登记法案》（Registration Act）的通过，每一例死亡都必须公开记录其医学疾病形式的死因，以取代所谓老人和婴儿的自然死亡。1875年创造出了婴儿死亡率，也就首次表明了对这些过早死亡的社会意识，以及将婴儿认可为一个独立实体（Armstrong 1986 : 212）。
同时，对医学专门化而言，儿科是一个相对的后来者：英国儿科协会（British Pediatric Association）成立于1928年，而在美国，儿童医学是在世纪之交，女性开始进入医学专业和医学院时才开始发展的。与此相关的是，儿童营养不良和腹泻，这两种幼儿的最大杀手，直到二十世纪才被确定为儿科疾病。在营养不良这个例子中，“错误识别”——未能理解婴儿由饥饿引起的消瘦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将其视为儿童先天或体质缺陷）——是造成这一遗漏的原因。而在腹泻这种情况下，职业利己主义导致英国医生将腹泻作为一种诊断类别而加以抑制；因为腹泻被普通人认为是一种“微不足道的”疾病，内科医生担心父母可能会认为参与治疗致命儿科病例的那些医生没有能力。
讽刺的是，儿童营养不良的发现（1933年首次被确定为一种儿科疾病），以及对消瘦、夸希奥科病（Kwashiorkor，即恶性营养不良病）和PEM（protein-energy malnutrition，即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病）的更具体的诊断要等到西方医生在热带遇到这些紊乱，并采用传统的加纳术语作为他们临床诊断分类时才完成。夸希奥科病是埃维人的说法，它是指一种由蛋白质摄入不足而导致的婴儿消瘦疾病，会引起淡漠、水肿以及部分色素丧失。它通常与生长萎缩、发育迟缓和慢性腹泻有关，被认为是一种严重的、有潜在致命性的儿童疾病。在本地的病因学系统中，夸希奥科病被认为是一种由社会引起的儿童疾病：据说它是“被罢免的”儿童疾病，这样的孩子在小弟弟小妹妹出生后，就断奶了，而去吃低蛋白质的玉米饮食。儿童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在19世纪的英国很流行，[例如，参见Engels (1845) 1958 : 160-190]）在殖民地工作的英国医生将其发现为一种“热带”疾病时，才进入医学疾病分类学。2
2夸希奥科病（kwashiorkor）一词首次出现在1976年由R.W.伯奇菲尔德（R.W.Burchfield）编辑的《牛津英语词典补编》第2卷（H-N）中，第561页。该词典将该词引入英语世界的时间追溯到1935年11月16日一位医生C.D.威廉姆斯（C.D.Williams）在《柳叶刀》上写的文章，他注意到了这个词在非洲的使用。1951年，G.C.沙特克（G.C.Shattuck）将夸希奥科病列入他的《热带疾病》（ Diseases of the Tropics）中。然而，这种儿科疾病第一次获得真正的流行，是通过D.B.杰利夫（D.B.Jelliffe）第二版《亚热带和热带地区儿童疾病》（ The Diseases of Children in the Subtropics and Tropics, 1970:vii）这部著作。在“发现”热带和亚热带夸希奥科病之前，只有“不确定位置”的婴儿和儿童消瘦病（Wright 1988:306）。
简而言之，将儿童死亡的社会建构，或者说（正如阿姆斯特朗更喜欢用的）社会“发明”，以及后来的儿童生存视为重要的社会和医学问题，对此应该采取点什么行动，都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在欧洲和北美许多地方，一直到19世纪中叶，婴儿高死亡率都不被认为是不可容忍或无法接受的，反而是一种相当可以预测并可预期的事件。一方面，儿童死亡总是有明确的阶级参照，这使得它得以保持隐秘：农村和城市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孩子最受困扰。正如福柯写道：“这些人是生是死无足轻重，因为他们的繁衍[被视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很好地进行” (1980: 126)。为激发国家在生育和人口控制方面的兴趣，包括对儿童死亡率和儿童生存的关注，需要发生阶级和政治冲突以及经济突发事件（如城市工业化更高级阶段时对新劳动力的需求）。近年来，儿童死亡率和儿童生存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主要”社会和政治问题。3因此，婴儿死亡的“自然性”就被慢慢受到质疑，婴儿不再被认为是“死亡的自然栖息地之一，而被视为是死亡猥琐侵入的地带”(Wright 1988: 306) 。
3这是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的“儿童生存”运动，该运动不仅试图降低全世界的儿童死亡率，而且试图确立一项普遍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认为应影响所有国家未来十年政治、社会和经济进步进程的基本原则”。这种“儿童优先原则（principle of first call）”提出，儿童的生活和正常发展应该对社会的关注、资源和能力有“第一召唤”。它规定，“儿童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在正常时期还是在紧急时期，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无论在繁荣时期还是在经济衰退时期，都应该能够依靠这种承诺”（Grant 1990:7)。这些话的确很好听，但与世界上大多数儿童（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过着往往是短暂而备受摧残的生活的现实脱节，以至于我觉得它们毫无意义……就像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到2000年人人享有健康”的口号一样毫无意义。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网站图片
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陷入了一种依赖资本主义的相对原始的形式中，并且仍具有高死亡率和“不能抑制的”高生育率的特征，婴幼儿死亡率的自然性还有待质疑，而父母可能将婴儿的生命理解为一件暂时的、靠不住的事情——就其持续明亮燃烧而言，它是一支火焰很可能会摇曳并熄灭的蜡烛。在那里，人们可能不把儿童死亡视为悲剧，而是视为可预测的、相对较小的不幸，人们将其作为人类存在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平静、顺从地接受这个不幸。
由这种对丧失的高预期，生育和抚养孩子的习惯可能基于集合思维，基于后代可交换性和可替代性的假设（参见Imhof 1985）。对单个儿童的社会、道德和经济价值的评估可能被用于与对那些年龄较大的儿童、成年人，或整个家庭单元的评估进行比较。这些道德评估反对来又受到“外部”偶然性的影响，这些偶然性包括人口压力、生存策略、家庭构成、关于婴儿期和儿童期的本性和人格定义的文化观念，还有关于灵魂及其不朽的宗教信仰，在下文中我们将探究所有这些因素。
我希望在一开始就明确，阿尔托妇女对她们一些婴儿的生死漠不关心，这种现象与教会和国家当地代理人冠冕堂皇的官僚主义对巴西东北部今天儿童死亡率问题的冷漠是分不开的，且是后者的苍白反映。官方冷漠的社会生产类似于布迪厄（1977: 172-183）所谓的无知 （meconnaissance），或者说是“错误识别，”也就是对“不可设想”和“不可名状”之事很大程度上无意识的拒绝，尤其是那些为保证前面提到的集体自欺的勾结，而必须被隐藏和误读的社会关系。在这个例子中，无法被识别的是巴西东北部天使婴儿过度生产的社会决定因素。
今日的儿童死亡：儿童死亡率的现代化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问题，在自由企业的盛行之风席卷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今天，我们可以利用什么优势[来保障儿童生存]……20世纪80年代的这十年可能……会被当作经济理论以惊人的突然性而开始改变的十年。企业制度和市场机制如今正在受到几乎每一个国家的热烈拥抱，许多长期以来信奉其他意识形态的国家也包括在内。
詹姆斯·P·格兰特（James P. Grant, 1990 : 65)
在巴西，每年五岁以下的儿童中有将近有100万人死去，也就是说每小时大约有40名儿童死亡。据估计，拉丁美洲25%的婴儿死亡发生在巴西，而其中超过50%发生在巴西东北部地区，估计该地区的婴儿死亡率为116/1000活产儿，是本半球最高的地区之一，可与非洲最贫困的地方相当（IBGE 1986 : 38）。然而，官方统计数据充其量只是这一报道不足现象的近似值。4东北部基础公共卫生及医疗服务效率低下，估计有三分之二的死婴没有得到医疗诊断。
4巴西的国家人口动态统计系统建立于1974年，尽管各州首府和大市镇的数据往往可以在更早的日期获得。尽管圣保罗和其他几个州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相当完整，与人口普查的估计值一致，但它们仍不具备分析国家趋势和差异所需的可靠性和完整性（Altman & Ferreira 1979:55）。1983年，国家统计科学院人口委员会对1950-1976年期间巴西生育率和死亡率的现有数据进行了彻底评估。
因此，正如美国人口普查工作者试图清点美国城市中的无家可归者一样，清点巴西东北部死婴数量是令人生畏的。这个问题的大部分被隐藏，不受监督。尽管如此，这是来自于世界第八大经济体，来自于南半球最大的经济体的惊人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婴儿和儿童死亡率可被视为一个国家（地区、社区或家庭）在既定时期内表现得多好或多糟的一个特别敏感的晴雨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巴西整体，尤其是巴西东北部持续、高得反常的儿童死亡率？
一种倾向是将第三世界儿童高死亡率和发病率解释为客观的生态、气候或人口状况的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例如巴西东北部常年干旱，或沿海地区“热带”气候带有微寄生虫瘟疫和“外来”传染病。另一种解释是，穷人“猖獗的”、不加控制的生育导致了食物短缺和严重的儿童营养不良。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的追随者认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足”是罪魁祸首，他们基于与欧洲最近历史的类比预测，随着工业化的进步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生产关系渗透进巴西“落后的”内地，婴儿高死亡率和高“代替性”生育率都会降低。但巴西的情况并非如此，在过去四十年内，巴西经济显著增长，尽管生育率明显降低，但婴儿死亡率仍高居不下（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经济和婴儿死亡率同时上升），这有待解释。生态学、人口研究和人口转变理论的各种方法都未能理解恶性阶级关系在儿童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社会生产中发挥作用。换言之，前述等式未能注意到不可控制的“市场力量”的宏观寄生，它以年轻人、弱势群体和无力者的身体为生并掠夺它们。巴西的经济扩张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以一般社会福利为代价，有时以儿童生存为代价。因此，我用女性主义者描述20世纪后期美国贫困的“女性化”一样的讽刺来指称儿童死亡的“现代化”。
因此，尽管巴西经济现代化，在20世纪下半叶转型为世界超级大国，在20世纪70年代被称为巴西经济奇迹（参见Singer 1972），但婴儿和儿童死亡率的预期下降并非随处可见。实际上，在这个国家人口最为稠密的中心地区，死亡率和生育率在一些年份有所增长。诚然，巴西作为一个整体，在1940年到1970年之间，儿童死亡率最初急剧下降了50%，平均出生人数从1970年5.8降到了1985年的3.3（参见Berguó1986）。但当人们开始对这些数据分类汇总时，某些模式出现了，它们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我称之为儿童死亡现代化的故事。我的意思是，一方面，把儿童死亡“驯化”、“标准化”并限制在社会的一个层面上，即最贫困的人，尤其是如今居住在圣保罗、巴西利亚、贝洛奥里藏特、里约热内卢、累西腓和福塔雷萨周围拥挤的棚户区里的数百万农村流放者。另一方面，我是指“过去”的儿童杀手，尤其是如今被免疫控制的破伤风和其他传染性儿童疾病，被“新”的杀手替代，尤其是婴儿营养不良和腹泻引起的脱水，两者都与用奶瓶喂养有关。在新的儿童死亡模式下，儿童死亡的年龄甚至更早。
从殖民时期到20世纪中期，巴西一直存在着“旧”的儿童死亡模式，这种旧模式的特征是，它是影响巴西社会所有社会阶层和种族的极高死亡率的模式之一。诸如麻疹、天花、疟疾、肺炎和各种热带发烧等传染病的流行一视同仁地带走了穷人、富人、黑人、白人和黑白混血儿的婴幼儿。另外，贫困人口遭受着营养不良和胃肠问题的双重危险，这与其贫困和不卫生的生活条件有关。巴西社会的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以及二十世纪社会和公共机构为中上阶级，以及最初的城市工人阶级带来了预期的人口和流行病学的转变。在20世纪70年代的这十年间，除了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之外，这些社会阶级受益于扩大并改善的医疗保健、免疫接种、生育控制和日托服务，以及1981年3月发起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全国母乳喂养宣传运动。
这些相同的社会和生物医学力量对巴西最贫穷的大众阶层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却几乎或完全没有影响，而经济“革命”却对他们产生了不利影响。这解释了这个国家不断变化的流行病学概况中的不一致和矛盾之处。黑人和白人、富人和穷人、主人和工人、赞助人和当事人、官僚人士、公职人员和农民永远不会像弗莱雷描述过的巴西殖民期和后殖民期那样，面临同样的儿童发病和死亡风险。儿童死亡在大房子、广场和市镇乡村的主要街道中被击败了。但它并没有消失；儿童死亡已经退回到巴西的后街、土路和肮脏的山坡上了，在那里，它已变成了贫民窟和棚户区的“特权”。它将继续存在，要消灭它，需要的不仅仅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全球免疫项目、母乳喂养推广和口服补液（ORT）疗法。在这里，儿童死亡的社会和经济根源确实非常深广。他们饮用受污染的地下水，这些地下水是由1990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世界儿童状况》（The State of World’s Children）报告谨慎欢迎的同一股市场力量所释放产生的（Grant 1990）。
因此，人们在今天的巴西看到两种矛盾的流行病学特征，一种是富人和中产阶级的，另一种是穷人的。就好像历史分叉了，导致了该国部分地区预期的人口转变，而剩下的人像往常一样死去：死于疾痛、饥饿和严重忽视。
本文作者 南希·舍佩尔-休斯，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医学人类学荣休校长讲席教授，该校“医学、科学和身体的批判研究”博士项目负责人。她也是医疗权益组织“奇观观察”的联合创始人与负责人，并兼任世界卫生组织跨国器官移植问题的顾问。舍佩尔-休斯毕生的工作都集中在从激进的存在主义与政治参与的角度审视日常生活中的暴力。她对结构性与政治性暴力——她称之为“微型战争和不可见的种族灭绝”——的研究让她提出了一种“富有战斗力的”人类学，并被广泛应用于医学、精神病学，以及人类学的实践。她最著名的两部作品分别关注爱尔兰克里郡单身农民的精神分裂问题（《圣徒、学者和精神分裂患者：爱尔兰农村的精神疾病》，Saints, Scholars and Schizophrenics: Mental Illness in Rural Ireland），和巴西的饥饿问题、为母者的思维与婴儿死亡率的疯狂（《无人哭泣的死亡：巴西日常生活中的暴力》）。https://anthropology.berkeley.edu/nancy-scheper-hughes
译者 俞敏，复旦大学哲学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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