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时期到来后，国内局势比较复杂。不少干部的职务多次调整，很多干部有意离开北京，但很多时候，个人很难改变大环境，只能适应谋求自保。
1971年9月，随着蒙古大漠上的一声巨响，国内局势发生了变化。周总理和叶剑英等主要干部立即开会，并在人民大会堂向多位重要人物传达了消息，这几位重要人物里有一位名叫阎仲川，当他得知消息后感到十分震惊。
周总理当时叮嘱他，一定要布置好部队的戒备工作。但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因为“一号命令”的事情，没过多久，他就接受了长期的审查。
其实按照之前组织上的安排，阎仲川跟随李先念出访越南之后，要直接留在越南工作一段时间，考察越南南方战场。结果就在代表团准备回国前夕，组织上发了新的通知，要求他跟随代表团一同回国，这显然是不简单的通知。
果然返回北京的飞机刚降落，他就被带到了贵宾室，刚走进去，他就感觉到了气氛的复杂和微妙。
周总理、叶剑英等几位中央领导都在那里，周总理直接用最简洁的语言将相关情况告知了包括阎仲川在内的几名干部，表示林总身边的人已经全都停职反省，还特意叮嘱阎仲川要主动揭发他们的问题。
因为阎仲川也长期在林总身边工作，所以组织上也要审查他，很快他就开始了漫长的隔离审查生活。
随着审查工作的逐渐深入，阎仲川的大多数的问题都已经说清楚，只有关于“一号命令”的问题不能让调查人员满意。对于“一号命令”这个编号，阎仲川坚持表示：“别说毛主席，就是林总身边的那些人，刚开始也不知道这个电话稿的编号。”
这个电话稿有什么玄机，这个编号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提及该问题前，有必要大致了解一下阎仲川的革命生涯，他生于1922年，老家在河北省保定市，16岁的时候参加了革命工作，从抗日游击队的一名排长起步，逐渐成为部队的参谋。
到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已经担任了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的参谋，1949年升为中南军区司令部1科的科长，可以说是林总身边重要的参谋人员之一。
到1969年的时候，已经担任了副总参谋长，是重要的中央军职人员。但他之前长期在地方上工作，对北京的情况不熟悉，尽管在进京前就知道北京的形势比较复杂，主动采取了远离纷争的“自我封闭生活方式”，不去看望任何老领导，但很多时候是祸躲不过。
10月，中央刚宣布老干部们“疏散”到各地的第二天，他接到了一份通知，去军委前进指挥部开会。
不料他刚一进门，工作人员就把一张记录纸交给他，让他打电话将消息传达到各部队。
因为事情比较突然，再加上阎仲川当时还不熟悉中央机构的文件发送规定，于是他没有多想，直接去作战室对记录稿进行整理修改。
在发送前，阎仲川想到任何指令都应该加个编号，便于工作开展。当时该命令是前指开设之后的第一个指示，于是他让值班参谋从“一号”开始编起，于是这份历史上著名的“一号命令”诞生了。
其实阎仲川是比较谨慎的，在稿子整理好并排号后，他让值班参谋送给领导审查，不料领导已经睡下，于是他又让值班副处长上报到“林办”，但“林办”一直没有回复。于是他考虑是否直接去找周总理，但这不符合汇报程序。
当时苏联代表团即将入境，而且这条命令是要求部队加强战备，考虑到当时的中苏紧张关系，事不宜迟，他决定指示值班的所有人用四部保密电话，直接将“一号命令”传达到了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和有关机关。
随后为了补充相关疑问，他又相继下达了“二号命令”、“三号命令”和“四号命令”。地方部队接到指令后，开始连夜准备，加强防御。第二天，周总理得知此事，直接对军委办事组提出了批评，重点谈了没有事先向他报告和文件编号错误的问题。
这时候阎仲川才意识到，“一号命令”可不一般，不能谁都能用的。通知部队加强战备没有问题，但是编号不能这样编。
当时阎仲川才进京5个月，习惯上还是按照地方上的办事习惯来执行，他没想到北京的水这么深，一个编号也会引发严重的问题。
虽然后来“一号命令”被全军认真执行了半年多，但此事无疑埋下了祸根。
蒙古大漠传来响声后，他作为当年“一号命令”的经办人，自然也就被重点审查。
1973年，重病中的周总理曾表示他的问题不严重，但其他人并不认可。他被审查后，他的四个孩子被迫从部队复员，妻子虽然是地方干部，但降低了待遇。
直到1976年，在华国锋女儿的帮助下，阎仲川一家人才见了面，他的一口牙全都掉光，短短几年感觉老了20岁。但他坚持表示，不能自杀，只有活着才能解释清楚。
直到1986年，关于“一号命令”的问题才终于解释清楚，《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相关文章，晚年的阎仲川参与到了军史编写工作中，还指导很多演员如何演好革命历史剧。2002年，他在北京病逝，享年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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