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夏秋，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就因为南下还是北上等问题发生了分歧。这个分歧到两河口会议时已经非常明朗化了。
据杨尚昆回忆，在两河口会议讨论的过程中，博古等几个同志不讲策略和方法，用挖苦的方式讽刺张国焘的主张是麻雀飞进阴沟，进得去出不来，只有死路一条。
张国焘听后非常生气，质问博谷：“你说我是麻雀，你博谷懂得什么？你把中央苏区那么大块根据地都掉丢了，不能由李德这个外国人负责吧？你们都要负责”。
最后，张国焘虽然勉强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但矛盾已经酝酿得很深了。此后又发生了张国焘向党要权当上红军总政委的事情，以及要求撤销博古总政治部主任，要求中央批准任命四方面军9名干部为政治局委员等事情。
8月下旬，右路军千辛万苦走出草地后，在潘州等了半个月，等张国焘和左路军前来，这期间又发生了张闻天和陈昌浩的冲突。
事情是这样的，在等待张国焘和左路军北上的日子里，总政治部主办了一份《干部必读》的刊物，主编是张闻天。
有一次，张闻天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内容是强调北上的正确性以及南下的不可行，但在一些地方措辞用句显得有些不合适，当时规定《干部必读》的文章发表时，每一篇都要经过编委会的同意。
张闻天于是把自己的这篇文章拿到编委会给大家念，但文章还未念完，编委之一的陈昌浩就拍桌大骂，话说的非常粗鲁，扬言如果张闻天敢发表这篇文章，他就要发动四方面军的干部斗争他，张闻天最后把这篇文章抽了出来，没有发表。
这件事传到毛主席那里后，毛主席生气的批评了张闻天。毛主席的意思是，在现在这样的僵局下，避免冲突，争取张国焘和左路军北上才是首要的任务。
9月8日，张国焘突然致电陈昌浩和徐帅，要他们立刻带着所有右路军南下。这封电报无疑违反了中央三令五申的北上方针，充满了胁迫的意味。
这封电报的原文内容争议颇多，无论原文中有没有“武力解决”的字样，不可否认的是，这封电报已经非常严重的违背了党的组织原择，酝酿着分裂的巨大危机。
叶剑英把这封电报交给中央后，中央面临着两种艰难的选择，一、委曲求全，放弃原先的北上方针，这样的结果是一步步受李德挟持，最后失去权威和地位。二、分道扬镳各走各的。北上虽然是光明的，但单独北上会带来怎样的变数谁也不能肯定。
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对这个问题陷入了犹豫，应该说他的犹豫也属情有可原。尤其是考虑到当时两军已经进行了混编，朱老总和刘伯承带着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在左路军和张国焘一起行动，四方面军的红四军和红30军在右路军和中央一起行动。
如果各走各的，会不会和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发生冲突？会不会造成红军打红军的局面？再者，这样就意味着要和朱老总、刘帅率领的其他一方面军部队分开了，这更加难以接受。
张闻天是一个受过布尔什维克教育的同志，担心这样不符合布尔什维克的原则，又因为无法接受不可预测的结果，一时间下不了这种决断。
张闻天等同志后来都承认，当时唯一能做出这种决断的只有毛主席，如果不是毛主席详陈利害，说服了大家，用“非布尔什维克”的办法带着一、三军团脱离右路军单独北上，那么后来的党史会如何发展，可能不堪设想。
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单独北上来到陕北后，张闻天同志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确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针等重大决策都是有很大贡献的。用刘英的话说就是：在一系列的重大事件中，张闻天都是支持毛主席的，视同毛主席并肩作战过来的。
不过，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毛主席才是真正能带来党和人民走向胜利的那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张闻天不贪恋权位，自觉的给毛主席当帮手，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毛主席曾说：洛甫是不争权的，张闻天则说：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
据统计，从1935年10月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毛主席被正式确定为党的领袖，期间以他们两人联合署名的电报就有286封，占到了张闻天全部电报的三分之二。
对于自己在过去工作中因经验不足所犯的错误，张闻天一直虚心地检讨，并且用实际行动来弥补自己的不足。
1941年9月之后，张闻天主动要求离开中央到基层去做调查研究，并在1943年3月离开了书记处。
在党的七大上，王稼祥同志落选中央委员，毛主席专门在大会上动员大家：“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张闻天在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又在不久后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这体现了毛主席对他的信任。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要求前往东北工作，历任合江省省委书记、辽东省省委书记、东北局部组织部长、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建国后，张闻天离开了经济战线去了外交战线，担任驻苏联大使。后又出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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