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0年，刘文辉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期间，在见到民革和民盟两个民主党派中央的领导人时，他们都想要公开刘文辉的成员身份。
面对这样的局面，刘文辉感到左右为难，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很快，周恩来总理便知道了这件事情，并表示：“参加一个民主党派就行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刘文辉如此为难呢？这件事情，还要从刘文辉决定起义说起。
周恩来：参加一个民主党派就行了
1949年4月，解放军百万大军渡过长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并攻占了国民政府的首府南京。
此时，蒋介石虽然已经下野，但却仍然掌握着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权，继续顽抗，调胡宗南等主要部队，集结在西南地区，力图以川、康、云、贵为根据地，以重庆为据点，固守西南。
面对这样的局面，刘文辉决定与蒋介石决裂，便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约请下，请民盟中央委员曾庶凡全权代表自己，前往香港商谈起义的有关事项。
此外，为了确保起义的成功，刘文辉还派出自己的参谋长，与邓锡侯一起商量统一川康起义的事情。
8月，刘文辉向周恩来报告了起义的准备，并请示行动。
很快，刘文辉便接到了周恩来的回电。在这封电报中，周恩来告诉刘文辉：“大军即将西指，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招致不必要损失。”
对于周恩来的回电，刘文辉非常重视。经过再三考虑后，刘文辉从雅安回到成都待机。
然而，刘文辉刚到成都，便发现在刘公馆的周围多了一连宪兵。此外，在他家的外面还发现了大量便衣特务。
对此，刘文辉并没有害怕。因为，他坚信自己起义的事情还是秘密的，并没有暴露。不然，这些特务不会只是监视，而是进来抓人了。
11月30日，解放军占领了重庆，蒋介石便逃到了成都。当天，蒋介石便召集了张群、刘文辉、邓锡侯等人，为他们打气。然而，蒋介石的话是那样的苍白无力，连他自己都不会相信，又怎么会让刘文辉等人相信呢？
那天，刘文辉回到家里后，对身边的人说：“蒋素来善于强自镇静，这次不行了，原来的神气没有了。口头上还说川西大会战的形势如何好，但有气无力，他自己也不相信了。”
12月1日，为了试探刘文辉，蒋介石专程来到刘文辉家里造访。
在整个谈话的过程中，刘文辉沉着应付，没有露出丝毫破绽。对此，蒋介石仍然不放心，又在12月3日至5日，派张群和胡宗南等人约邓锡侯到刘文辉家里开会，要刘文辉、邓锡侯和胡宗南“合署办公”，将他们的家属先送到台湾。
听了胡宗南和张群等人的话，刘文辉和邓锡侯知道这是蒋介石想要以他们的家属为人质，要挟他们只能乖乖地听蒋介石的话，继续与解放军打内战。
于是，刘文辉和邓锡侯大发牢骚，对合署办公允而不办，对送家属去台湾也找借口推脱。胡宗南觉得刘文辉和邓锡侯是在搪塞自己，便不肯离去。
看到胡宗南不相信自己，刘文辉假装气愤着说：“我是大军阀、大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共产党搞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哪里会要我？”
听到刘文辉这样说，胡宗南等人才离开了刘文辉家里。
得知刘文辉和邓锡侯不愿意“合署办公”，也不愿意将家属送到台湾，蒋介石立即下了决心，让人通知刘文辉和邓锡侯在成都北较场谈话，实际上就是要趁机拘捕他们。
因为蒋介石曾经干过许多这样的事情，刘文辉和邓锡侯心知肚明，立即逃离了成都，前往彭县兴隆寺。关于这件事情，刘文辉的儿子说：
“ 12月7日一早，父亲说先回家去一趟，让我在那儿等着他，哪知等了很久不见父亲回来，却突然来了一人，说父亲已经出城，让我到南门外乡下他一个部下的家里等。我只好奉命立即出南门，我后来体会父亲这样安排的用意，是防止失利时我和他同时牺牲掉。
父亲那一天回家与邓锡侯谈话时，接到蒋介石的电话通知，要求他下午到军校时，父亲向有关的人打探了一圈，得知只有他和邓锡侯接到这个命令；而且得到消息说，原来负责城防的川军当晚也全部被胡宗南的部队替换，父亲和邓锡侯感觉苗头不对，他们当即决定马上行动。”
在彭县，刘文辉和邓锡侯见到了潘文华、中共地下党和民革的一些同志，大家联名于12日9日，向毛主席、朱德发出起义通电，郑重声明：“刘、邓、潘三部从即日起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竭诚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
可以看出，在刘文辉起义的过程中，有着民盟和民革的身影。
事实上，早在1944年9月民盟成立后，刘文辉、潘文华和龙云等人陆续参加了民盟，成为了民盟的盟员。
当时，刘文辉和潘文华还在民盟主席张澜的家里亲自填写了入盟登记表。只不过，出于保密的原因，张澜将他们的入盟登记表烧毁了。
虽然入盟登记表烧毁了，但刘文辉在心里把自己当做了民盟的成员，并借助民盟的关系，加强了与中共的联系。
那时候，张澜等人为了避免民盟被国民党操纵，毅然拒绝了国民党政府津贴，造成了经费方面的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民盟的经费大都来自刘文辉、潘文华和龙云三人的个人捐助。
在刘文辉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下，民盟的生存得到了保障，还快速发展起来，成为了一支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
与民盟有所不同，民革成立于1948年1月，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那时候，民革的领导人及成员与国民党军政人员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因此，民革在国民党军政界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民革成立后，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李章达、谭平山等为中央常务委员，刘文辉、龙云等一些地方实力派也是其成员。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民革多次策动国民党高级将领阵前起义，还参与组织了川康起义和云南起义，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以致命打击，为缩短人民解放战争进程，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盟和民革等民主党派积极参加了新中国人民政权工作和国家事务管理，为新中国的建设继续努力奋斗。
作为民盟和民革的成员，刘文辉在起义后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1950年，得知刘文辉来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民革和民盟这两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民主党派都想要公开刘文辉成员的身份，这让刘文辉一时难以决断，便发生了开头提到的事情。
得知刘文辉的情况后，周恩来总理表示：“解放后都是公开活动，参加一个民主党派就行了。而以历史渊源论，民革更合适。”
听了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刘文辉觉得很有道理，便只公开和民革的组织关系。即使这样，刘文辉也没有忘记自己是民盟的一份子，和民盟一些老同志、老朋友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刘文辉表现出了较高的政治觉悟。在土地改革的时候，刘文辉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悦，反而开诚布公地说：
“我就是一个大地主。拿四川话来说就是‘大绅粮’。我将无条件无保留地献出我所有的一切土地，分给农民，在没有实行土改以前，当然还要照章纳粮税。今天，是川康所有‘大绅粮’应该觉悟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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