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与成本的拉锯战
李振邦是本地的一位普通渔民，和妻子共同养育了三个孩子。父母都是土生土长的东麦窑村渔民，李振邦也随着他们常年在海上生活，打了半辈子的渔。从十几岁开始，李振邦便跟着父亲学习打渔技巧。每天清晨他都划一只渔船，载着一张网、一篮子的工具出发，如今他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渔民。捕鱼对他而言，不仅是一种谋生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刻在骨子里的对大海的依赖。
李振邦回忆起年轻时的过往如数家珍，那时没有高度机械化的捕鱼工具，也没有先进的渔船。每次出海他无法预知那片水域内是否有鱼群，只能靠着直觉以及相信能够满载而归的信念，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刻，他也没有想过放弃，“我的故乡便是海洋，我的根在这里。”
然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李振邦的信念却显得如此脆弱。他无奈地说：“如今的大海已经不再是我们记忆中的样子了。以前出海一趟都不用走多远，一网下去就有不少的鱼，上午几乎就能达到满仓的状态，可是现在有时候捞的还赶不上养殖的多。”
依据中国国家统计局（National Statistics）发布的数据，国内野生海产品的供应量仍然有限，到 2023年产量降至 1288 万吨。为满足国内需求，中国将不得不增加进口或扩大远洋船队的产量。
提起当下渔业发展的困境时，李振邦叹息道：“今年的情况特别不好，我们出海的天数比往年少了很多，而且即使捕到鱼，数量和大小也都不如以前。”由于市场上“好货”不多，李振邦的收入大幅缩水，生活陷入了困境。
而与此同时，海鲜市场消费者对优质海鲜的需求却在稳步增长，性价比也逐渐成为消费者购买决策中的核心考量。东麦窑一家餐馆的采购总监张震告诉我们： “现在顾客对海鲜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为了保证食材的新鲜和口感，我们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但是，市场上优质海鲜的供应量明显不足，价格还居高不下，这给我们的采购工作带来了不少麻烦。”
由于供求压力，许多渔民在定价时非常谨慎。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在控制基本成本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售价。同时，过高的价格又会导致销量下降，形成恶性循环。李振邦说：“我们明白消费者的需求，但现在如果不提价，我们连基本成本都无法收回。有时为了尽快处理掉滞销产品，我们还不得不在第二天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
部分渔民为了提高产量着手建立大型渔船去更远的地方出海捕捞，唐世辉正好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是，如何维持船只的运营始终是个棘手的问题。建造一艘大船绝非简单的事情，它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而这些资金大多数情况下是来自渔民的积蓄、亲属的帮助或从银行借款。东麦窑村村民王恩宪担心地说：“虽然大船可以捕到更多的鱼，但维护费用却高得惊人。如果连续几次出海捕鱼都没有好收成，投入也就打了水漂。”
唐世辉是个有想法的人，1990 年，他决定投资建造第一艘大型渔船进行远海作业。他刚开始的确尝到了新船带来的甜头，收入翻了好几倍，但随之而来的是维护船只的各种费用，如燃料、维修和人工。唐世辉苦笑着说，“新船虽好，但成本太高了。”燃油对于一条渔船的运营成本来说是大头，渔民的利润和燃油价格密切相关，有时候一个月渔获的钱都不够给渔船添油的。
许多选择造大船的渔民都面临着类似的经济压力。尽管他们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但出海的成本却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不断攀升，让本就艰难的生存状况雪上加霜。
文化、年龄与技能的交织挑战
68岁的代松代表着东麦窑村最后一代渔民，然而他们也已经老去，面临着年龄和健康的双重挑战。“我到年纪了，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捕鱼了。”他的声音低沉又沧桑：“但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还要操心两个孩子结婚生孩子的事儿，买车买房很多地方都要花钱。”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体力逐渐下降，长时间的海上工作也让他的身体出现了各种问题。“说实话，那时候拉个网都很吃力。干了几十年难免有些毛病，去医院又舍不得花那么多钱就一直拖。”许多渔民就医不及时，以前是因为医疗条件差又存在设施不完善的问题，现在则是怕麻烦怕花钱。小病熬成了大病，不仅伤害自己的身体，也会给孩子带来负担。
多年的海上生活让代松掌握了丰富的打渔技巧，但也导致生存技能的单一。“我只知道捕鱼，其他什么都不会，去城里找工作人家也不愿意要。”另一位老渔民王善义摇了摇头。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他们的技能和经验似乎越来越不值钱，受教育水平不高，吸收新知识和技能有限，这使得他们很难找到新的就业机会。“我们那时候连初中都没几个人上过，现在的只是说实话我都不懂”，他坦言。50年代政府开始普及小学并且开展成人扫盲运动，村里的老一辈渔民大多只接受过基础教育，以小学学历为主。因为代松缺少基本的知识和技能，他在这个新兴的人才市场上很难找到与自己最匹配的工作。
拆了大船就等同于失去了收入来源，渔民们大多先靠吃老本来过渡生活。政府安排了渔民培训也提供了再就业岗位，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许多渔民表示，“年龄太大了已经学不进去东西了，培训时间太长而自己又学不懂这些东西也是浪费。”
在东麦窑村，一些有远见的村民慢慢开始尝试向渔业相关产业转型，一些从事旅游运输、导游等工作，短的干一两年，长的干二十年左右，还有部分村民在附近海滩、景区销售水果、饮料、虾米、海星、贝壳等小商品来赚点小钱。但是对于开设海产品加工厂、办渔家宴以及开家庭旅馆这类营生，渔民们大多是敢想不敢做。这些新兴产业往往需要大量的初始投资和较高的技术门槛，对于大多数普通渔民来说，还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与此同时，传统渔业正在对年轻人渐渐失去吸引力，良好的受教育水平以及物质条件为他们提供了更多样化的职业选择，也有着充足的追求梦想的底气。留在渔村每天出海捕鱼在他们看来似乎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工作。许多年轻人选择离开家乡，去城市寻找更好的机会。没有了年轻劳动力就等同于丧失了活力，又谈何发展。这种人员的流动进一步加剧了老渔户面临的困境，使其处境变得更加困难。
52岁的王志新正身处崂山区一个建筑工程区域，忙碌地在工地为员工们备好所需的工具和设备。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他也曾是整个村落比较出色的渔民，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在十多年前选择离开了家乡，创办了一家建筑设备租赁公司。“在城市里虽然辛苦，但收入要比在家高得多。”王志新说，他现在每个月能挣到过万元，远超过在村里的收入。
无自由生活的挣扎
老渔民的传统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际的海面造就了渔民们自由随性、不受拘束的性情，宽阔的海域给予了充足的作业空间，也使他们形成更加随性直率的性格。但在就业市场上打工大多需要按部就班，被各种条条框框限制，这对于习惯了自由职业的渔业工作者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
58 岁的王德山是东麦窑村的一名老渔民，他的大半辈子都在海上度过。为了适应新生活，他开始尝试不同的工作，在邻镇打过零工也在城里工作过。王德山最初找了份油漆工的工作，他本以为凭借自己的体力和勤劳可以迅速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但事实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刷漆工作对体力要求很高，需要长时间地弯腰和站立，时不时还需要爬上爬下。对于王德山来说最不能忍受的一点是平时需要加班加点，节假日更是捞不到休息，如此紧凑的工作排期还换不来很高的报酬。
在海上讨生活的渔民们自由惯了，受不住被束缚的生活。王德山表示，“我确实怀念以前在大海中捕鱼的日子，日子很苦很累但很满足。尽管海上生活很枯燥，但是几艘渔船浩浩荡荡地一起出去，就是有一种很踏实的归属感。”王德山的妻子李玲对这件事也表示理解，但她仍然坚持要更加努力。“我们深知这条路难走，但家庭现状不允许我们再回到过去。老王尽力了，我永远是他最坚实的后盾。”
后来，王德山在劳务市场找了份帮人拉货搬家的工作，租了个车自己干私活。这种工作没什么条条框框限制，每天必备的就是一条大毛巾还有补充水分的保温壶。只要工作时间自由，脏点累点他都愿意干。
大多数渔民因为长期在海上漂泊，鲜有构成广泛社会联系的条件，转型之路也困难重重。“我们渔民群体平时只需要跟大海打交道就足够了，大多数时间要么漂在海上，要么就在村子里也不和外面人来往”，王德山解释说。
没有足够的人脉让这些老渔民们在求职过程中没有人可以请教，也无所适从。
他们不仅缺乏对就业市场的了解，而且往往缺乏推荐人和内部信息，寻找新工作时自然而然处于劣势，甚至也有许多渔民曾面临心理困扰的问题。离开熟悉的职业和技能，他们感到迷茫和不安，担心自己无法找到其他合适的工作，陷入了失业和贫困的边缘。
政府和社会组织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开始提供支持，设立专门基金并提供就业补贴，培训渔民新技能并支持他们创业来帮助顺利过渡。尽管政策初衷良好，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面临着诸多困难。
李学宪的一家到了政府推动的转型就业援助政策所带来的曙光，但当他迈步申请相应的补助时，现实的繁琐超乎了他的预料。“政策听似美好，然而获取那些补助与赔偿，需穿梭于各个机构之间，填写不计其数的文件。”李学宪带着几分无奈吐露心声，“我年纪大了，对这么多流程和手续真的不懂，儿女出去工作了也很少有时间回来，为了这点钱真的很力不从心。”政策传播的不充分导致渔民们对细则的认知尚存缺漏，审核程序的冗长复杂又令渔民们望而生畏。
对此，青岛市农业农村局一位负责转型就业辅助的工作人员表示：“初期的政策实施确实面临挑战，我们已致力于精简流程并提高效率，希望帮助更多渔民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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