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许鞍华踏入电影创作中来，其个人的生命和创作经历横跨香港电影最繁华的一段时期。
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许鞍华跟其他香港导演一样也面临着市场的转型要求，但不一样的是，许鞍华是新浪潮里唯一一个还在从容不迫地坚定着自己创作路径的人。
在商业浪潮的裹挟下，她失败过、迷失过、被质疑过，但从未妥协，在尝试过诸多素材以后，她影片中的写实与人文精神仍是最坚韧的存在。
许鞍华第一部作品《疯劫》便是一部商业片，在获得极大的赞誉后，许鞍华又陆续拍了《撞到正》、《投奔怒海》等佳作。
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是商业片，但又都积极地与现实进行碰撞，是那个时期香港电影工业的特殊产物。后来随着政治背景的延伸，许鞍华也开始与同时期的电影导演一样，踏入北上的行列。
第一部完全在大陆拍摄的电影当属1987年改编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因为过长，被拆分成上下两部。分别是《江南书剑情》（上部）和《戈壁恩仇录》（下部）。影片虽说改编自武侠小说，但却与香港同时期的武打片风格相去甚远。
整个片子的风格很平实，没有香港武侠片那种统一的铿锵有力，武打动作也相对朴实很多，强烈的戏剧冲突与杂耍式的奇观镜头都不复存在，整部影片都是在一种阴郁低沉的氛围里进行，连主人公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也是克制的、冷静的。
不过也正因如此，她让香港武侠片增添了一种少有的历史感和端庄感，连人物也都多了些悲情与无奈。武侠片在那个年代是极其卖座的，香港又是一个有武侠片基础的地方，但即便如此，观众也对这部电影并不买账。
许鞍华对于人物刻画的节制与分寸感好像并不能被喜欢商业片的观众们所接受，这种与主流观众的微妙错位也成为了许鞍华电影的某种标志。
香港电影的整个环境都是偏商业的，许鞍华作为香港新浪潮导演之一，在大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她也渐渐完成了自己的商业转型，但这个转型是非常模糊的，无法具象到某一部作品上，也并不能聚焦为某一个“北上”时刻。
她从不对自己下定义，在别的导演都已经拥有自己擅长的商业题材和风格的时候，许鞍华坚持以一种作者心态看待自己的每一次尝试，没有风格也许就正是她的风格，在已知的访谈和讲座中，她永远都是憨笑真诚的回答问题，但把她的作品拉起来看，却又能看到顽石般的低调坚持。
1991年，许鞍华筹备拍摄自己的首部纯商业片《极道追踪》，这是一个集黑帮追杀、三角恋、日本背景为一体的商业片，许鞍华还找来当时的商业影像代表刘德华做主角，然而这次筹备许久的商业转型却以票房冷淡告终。
事后，刘德华回忆起说道：“鞍说要拍商业片喊我来，我就来了，但当她跟我说完整个故事，我就知道这不是一个商业片，她还是有她要表达的东西”。
一个聚集如此多商业元素的影片却并没有常规商业片里的惊险刺激，大起大落，情欲纠葛等元素，反倒是异国留学的艰辛体现，身份归属的自我迷失，以及悲剧结局的生命无常等，再次成为作品主轴。
许鞍华在采访中常提到的话题就是“有没有老板愿意投资”，乍一听她像是被动的一方，但面对自己中意的题材她还是坚定的说“死都要拍”。1999年上映的《千言万语》就是如此，这是一部政治片，记录一次凋零的社会运动。
在有了想法之后，她开始找编剧来做，开始时根本找不到人来写剧本，拒绝的理由甚至不是话题敏感，而是觉得这个题材卖不动。
“你为什么总是把人拍得这么惨”，“你别老拍这些东西，谁愿意看一个失败者？他又不是耶稣基督，可不可以拍一个人有点主动性，有些作为？”许鞍华总有一些出于本能的坚持，在极尽商业化的浪潮下去坚守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底线。
正是这种坚持，让许鞍华明知没钱赚也要借神父的口说出，“我知道我根本不可能争取到什么，受苦难的人，一定要靠自己才可以爬起来，但起码我可以给他们信心和支持”。
面对香港导演们的北上浪潮，她自然也被卷入洪流之中，但不只是这样，她还是会优先选择拍自己想要的诚恳故事，是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在评价《千言万语》时，她说道，“我想拍这些搞社会活动的人，看看在这个现实世界里，理想主义者到底是怎么样的”。
她总是在寻找营救自己中意作品的机会，在电影这个由庞大资金和无数聚光灯汇集的行业里，许鞍华并没有像传统认知里的导演那样，把观众圈定在影院，让他们沉浸在视觉奇观里。
她是涓涓细流的，始终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姿态去极尽全力地表达自我，这种对自我的表达和对现实的体认是无声和坚定的，电影的结局往往不是那么振聋发聩，甚至有时只是铿锵有力的匆匆一瞥。
在影评人李焯桃看来，成功比失败更让许鞍华难以平复，“这简直不像个奖项等身大导演的个性”。他在《许鞍华说许鞍华》里这样评价她：“她对自己完成作品的批评十分严厉，却对作品产生时的要求不够严格，的确常令我们这批支持她的影迷为之气结。
不过平心而论，大家在‘怒其不争’之余，心底也明白这就是许鞍华的为人，而片如其人，若有一天她在这方面执着起来，说不定她那一贯的人文关怀和宽容胸襟也烟消云散，随时会得不偿失。”
“我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做艺术就要做到一个极端，就像萧红一样。”许鞍华在拍《黄金时代》萧红这个角色时是带有投射的，她没有把目光局限在观众喜欢的“野史”——萧红与几位男人的情爱纠葛上。
放眼整个时代，许鞍华是要表现的是，在那样一个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知识女性，堂堂正正的情感流露。无论悲剧喜剧，生活的无常与惊喜才是永恒的主轴，这也是许鞍华电影的诚恳坚持。“导演只是她的职业，她对于社会对于历史对于文学对于电影本身，对于人的状况都有她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体认。”
2008年的《天水围的日与夜》让许鞍华又迎来了自己事业的一个小高潮，影片没有商业片的浮躁气息，平稳沉静，许鞍华选用纪实性强的高清设备在实景下重新还原香港市民充满人情味的日常生活。也许正是这份难能可贵的诚挚，打动了观众，影片一经上映便横扫当年的金马、金像奖。
当记者问到《天水围的日与夜》对自己的意义时，许鞍华坦言是对自己的一个鼓励，因为在《天水围的日与夜》之前，她曾做过很多有关商业的尝试，但反馈时好时坏，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迷失，有时甚至会觉得对拍戏丢了热情，因为那些步骤总是相似的，找不到新的可能性。
她自问当自己都觉得很闷的时候观众怎么会觉得好呢？所以就干脆坚持自己想拍的，也就有了这样一部电影，获得了认可后，会觉得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也多了些。
这种赌徒心理，反而让许鞍华对自己更坚定，“在获得认可后，我就又被激励，会觉得又多了一种可能，能做的事情也多了些，这也是我自己最在意和最开心的，因为我知道自己还能继续拍电影”。这也正应了贾樟柯评价许鞍华那句：“以许导的才华，不应该去做屈从市场的事，应该做坚持自己的事情”。
许鞍华评价自己“根本是读文学出身”。受祖父与父亲影响，许鞍华从小就被要求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艺术传统的精髓就在于写意而非写实，所谓“言外之情，象外之意”。外部的形式是一方面，影片内部涌动的情绪节奏也有着一种深远悠长的诗意境界把控。
许鞍华说自己的文化底蕴是偏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在许鞍华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诗意，一个是流淌在内部的情绪诗意，一个是外在的镜头诗意。
在半自传电影《客途秋恨》中，年幼的小恩守在祖父的摇椅旁，一字一句背诵着“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的《乌衣巷》本身就有感慨沧海桑田、人生多变之意，安排在这里自然是“借诗叹今”的联想。
通过野草、夕阳、燕子去联动影片中的时间流转，将过去与现实巧妙地链接，这首诗也正如影片里小恩一闪而过的年幼时光，语虽极浅，味却无限。被迫漂泊他乡的祖父满心感慨，却也只能对年幼的小恩说出一句“如果你天天学习，就不会忘本了”。
在爷爷那代人看来，诗词承载的不仅是文学本身，更多的是一种借古喻今，感慨蓬勃万象的人生情怀，以让自己的内心有所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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