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因病在北京逝世。1月15日,周总理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当天,央视一女导演受邀参加了仪式。事后,有人将此事传到了电台领导的耳朵里,经过一番询问,女导演终于说出了真相:“我就是周总理的侄媳。”
这下,曾和她共事多年的同事们,都感到异常惊讶,连连说着“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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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位女导演是谁?她和周恩来有何感情?而这一切,都要从她的丈夫周尔均开始说起。
抗战期间,周尔均和哥哥周尔鎏一直跟着母亲过着四处奔波的日子。到了1946年夏末,因为家里经济困难,两个孩子交不上学费,所以,周尔均的母亲决定让他们去投奔七伯、七妈。
周恩来,在他那一辈弟兄的大排行中排在第七,因而小辈们称他为“七伯”,称邓颖超为“七妈”。
临行前,周尔均从母亲的口中得知,伯父周恩来与父亲周恩霔兄弟情深。早年间,周恩来东渡日本、后去欧洲勤工俭学,回国后,专门给周恩霔带了一副埃菲尔铁塔的风景画、微型望远镜作礼物。
“七七事变”爆发后,周恩霔跟随周恩来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兄弟俩齐心为革命事业倾力奋斗。
1946年的一天,周尔均的母亲打听到周恩来正在上海,她就打发了两个孩子去寻亲。不知过了多久,兄弟俩在上海思南路找到了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进去后,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盘问了兄弟俩的身份。随后说:“周副主席老是念叨你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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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陈家康
很快,周恩来、邓颖超跑下楼迎接。当看到周尔均、周尔鎏穿着破旧衣服时,周恩来颇感难受,邓颖超则将两个孩子搂在怀里,说道:“好孩子,你们受苦了。”
在上海的几天里,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常来看望周尔均和周尔鎏,对他们嘘寒问暖。这天,周恩来和邓颖超携手来看望兄弟俩。周尔均看着七伯、七妈的装扮,不禁感叹道:“七伯穿西装帅气,七妈穿裙子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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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笑着说:“这样的打扮,主要是为了减少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是工作的需要。实际上,在延安,我们都是穿土布衣服的。革命是艰苦的,随时要准备牺牲。这在灯红酒绿的上海是体会不到的。”
提到延安,周尔均说:“七伯,七妈,我和哥哥想去延安,干革命!”
周恩来看着兄弟俩,严肃而亲切地说:“原本是想送你们去延安的。但现在形势紧张,国民党谈判没有诚意,中共代表团的许多同志可能要被迫紧急撤退,带上你们很困难。你们还是留下来读书吧。”
周尔均和周尔鎏听后,郑重地点了点头。
临别时,周恩来提醒兄弟俩要当心特务,邓颖超给兄弟俩留了一些生活费和衣服。这一别,双方再见面时,周尔均身边多了一个人。
在上海念完高中后,周尔均于1949年初夏,参加了解放军,成为了二野军政大学的学员。同年,他跟随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在征程中,被调到二野后勤部工作。
随着年岁的增长,周尔均到了交朋友的年龄了。1953年11月,他对一个部队的文艺兵邓在军展开了追求。
邓在军出生于重庆,1950年9月初,她瞒着家人,追赶路经她家乡的李德生部队,后成为一名宣传女兵。时隔不久,朝鲜战争爆发,该部队奉命参加抗美援朝,邓在军因年龄尚小,被留在了国内,后分配到西南军区后勤文工团,当了一名文艺兵。
当时,她和周尔均一个部队。由于宣传队和文工团拉练时,男女战士曾在一起住过大通铺,所以,两人就互生好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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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邓在军和周尔均的合影
在确立恋爱关系时,邓在军特意去问处长“周尔均的出身好不好?”
处长给她的回复是“保证没有问题。”
邓在军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思想多简单,组织上保证没问题,那就甭问了。”
就这样,两个人走在了一起。同年12月,周尔均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他将这一喜讯告诉七伯、七妈后,不久就收到了七妈的回信。
信的部分内容如下:
尔均同志侄:
航快信已收到,知道你已加入共产党,至为兴奋!今后,你必须加强党性的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的为着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奋斗,不要辜负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争取如期转为正式的党员。
你必须注意密切的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你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你自知应不骄不馁,但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加以不断的实践为要。
匆草,即祝进步、健康!
邓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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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到邓颖超的回信后,周尔均非常高兴。3年后,他写信给七伯、七妈说了自己已有未婚妻一事,并询问能否让未婚妻认个亲。不久,他收到回信“可以”。
1957年,军委欲将在昆明的邓在军调往海政文工团。在去北京前,邓在军收到了周尔均写来的信。信中说,她到了北京以后,有人会接她到中南海见总理。
看过信后,邓在军才知道,自己找的对象,竟然是总理的侄子。一时间,她的心情好似波涛汹涌。
事已至此,她也只能壮着胆子去见周总理了。
当天,邓在军美美地打扮了一下,穿着海军服,梳了两根辫子。在等待周总理派车来时,她心想还没坐过小轿车呢?这下可以享受了。可她等来的,却是一辆三轮车。
后来,邓在军从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口中了解到,总理公私非常分明,因私事乘车外出都坚持自己付车费。他经常对家人说:“汽车是我为人民工作用的,你们不能享用公家为我配的车辆。”
所以,坐着三轮车进中南海,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邓在军被引到西花厅,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见面,他们就关切地问,“多大了?”、“家里有兄弟姐妹吗?”等等。
邓在军一一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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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继续问:“什么家庭出身?”
邓在军回答:“我爷爷在镇上挺受人尊重的,都称他邓大爷。我参军时人家都说我家是地主。”
周恩来听后,宽慰说:“没关系的,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能选择,你看我也出身在封建大家庭,我们都应该一起学习,一起改造。”
邓在军听周总理说话,总是“我们我们”的,慢慢地她就放松许多了。
聊了许久了,周总理说:“今天中午就在我这吃饭,让你吃我们的二米饭。现在生活好了,你们年轻人都别忘了小米加步枪的年代。”
本来两菜一汤,因为邓在军的到来,又加了个菜。席间,邓在军感觉总理讲话非常平易近人,气氛特别温暖。
以后,只要不出去演出,邓在军一到礼拜天就去西花厅。
一次,邓在军给七妈邓颖超提意见说:“厕所的毛巾都烂成那样了,换一块吧,毛巾能值几个钱呢!”
邓颖超说:“那不,伯伯说用烂用完,不让换。”
这事给邓在军教育很大,影响到她对生活的态度。后来,邓在军回忆说:“总理太完美了,我们也特别怕作为亲属,因为自己的行为,万一做不好会给总理抹黑,有损总理形象,所以生活上工作中尽量严格要求自己,会把总理当作榜样来学习。”
1958年春节后,邓在军被调到了东海舰队文工团,去了上海。几个月后,周尔均乘着船,千里迢迢跑到上海完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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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从左到右分别为:邓颖超、周恩来、邓在军、周尔均
那个时候,两个人都没什么积蓄。结婚前,周尔均给邓在军买了一件绿毛衣。婚后好多年,邓在军和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开玩笑说:“他就用一件毛衣,把我娶回家了。”
1959年,周尔均和邓在军的孩子出生了。他给女儿起名为“萌萌”,一家三口过上了平静幸福的生活。没多久,周尔均接到命令,派他到北京总后勤部工作。为了一家人团聚,邓在军也去了北京,之后转业到北京电视台上班。
一到北京,邓在军有时自己去西花厅,有时带着孩子去。每次,只要周总理有时间,就会过来打招呼。
有一次,邓在军到了周总理家,总理从她背后出来了,但她却没有发现。旁边坐着来访的一位姨母。当时,这位姨母就批评了邓在军:“看你伯伯出来了,你还不站起来。”
周总理马上讲:“她没看见我。在家里,不要搞得那么拘谨。”
后来,邓在军回忆说:“他特别能理解你,他知道你不是有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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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邓在军
又有一次,邓在军带着一岁不到的孩子去了。到了吃饭的时候,总理就留他们吃饭。席间,周总理很细心,说:“呦,今天没有孩子吃的菜,让厨师炒个嫩嫩的鸡蛋让她吃。”
鸡蛋一端上来,孩子就迫不及待地拿手去抓。
邓在军特别难为情,心想当着伯伯的面,显得太没教养了。
随后,邓在军拿起筷子就把小孩的手打了一下。总理见状,连问两句:“为什么打她?”
邓在军说不出理由。
总理一把抱过孩子,语重心长地说:“那么小的孩子,她既不能拿勺子,也不能拿筷子,手就是她的工具,要实事求是,今后在工作中也要这么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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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的话,给邓在军的触动很大。
之后的几年里,邓在军把女儿们交给了保姆抚养,自己则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这天,周总理问她:“在军,最近干什么?”
邓在军回答:“组织上培养我,让我到中央乐团学习西洋唱法。”
周总理听了,很高兴地说:“好啊,西洋唱法很科学的,知道什么叫西洋唱法吗?”
邓在军一下被问住了,半天说不出来。
周总理见状,立即解释说:“西洋唱法源于欧洲,也是他们的民族唱法,用气发声都很科学。我们的民族唱法也根植于我们民族的国土,王昆、郭兰英她们的民族唱法就很好嘛,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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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在军连连点头,心想:“总理博学,如果有孩子,绝对会教育得特别好。”
相比邓在军去西花厅的次数,周尔均就显得少了。毕竟他工作上是非常繁忙的。
1959年的一天,周尔均前去看望七伯。但一进门,他就感觉到了不寻常的气氛。总理正在气头上。
一打听,原来是秘书们趁着周总理和邓颖超相继出差的机会,未经周总理同意,本着节约实用的原则对西花厅进行了一次维修。
周总理回来后,被西花厅“焕然一新”的样貌搞得心情不愉快。接着,他将身边的工作人员批评了一顿。
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周尔均劝慰伯父:“西花厅这个房子是历史文物,您平时教育我们要爱护国家财产,那么,对西花厅进行维护,也是保护了国家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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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听后,点了点头,但依旧表示要身边人把旧家具都搬回来。
随后,周总理问周尔均:“你看过杜甫的那首诗吗?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周尔均认真地背出了这首诗: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周总理点点头,意味深长地说:“你想一下杜甫这首诗,就会明白我为什么那样生气了。”
周尔均当然知道,周总理心怀国家,人民,看不得他们受苦。
周总理对亲属的要求,就是“自强自立”。他曾告诫亲属不要做满清的八旗子弟。中南海紫光阁武成殿后面有一块乾隆皇帝所立“下马必亡”碑,周总理多次用此碑教育青年。
周尔均和邓在军都深有体会。
周尔均记得,七伯曾与他讲过一件关于他父亲的事。周恩霔与梅兰芳是至交,抗战期间,周恩霔应周恩来的嘱托,捎话给梅兰芳,要他设法离开当时已是沦陷区的上海,到后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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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梅兰芳
建国后,周恩霔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梅先生的文章。文章的署名是‘翕园’(别号),没有用‘恩霔’。周恩来教育侄子,向自己的父亲学习。
周尔均牢牢地记在了心中。
邓在军也特别注意,在公开场所与七伯保持距离。有一回,她遇到了外出办事的周总理,但她没有上前主动问话。事后,她把情况反映给了七妈。邓颖超听后,点点头说:“这样做很好,完全应该。”
周尔均和邓在军一直记得周总理的讲话,他是这样说的:“不要因为伯伯是国家总理,你们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在后来的生活中,不管遇到多大难处,他们都选择自行解决。
在周总理逝世后,参加追悼会时,当时已经成为央视名导的邓在军,另一层身份才公之于众。与她相处多年的同事,竟然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可见,邓在军有多么低调了。
在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之际,周尔均和邓在军为纪念七伯,摄制了《百年恩来》。期间,他们采访了400多位中外人士。成品出来后,邓在军对丈夫周尔均感叹:
“我过去对伯伯的伟大人格了解得太少、太肤浅了。恩来伯伯和颖超伯母从来只愿做一个普通人,绝不把自己当大人物,也不愿进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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