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难民的孩子，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一个家庭的赞助下来到美国。如果不是那个家庭，我的生活可能会完全不同。我可能仍然是一名画家，但生存一定是生活的主线，所以我想在我的作品中展现团结、欣赏不同、消除歧视。 ——安德鲁·赫姆（Andrew 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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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罗兰·约菲执导的影片《战火屠城》（The Killing Fields）讲述了战地记者辛尼与当地翻译潘迪的友情和血泪故事，故事的背景即是上世纪70年代发生在柬埔寨的一场长达近四年之久种族浩劫。正是在这场浩劫中，安德鲁·赫姆的父母逃离了柬埔寨，并在途中生了下了他——这位后来在美国加州成长起来的知名当代艺术家。
2021年，在伦敦多萝西马戏团画廊（Dorothy Circus Gallery），安德鲁·赫姆举办了他在英国的首次个展“Refuge”（避难所）。在他如记忆又似梦境的系列作品中，冷冽的色调带领人们反复穿越了那些悬浮在现实与幻想之间的时间、地点，又在城市与自然反复切换的精神景观中，成为内省的主角。而当人们开始融进他的创伤，也便明白了他所说的——“以前我们殊途，但现在，我们同舟。”
你的艺术是否可以被称之为“创伤梦境的快照”？
Andrew Hem：在创作时，我就是一个孩子，画面中有我生活过的世界，有我曾作为难民儿童的经历。我去过我画里的大多数地方，这些地方会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成为我的一幕幕“白日梦”，而只有将它们画下来，才会暂时地消失。
我的作品是50%现实记忆与50%超现实幻想的结合物，所以，你会看到超自然的色彩渲染、悬浮半空的人体，以及弥漫其中的动荡、敏感、阴郁、疏离。“创伤梦境的快照”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概括我的艺术，但我仍想让人们知道，在恐惧和失落中仍然有温暖的阳光、变革的力量。
如何定义你的艺术风格？
Andrew Hem：我的艺术风格融合了我的祖先“万物有灵论”的社会文化以及艰难定居洛杉矶社区时充满活力的城市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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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长大的我，从小就对涂鸦艺术运动着迷。在洛杉矶的墙壁上，我磨炼了自己的构图技巧，然后追随对人物绘画的热情，于2006年获得了艺术中心设计学院（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的插画艺术学士学位。成年以后，我回到过柬埔寨，我发现那是一个美丽的国家，那里的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绘画，那时我好像明白了为什么吴哥窟中的所有画作看起来都像是同一个人完成的。
你的作品是一种对昨日的内省，还是一种对明日的企盼？
Andrew Hem：来到美国后，我和我的家人是社区里唯一的亚洲家庭，那时候总会感到一种压倒性的孤立感。在强大的流行文化中，我感受到了“超级英雄式”的美学。我接受了这些文化，并试图将它们重新设定在一个更加包容的环境中，其中的男性都有着超凡的创造力和思想力，女性则被描述为冒险家和创造奇迹的人，而不是被动的审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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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断努力想让更多的人了解离开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意味着什么，也想为那些未曾经历过文化孤立的孩子创造一个尚不存在的世界，在那里没有人被抛弃，每个人，无论他们多么与众不同，都会被接纳和欣赏。所以无论是对昨日的内省，还是对明日的企盼，当世界变得更小，不同文化融合在一起时，我希望他们可以看到人类的脆弱与坚韧。
所以是否可以认为，你的亚裔血统和美国经历助推了你艺术上成功？
安德鲁·赫姆（Andrew Hem）
Andrew Hem：事实上，任何人的任何经历都可以成为艺术创作的原始动力和主旨内容。我的种族和我的成长经历就像是两件T恤，交替穿着，便可以看到视觉上的差异和文化间的交汇。那些或成群结队、或孤立无援的身影是一个个集体成长的缩影，他们徘徊在各自的生命旅途中，寻觅着包容和归属感。而作为一名全职画家，我希望这些画作可以提醒自己和我的观众：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然而更重的是——我们如何分享梦与理想。
眼缘艺志 第1095篇献给生活的艺术礼物。
文字撰写：眼缘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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