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纸坊、居庸关、什刹海语义考|什刹海|十刹海|右安门|宣武门|居庸关|白纸坊|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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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依据历史文献和宗教典籍，考证“白纸坊”在元、明两朝的性质与所指地域的巨大差异，对“居庸关”的语词含义做出新的解释，提出关于“什刹海”语源的推测性观点，以期匡正涉及上述地名问题的某些认识。

地名语源及其含义的考释，是地方史与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冷僻疑难的名称通常更能引发研究者的探索兴趣，那些在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名称却往往容易被熟视无睹，从而对它们的语源和含义形成某些似是而非或人云亦云的认识，并进一步影响对相关史实的判断。北京境内的白纸坊、居庸关、什刹海，就是属于这个范畴之内的典型。

一、元、明“白纸坊”的同词异义

明朝嘉靖年间修建了北京外城之后，沿袭元代的城市分区制度，设置了8个坊。以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大街为参照物，东边有“正东坊”，西边有“正西坊”，正西坊之南有“正南坊”。在正东坊以东，设置“崇北坊”与“崇南坊”，表示它们都位于崇文门外，是一北一南毗邻的两坊；在正西坊及正南坊以西，设置“宣北坊”与“宣南坊”，它们都位于宣武门外，也是一北一南相互毗邻。上述命名基本保持了地名语义和相对方位的东西对称或南北对称。而外城八坊中唯一不以相对方位命名的，就是处于西南一隅的“白纸坊”，在元代是大都旧城（或称“南城”，即金中都故城）的一部分。

“白纸坊”极富盛名的造纸业，在北京历史上颇具渊源。《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称“白纸坊，五牌二十一铺，在新城广宁门、右安门西南角”，坊内在明代就有“纸房胡同”，显示这里的手工造纸行业存在已久。清乾隆年间编纂的《日下旧闻考》称“白纸坊居民今尚以造纸为业，此坊所由名也”。光绪年间朱一新编纂《京师坊巷志稿》时，指出居民仍司造纸之业。直至今日，白纸坊地区依然有印钞厂、邮票厂、地图出版社等与造纸传统多少有所关联的机构。从这些看来，“白纸坊”的语义是清楚的，但当清人把它与元朝的“白纸坊”联系起来之后，关于名称语义的混乱就出现了。

作为城市街区组织的“白纸坊”开始于明代设立外城八坊时期，这个名称却是从元代沿袭下来的。正因为如此，清人忽略了二者之间在基本属性方面的巨大差异。清初张远《隩志》称：“南城诸坊，白纸坊最大，元于此设税副使。北自善果寺，南至万寿宫，西极于天宁寺，皆是也。自嘉靖筑新城，以城墙界之，坊划而为两矣。”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引用此段后所加的按语说：“白纸坊，元时在旧城中，而《元一统志》列旧城坊名六十二，独无此名。《梦余录》载明南城坊名，亦无之。至《坊巷胡同集》，始列于宣南坊后。然考成化间严理安《重修善果寺碑》，称宣武门外三里许，地志曰纸坊。则其名固沿元旧也。”上述两段文字显示，在元代就已经有了“白纸坊”。但我们必须强调的是：“白纸坊”不见于《元一统志》所载大都旧城六十二坊名之内，并不是编纂者的疏漏，而是因为元代的“白纸坊”尽管与明清时期的“白纸坊”称谓相同，但同一名称在两个时代所指的事物却迥然有异，它在元代的属性根本不是作为街区组织的“坊”，理所当然地不能加入“六十二坊”那个系列之中。

历史上，“坊”在充当街市里巷、店铺等称谓之外，还经常作为官署（如隋代的典春坊、唐代的左春坊）、工场（如唐代的弩坊署，后来有染坊、酒坊之类）的名称。元代在礼部之下设有“白纸坊，秩从八品。掌造诏旨宣敕纸劄。大使一员，副使一员，至元九年始置”。可见，这时的“白纸坊”是一个级别只有从八品的礼部下属机构，负责制造皇帝颁布诏书所用的纸张。它虽然与表示街区的显忠坊、奉先坊等一样称为“坊”，但彼此的性质完全不同。由于职责所在，白纸坊在已被金末战争毁坏的中都旧城之内，选定了一处地方建立造纸作坊。这个出产白纸的工场称作“白纸坊”原本合乎常规，而它的主管机构非常凑巧地也叫做“白纸坊”，机构名称与工场名称完全一致。“白纸坊”这处工场由此成为显著的标志性地物，其名称又在群众的约定俗成中变为“制造白纸的作坊”所在的那片地域的称谓，但它与元代大都南城表示街区的诸坊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清末缪荃孙从明代《永乐大典》中抄出的《顺天府志》宛平县下，引用《图经志书》（即明洪武年间诏令各府州县编纂的《图经志书》之一《宛平县图经志书》）记载，县内的“乡社”有“白纸坊社”。洪武年间紧接元代之后，而基层单位的名称一般很少因为政治因素的影响发生变更，“白纸坊社”从元代延续到明代应当可以成立。这进一步证明，“白纸坊”在元代不是大都南城管辖街区的诸坊之一，它只是一个从政府机构和工厂作坊名称演化出来的地片或里社的名称。当张爵编纂《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时，北京外城已然修建并设立了包括“白纸坊”在内的8个坊，把它收到书中无疑是理所当然的。至于明成化年间碑刻中所谓“地志曰白纸坊”，也只是此前的志书对该工场一带地方的称谓。

就“白纸坊”这个语词而论，朱一新说“其名固沿元旧也”是正确的；但如果推测元代的大都南城已设置了管辖街区的“白纸坊”，那就显然错了。从清初文献到今人著述，关于“白纸坊”始末缘由的种种错误表达，已经持续了将近四百年之久。究其原因，都是疏于考察这个名称在元明两代“同词异义”的真相，没有意识到此“白纸坊”非彼“白纸坊”所致。

二、“居庸关”语义新考

居庸关是北京通向西北的必经之路。从昌平南口到延庆八达岭脚下的岔道城之间，长约四十里的山间通道被称为“关沟”，就是由于在沟谷起讫点的中间位置有这座控扼天险的居庸关。历史上，居庸关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价值，长期以来在军事上拥有非同一般的地位，诸多典籍中也可见记载。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有始览》说：“何谓九塞？大汾？冥阨、荊阮、方城、殽、井陉、令疵、句注、居庸。”西汉时期的《淮南子·地形训》列举的九塞在写法上与此略有差异，但所指地点相同。“塞”是天然的险要屏障，“关”指守卫险要的处所，在这个意义上二者并无太大区别，“居庸塞”也就是“居庸关”。

世人多传居庸关这一名称与秦始皇有密切关联。元初王恽《中堂事纪》记载，他在中统二年（1261）三月七日卯刻“出居庸关，世传始皇北筑时居庸徒于此，故名”。在今人论著中，也往往有诸如“相传秦始皇筑长城时把居庸徒（被征发的民夫、犯人等）迁徙到此，取‘徙居庸徒’之意得名”一类的说法。将这样一座雄伟险要的关隘与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相联系，从而演变出种种情节丰富的假说，符合普通民众的审美情趣与心理需求，居庸关与秦始皇的传说得以世代流传也符合常理。但是，不少传说往往与史实脱节，甚至只是借用某一历史背景来敷衍故事。在秦国的势力尚未到达居庸塞时，这里早已是天下闻名的关口，否则在秦始皇平定六国之前编纂的《吕氏春秋》也不会把它列入“九塞”之一。这就证明，居庸关的得名与秦始皇修长城无关，王恽记载的传说自然与史实不符，今人的类似说法同样有强行拼凑之嫌。退一步讲，即使这些被征发到居庸关修长城的人被称作“居庸徒”，也应当是由于他们的目的地是早已存在的“居庸关”才有这样一个泛称，而绝不可能是先把他们叫做“居庸徒”、然后才据此命名了“居庸关”。

关于“居庸”二字的含义，我们可以从先秦古籍中找到确切的解释。《周礼·夏官·司勋》说（括号内为东汉郑玄的注文）：“司勋，掌六乡赏地之法，以等其功（赏地，赏田也。在远郊之内，属六乡焉。等犹差也，以功大小为差）。王功曰勋（辅成王业，若周公），国功曰功（保全国家，若伊尹），民功曰庸（法施于民，若后稷），事功曰劳（以劳定国，若禹），治功曰力（制法成治，若咎繇），战功曰多（克敌出奇，若韩信、陈平)”。可见，周代制度是根据功绩的等级和类型决定赏赐田地的数量，“庸”是对民众有好处的一类功劳的统称，就像上古时代教给民众种庄稼的后稷所建立的功劳一样。《国语·晋语》记载，晋卿韩厥年老力衰，打算让他的长子无忌继任，无忌向国君推辞说：“臣闻之曰：无功庸者，不敢居高位。”这就是说，自己既没建立保全国家的“国功”，也不具备法施于民的“民功”，所以不能担当如此之高的官位。由此引申开来，“居庸”就是“处在能够建立庸功的位置”之意，或者解释为“担当建立庸功的职责”。“居庸关”之名，意味着这里是镇守者能够为民众建立功业的重要关口，或者说这里是肩负着为百姓建功立业职责的人镇守的关口。这样的解释既符合古代礼制的要求与相关史实，地名的语义也表现了对镇守关塞者的期望和赞美，同时显示了居庸关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三、“什刹海”语义新探

什刹海是北京内城的主要水域之一。由于“什”与“十”通用，以往关于这个水域名称的争论，集中在是因为岸边曾有十座寺庙而得名，还是派生于一座称为“什刹海”的寺院。已有的研究证实，尽管近人或今人曾经列举了不同时期存在过的寺庙作为前一种观点的论据，但里面不少寺庙的始建年代晚于“什刹海”之名的出现，其本末倒置是显而易见的。这里需要探讨的问题是：派生出同名水域的寺院“什刹海”建于何年？这个名称的语义究竟是什么？

明崇祯八年（1635年）刊行的《帝京景物略》“什刹海”条称：“京师梵宇，莫十刹海若者。······方五十亩，室三十余间，比如号舍，木扉砖牖，佛殿亦分一僧舍，不更广也。其创作者，三藏师。······主十刹海二十年，······今一瓢、一数珠，犹挂庵中也。······万历甲寅，师示寂，荼毗竟······”这里提到的寺院“十刹海”位于德胜门内，“什刹海”是其后起的写法。当刘侗等著书时，创建并主持十刹海长达20年的三藏法师用过的瓢和数珠，已作为遗物悬挂在寺中。“万历甲寅”即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师示寂，荼毗竟”，是说法师圆寂并火葬。那么，他在此前20年创建“十刹海”，无疑就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对于这个年代问题，今人编辑的《什刹海志》根据《帝京景物略》称三藏“主十刹海二十年”之语，从刊刻《帝京景物略》的崇祯八年（1635年）上推20年，将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作为下限；又以“什刹海”不见于详细记录宛平县寺庙宫观的《宛署杂记》，把刊刻《宛署杂记》的万历二十一年（1592年）作为上限，进而推断出：“十（什）刹海寺（庵）当创建于万历二十一年至四十三年之间，可能更接近于万历四十三年”。由于编者忽略了“主十刹海二十年”之后相隔数行的“万历甲寅，师示寂” 等语，《什刹海志》推定的佛寺创建年份虽大致不差但显然不够准确。刘侗告诉我们：京师的佛寺没有一座像十刹海这样简约的，它占地50亩，有三十多间房屋，每间如同科举考试时的号舍一般狭窄，门窗是寻常的木制砖砌，寺中的佛殿也只是占用了一间僧房而已，并不比别处宽敞。由此可见，《帝京景物略》之所以记载“十刹海”这座寺院，不是因为它有宏伟壮丽的建筑，而是推崇它与众不同的朴实无华。“十刹海”或“什刹海”，符合绝大多数寺庙名称在口语中以三个字为主干（如“大报国慈仁寺”习称“报国寺”之类）的惯例，无需另缀一个通名“寺”或“庵”。

产生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的寺院名称“十刹海”，在其后的某个年代派生为寺院滨临水域的名称。佛家通常用“海”比喻世界与真理的广阔无边，“刹”指佛寺或佛塔，但刘侗的描述已表明“十刹海”是一座而不是十座佛寺，里面也没有矗立着十座佛塔，当然更不会存在佛寺“十刹海”派生于同名水域的可能。从佛教的义理中去探寻“十刹海”的本意，或许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佛教中有十力、十地、十使、十善、十恶、十诫、十谛等概念，而对佛法的信受与奉行不外乎戒、定、慧三种方法。《翻译名义集》四《示三学法》指出：“防非止恶曰戒，息虑静缘曰定，破恶证真曰慧”。人们平时对诸如“十恶”与“十善”等信念的选择，往往取决于“一刹那”间的思维，即所谓“一念之差”。循着这样的思路推断，创始者以“十刹海”为佛寺命名的动机，可能意在形容这里是教导修行者恪守十诫、奉行十善、抑止十恶、培养十力、领悟十谛，避免在一刹那间做出错误选择的智慧之海。

以“十刹海”或“什刹海”作为水域的名称，只是一次极为偶然的巧妙借用，在佛寺建筑消失后，它作为水域名称的色彩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今人或摘引《帝京景物略》所载吴县释修懿《十刹海》诗 “十刹海非刹”一语，强调“十刹海”只是水域名称而不是佛寺名称，还有人以此作为佛寺之名派生于同名水域的依据，这些都属于对古人诗文不甚了了的误读。该诗开头“十刹海非刹，凝然古德风”，极力形容“十刹海”不像平常所见的佛寺那样殿宇森然，颂扬它依然保持着古代的淳朴风尚。在描摹了寺院环境与僧人活动之后写道：“僧不骄恩帑，佛宁藉像工。平平数椽屋，密密六时功。哀悯西山寺，游观额大雄”。前四句的描写与刘侗记述的情形并无区别，后两句感叹在西山很多佛寺中只能看到奢华的大雄宝殿，反不如在朴素的“十刹海”能够领略佛教的真谛。

作者：孙慧羽

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选稿：黎淑琪

编辑：宋宇航

校对：刘言

审订：朱琪

责编：黎淑琪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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