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野营"的主要领导同志有周保中、李兆麟、崔庸健（即崔石泉）等同志。
按照"八八独立旅"的建制，周保中同志任旅长，李兆麟同志任政治副旅长，崔庸健同志任旅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野营"共有五个营的编制，其中四个步兵营，一个无线电通讯营，共约一千七百多人。
通讯营多数是女同志。
我去后被编入第三营，营长是王明贵同志，副营长是安吉同志（朝鲜族）。
为了使抗联战士受到一些正规化的军事训练，尽快提高军事素质，抗联领导和苏联方面协商，请他们给我们派一些军事训练人员，帮助进行军训，苏方同意这个要求，给每个营派了一位副营长。
我所在连的连长是金光侠（朝鲜族），我所在第一排的排长是许凤学（朝鲜族）。
在东北抗联处于最困难的时期，能够撤离国内的队伍早就到了苏联，集中在"野营"学习。
我到"野营"最晚，是学习时间最短的一个。
我到那里时，比我先到的同志已经学习了很长时间，文化水平、军事技术和政治思想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
使我特别感到惊奇和羡慕的是，多数同志都学会了一些俄语，有的已经达到精通的程度。
过去同我一样的一些同志，在政治上也有了进步，如芦连丰、夏凤林等同志都担负了一定的责任。
看到同志们的进步，我深深感到自己落在了他们的后边，内心非常着急。
但我很快冷静下来，暗暗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争取早日撵上去。
抗联几位主要领导同志中的李兆麟、冯仲云对我比较熟悉，周保中同志也知道我的情况，他们对我都很关心。
周保中
我到"野营"学习不长时间，即一九四五年春天，就被安排参加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工作。
那时"野营"基层党的组织是每个连建立一个党支部，每个营设立总支委员会。
我们三营党总支委员会书记由副连长李永镐（朝鲜族）兼任，我先是专任党总支副书记，以后营的领导又决定由我兼任营的文化教员。
抗联部队转移到苏联以后，全部需要都是依靠苏联供给，穿着苏军服装，使用苏式武器，吃的也同苏军一样的"黑列巴"（一种黑面包）、炖土豆。
居住条件比较差些，住在帐篷和地窖子里。
我们大家对生活方面的要求并不高，过惯了辗转奔波、饥寒交迫、餐风饮露的艰苦生活，现在一下子过上这样正规的军队生活，吃穿都有了保证，感到很安适。
苏联人民当时正处于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艰苦岁月中，他们发扬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为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使我们深受感动，直到今天想起来，还有深深的感念之情。
但我们在"野营"里却无时不在怀念祖国的亿万人民，他们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遭受着日本侵略者的奴役和压迫。
解放祖国人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国外的条件再好，终究不是我们的久留之地；生活再舒适，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
现在最需要我们的地方是祖国抗击日寇的战场。
所以每个人都能认真学习，刻苦训练，努力提高军事技术，随时准备早日返回祖国，消灭日本侵略者，解放苦难的中国人民。
我们在"野营"学习的课目，以军事课为主，约占学习内容的百分之七十。
军事课的内容有姿式教练、刺枪、实弹射击、战术进攻、防守训练，有时还进行全副武装的长途行军演习、冬季野外露营训练、飞机跳伞等科目。
此外，冬天训练滑雪，夏天练习游泳，有时也搞武装泅渡训练。
滑雪，对我来说是件新鲜事。
过去在国内打游击时，每年有多半年时间是在寒冷的冬天里活动，离不开冰雪和山林，却从来没有滑过雪。
比我先到"野营"的同志，都受到了滑雪训练，进步很快，有些同志已经滑得相当好。
我刚到"野营"时，参加滑雪训练，看到战友们在山岗树林里穿梭来往，身轻如燕，英姿飒爽，羡慕极了。
我多么想快点赶上他们啊！
为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我更加顽强的去练，每次训练都用尽全身力气，无数次的摔倒，再无数次的爬起来，常常大汗淋漓，棉衣都被汗水浸透，回到住处脱下衣服，几乎可以拧出水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汗水没有白流，一个冬天过去后，终于攻克了滑雪关，我也可以和同志们并驾齐驱，在广漠的雪野上展翅翱翔了，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为了促进大家迅速提高滑雪技术，"野营"有时组织比赛，最初参加比赛我是不够格的，后来技术提高了，也高高兴兴地加入了比赛的行列。
与军事课相比，政治课少得多，只占全部学习内容的百分之三十左右。
政治课的主要内容是联共党史，也穿插讲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苏德战争的情况以及国际形势等。
主要讲课人是刘亚楼同志。
刘亚楼同志在参加了举世震惊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以后，党中央派他到苏联学习军事。
他当时正在伯力，离我们的驻地较近。
为了使我们按计划完成政治课的学习任务，他不辞辛苦，经常往来于伯力和"野营"之间。
刘亚楼同志一般不直接给我们讲课，他都是按照编写好的教材，先给"野营"的政治教员讲授，然后再由政治教员分头给我们讲。
抗联战士一般出身都很贫苦，念过书的很少，绝大多数不识字，这就给学习带来了很大困难。
在我们三营，我念过几天私塾，识字虽然不多，但比没上过学的人还算强得多，因此我这个文化教员也受到大家的欢迎。
在学习期间，时常考核大家的学习成绩，成绩优良的，给以奖励，大家的学习劲头十足，热情很高。
我到"野营"学习刚满一年，苏联继战胜法西斯德国之后，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公开对日本帝国主义宣战，随即向我国东北出兵。
当时，苏联出兵的确切消息我们不知道，但在他们出兵前已经看出了种种迹象。
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里，苏军取得抗联领导的同意，曾从"野营"中挑选了一批身强力壮、受过跳伞训练并能较好地掌握跳伞技术的同志，派到苏军的一些部队中，后来知道这是苏军为进军东北作准备而挑选的向导。
苏军出兵东北后，军事进展极为顺利，我们很快就在广播中收听到苏军解放牡丹江、哈尔滨等城市的消息。
这令人振奋的消息，一下子打破了"野营"的平静。
随之，"野营"的一切训练都停止了，大家议论的中心就是什么时候回国参战，配合苏军消灭日寇。
最初，还不敢公开讲，只是仨一帮、俩一伙地悄悄议论。
随着苏军的胜利进展，大家都有点忍耐不住了，不仅公开议论，而且纷纷去找领导，要求早日回国参战。
领导耐心地向大家作解释，告诉我们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时，我们的抗联同志，有一部分已随同苏军进入东北参加战斗了。
对我们这些暂时留下的同志，上级已有部署和安排，以后要有许多任务需要我们去完成，希望大家耐心待命，到时候会马上通知大家。
领导这样安慰我们，其实他们的心情比我们还要着急。
人同此心，全东北人民包括我们在内，同日本帝国主义整整苦斗了十四年，不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天，夺取这最后的胜利吗？
整个"野营"很快就投入了回国的准备工作。
领导先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讲了当前的形势，布置了几项工作。
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组织建设工作。
领导考虑到抗联的绝大多数同志参加革命多年，在对敌斗争中经受了十分艰苦和危险的考验，为祖国和人民立下了功勋。
许多同志过去在敌人的心脏地区和敌人坚持斗争，分散、独立活动，远离组织和领导，入党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现在，即将回国接受新的艰巨任务，为便于今后工作，决定在这些久经考验的同志当中发展一批党员，以实现这些同志多年梦寐以求的崇高愿望。
我们三营党总支，根据旅党委的决定，及时召开了总支委员扩大会议，吸收每个连的党支部委员参加，讨论了旅党委的决定，立即作发展党员的工作。
全营有二十多名发展对象，由营党总支和连党支部的同志分头找这些同志谈话。
有些同志由于文化程度低，以前只提了口头申请，没写书面申请，这回都需要补写一份，我和其他同志就忙着帮他们代写。
之后，每个要求入党的同志先后经连党支部、营党总支讨论通过，最后报旅党委批准。
潘守业、芦连丰、李桂林、李绍刚等二十几位同志这次都被批准入党。
我们在"野营"学习期间，完全执行苏军的建制，由于受人数、编制所限，所有人员的职务、级别都比在国内时压低了很多。
我们营长王明贵同志在国内曾任抗联三军三师师长多年，金日成、王效明、姜信泰等同志在国内也是师级干部，这时都担负着营长职务。
依此类推，逐级降低，许多同志都成了普通一兵了。
领导考虑到将来回国后革命工作的需要，决定为一些同志调整级别和职务，原为战士的升为班长，原为班长的升为排长。
我和三营的尹德福、夏凤林、宋殿选、芦连丰、张祥等二十多位同志被定为少尉排长。
职务和级别调整后，马上按级别换发了军装和肩章，排级干部每人发了一只撸子。
在迎接抗战胜利的时刻，为了表彰广大东北抗联战士为祖国解放事业作出的不朽功绩，领导决定给在"野营"学习的抗联战士每人发一枚抗战胜利纪念章。
正忙于战时生产的苏联工厂，为我们制作了纪念章，虽然比较粗糙，但并不影响它的重大意义，也不影响我们对它的喜爱。
同志们都把这一枚普通的纪念章看作是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最高奖赏，当作最珍贵的纪念品，爱不释手。
佩戴在胸前，感到无比荣耀，幸福的心情真比饮上一杯醇酒还要甘甜。
根据领导的统一安排，我们回国时要轻装，每人除留下身上穿的一套单军服和一件呢子大衣、一个随身带的背包以外，在"野营"学习期间使用的武器和用品，一律清点、整理好交回苏方。
按照领导的要求，我们也提前作好了准备。
这许多准备工作，都是比较复杂的，但却进行得异乎寻常的快，又是那样的有条不紊，一共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全部干净利落地完成了。
在我们进行轻装准备的同时，我们的领导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另外的重要准备工作，研究我们回国的行动方案。
当时苏联和国民党政权有约定，东北从日本手中解放出来以后，要交给国民党政权接收。
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东北人民、东北抗日联军面对强敌，坚持了十四年的抗日斗争，取得的胜利成果怎么能让国民党反动派窃取呢？
当我抗联领导同苏方协商回国接收政权问题时，苏方不得不正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联这支革命力量的存在。
经双方商定，苏方同意我们回国后，在东北已经解放的县城以上的地方，设立五十八个接收点，派抗联人员去主持接收。
每个点拟派两位负责人，为了工作方便，由其中一人到当地苏军卫戍司令部担任副司令。
按照这个方案把去各地的人员都分了组。
为了使我们在需要时能迅速回国，苏军答应用飞机随时送我们。
回国的行动计划和时间是绝对保密的，要根据苏军在东北的作战进程，分期分批走，谁也不知道是哪一批、什么时间走。
领导只向大家提出一个严格的要求：作好一切准备，只要一声令下，轮到谁谁就立即启程，上级决定到哪里就到哪里。
对于领导人的行动计划和去向我们更不清楚了。
大家都怀着兴奋和紧迫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回国时刻的到来。
在即将动身回国前，抗联领导召开了全体抗联战士大会，周保中、李兆麟同志先后作了动员讲话。
他们说，苏联红军虽然帮助我们解放了东北，但他们不能久留，将来还要撤回来。
收复失地，接管地方，建设人民的新政权，要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完成。
以后的任务更艰巨，需要大量干部。
党中央已经决定，从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派大批干部到东北来。
但当前国内交通极为不便，他们到东北还需要一段时间。
现在国民党反动派正在预谋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苏军解放了的地方我们如不马上派人去接收，就会使反动派有机可乘。
因此，党中央交给我们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命令我们先从这里就近返回祖国，先把政权接收过来。
我们的人少、任务重，每个人都要作好思想准备，去应付各种复杂、危险的情况。
领导同志说，我们是为人民而战的军队，一切都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回国后一定要严格遵守组织纪律、群众纪律，保护人民、爱护人民。
还特别嘱咐我们，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是为了帮助我们打击日本侵略者，帮助我们解放祖国和人民，我们一定要和苏军搞好关系。
他们对我国的语言不通，道路不熟，生活不习惯，我们要多给他们以帮助和配合。
在"野营"中以金日成、崔石泉（崔庸健）等同志为首的一批朝鲜族同志，也和我们一道进行准备，以后他们经我国东北回到朝鲜工作去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