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地域“阳关”地名考——兼考敦煌、河南与蜀地的“阳关”|冯异|刘秀|敦煌市|河南省|泰山|阳关|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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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除敦煌地域的阳关以外，在泰山地域、河南地域与蜀地也都有阳关存在。泰山地域的阳关在先秦时期曾先后为鲁国和齐国的重要城邑，但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泰山地域的阳关便逐渐失去了其在国家防御层面的作用并最终被废弃。而敦煌地域的阳关自西汉初期出现后便迅速走向繁荣，并一直持续了千百年。隋唐以来，有关敦煌地域阳关的文学艺术作品开始大量涌现，而泰山地域的阳关已转变为村庄，并与河南地域的阳关产生了奇妙关联。

关键词：阳关；泰山地域；鲁国；敦煌；河南

阳关是我国著名边隘，它是西域门户，是重要的战略要地，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唐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一诗中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的 “阳关 ”即指此阳关。实际上，除敦煌阳关以外，在泰山地域之中也有一个阳关存在。通过文献和实地考察，可以揭开泰山地域阳关的神秘面纱。

一、泰山地域“阳关”的出现

《说文解字》曰：“关（關），以木横持门户也。”‍通俗来说，“关”就是门闩，是为防止外部的人或物闯入而设置的闭门物件。同时，“关”也是古代中国用以镇守边塞或城池而设置的地方机构。一般来说，古代中国的县城中都设有东、西、南、北四关来镇守四方，泰安城也不例外。明万历年间《泰安州志》曰：“（泰安）城高二丈，周三里。城门有八，南关者五而正中曰岳庙门，东偏曰仰高门，西偏曰见大门。东关者一，曰东华门。西关者一，曰西华门。后关者一，曰后宰门。”‍今泰城之城区范围已远超以上四关，其镇守城池之作用也已基本丧失，只有这些“关”字地名作为社区或街道名称被传承了下来。其实，早在先秦时期，齐、鲁两国便在泰山地域内设置了诸多关隘，且以齐国设置在齐长城上的居多。据《齐文化与齐长城》所述，齐国设置在泰山地域齐长城上的关有天门关、北门关、青石关、黄石关、穆陵关等‍，这些关隘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仍起到了重要的军事防御作用。相比齐国而言，鲁国在泰山地域设置的关隘较少，阳关便是其中之一。

关于泰山地域阳关的最早记载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春秋左传》曰：“（鲁襄公十七年）齐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齐侯伐我北鄙，围桃。高厚围臧纥于防（防，臧纥邑）。师自阳关逆臧孙，至于旅松（阳关，在泰山钜平县东。旅松，近防地也。鲁师畏齐，不敢至防）。郰叔纥、臧畴、臧贾帅甲三百，宵犯齐师，送之而复（郰叔纥，叔梁纥。臧畴、臧贾，臧纥之昆弟也。三子与臧纥共在防，故夜送臧纥于旅松而复还守防）。齐师去之（失臧纥故）。”‍鲁襄公十七年是公元前556年，齐侯是当时的齐国君主齐灵公，高厚为齐国大夫。所谓“齐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是指齐国在此次事件之前曾攻伐鲁国北境而未果。“臧纥”与“臧孙”实乃同一人，为鲁国大夫，其封邑在靠近鲁国北境的“防”（今山东省费县东北）。而“旅松”与“防”位置接近，与“桃”（今山东省汶上县）同为鲁国北境邑名。“阳关”则距鲁国北境略远一些，在春秋早期便为鲁国领地，因其位于鲁国北部，故明显不是因其位居鲁国之北而得名。先秦时期齐鲁两国间大致以泰山为界，而阳关虽位于鲁国北部，却位于“防”—“桃”一线以南。据此推断，阳关应是因位于泰山之阳而得名。

相较于泰山地域的阳关，位于中国西部敦煌地域的阳关知名度更高。“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中的“阳关”指的便是敦煌阳关。关于敦煌阳关的由来，《汉书·西域传》曰：“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由此可见，敦煌阳关是在大汉王朝开辟西域后所设，因此它的设置时间不会早于汉武帝即位的公元前141年。而泰山地域的阳关在鲁襄公十七年（公元前556）时便已存在。也就是说，泰山地域阳关的历史比敦煌阳关要早至少400年，是名副其实中国最早的“阳关”。

关于泰山地域阳关的具体设置时间，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鲁文公二年（公元前625）一节曰：“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上文注解中，对“废六关”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解释，其中以认可设置阳关等六关这一解释占主流。笔者亦主张后说，因为在《春秋左传》及其它史书当中未见在此之前的关于阳关记载，而在“废六关”之后，关于阳关的记载才开始屡次出现，前者之解释与后来的历史记述相矛盾。依后者说，泰山地域的阳关应是在臧文仲在世期间（？-公元前617）或鲁文公二年（公元前625）之前所置。那么泰山地域阳关的历史较鲁襄公十七年（公元前556）又可以向前推至少69年。另外，通过“文仲置之以税行者”之记述可知，阳关曾是鲁国过往贸易商路上的重要节点，而文中所谓臧文仲所行“不仁”之事，所指并非其设置阳关等六关之举措，而是其在此六关征收过关赋税的不义之举。

泰山地域阳关古邑的今址位于泰安市区东南大概60里处的阳关村，这里东临徂徕山，西靠大汶河，从此地往北的平原地带较为狭窄，而往南则是大片平地。因此，从战略位置上来看，若是阳关失守，阳关以南的广大地区将无险可守。鲁国大夫臧文仲正是意识到此地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才决意在此设关，如此一来，在齐国攻打鲁国北部边境之际，鲁国既便于从阳关抽调兵力前往支援，又可在前线战局不利的情况下积极组织防御。

此外，在先秦时期的齐国境内还有一个锦阳关，与青石关、穆陵关并称为齐长城“三大关隘”。不过，现有的大部分锦阳关长城并非古齐长城，而是清同治年间为防御捻军‍入侵而修建的清长城。锦阳关又称“通齐关”，地处齐鲁交通咽喉，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也是齐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关口。齐长城研究专家张华松指出：“锦阳关何以得名，无文献可证，我以为当由地近阳关的缘故，本名‘近阳关’，讹为‘锦阳关’······因阳关为要塞，阳关之北的另一要塞也就得名‘近阳关’了。”‍此处所言之“阳关”便是鲁国阳关。

除齐鲁大地外，在巴蜀地区也有一个阳关，其历史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华阳国志》云：“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扞关、阳关及沔关。”‍《四库全书》藏《水经注·江水》云：“江水东迳阳关巴子梁，江之两岸，旧有梁处，巴之三关，斯为一也。”‍据此可知，此阳关乃古巴国重要的战略要地。在巴国、楚国相继灭亡之后，该关曾一度被废弃，进入三国这一分裂时期后又被复置。《华阳国志》云：“延熙中，车骑将军邓芝为都督，治阳关。”‍“延熙”为蜀汉后主刘禅在位时期的年号，可见此阳关在三国时期也是蜀国重要的战略要地。而在蜀国灭亡后，该阳关便逐渐走向没落。总体而言，巴蜀地区阳关的知名度在先秦时期不及泰山地域的阳关，在三国时期又不及敦煌地域的阳关，故知之者较少。

二、阳虎与泰山地域的“阳关”

除上述记载以外，泰山地域的阳关在《春秋左传》中还有数次出现，且均与一位名叫“阳虎”的人物密切相关。阳虎（生卒年不详）为鲁国人，起初是鲁国季孙氏（季平子、季桓子）的家臣。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阳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怀”‍，进而开始逐步把持鲁国国政。“（鲁定公）七年（公元前503），春，二月，周儋翩入于仪栗以叛（仪栗，周邑）。齐人归郓、阳关，阳虎居之以为政（郓、阳关皆鲁邑，中二于齐，齐今归之。不书，虎专之）。”‍文中并未说明齐国为何会将叛鲁的郓、阳关二邑归还鲁国，从上下文关联来看应是齐国受到周儋翩叛周事件的影响而作出的回应。阳虎接管郓、阳关二邑一事也从侧面反映了他当时在鲁国的权力地位。

尽管如此，阳虎并未满足于既得的权力地位，他还有更大的图谋。鲁国国君鲁桓公生有四子，在其死后嫡长子成为鲁国国君，即鲁庄公。鲁庄公即位后将其余三兄弟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也都封为卿大夫，很快他们的后代在鲁国形成了一个庞大集团，史称“三桓”。鲁定公八年（公元前502），迫切想清除“三桓”势力的阳虎在设计诱杀季桓子未果后发动叛乱，在鲁国国都与孟孙氏所率军队间展开激烈战争，落败后“阳虎入于讙、阳关以叛”。‍紧接着，鲁国军队于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六月“伐阳关（杜注：讨阳虎也），阳虎使焚莱门（杜注：阳关邑门）。师惊（鲁师惊骇），犯之而出。奔齐（阳虎因鲁师之惊，突围出而奔齐），请师以伐鲁，曰：‘三加，必取之（谓三加兵于鲁，必取鲁）’。”‍

通过对以上史料记载的分析可知，阳虎之所以将阳关作为反叛大本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此驻扎，若能取胜的话则可继续向鲁国国都方向进逼，万一不能取胜，可就近逃往北面的齐国。后来，阳虎战败后果然逃到齐国，并向齐侯请求三加兵于鲁。齐侯最初考虑接受阳虎的伐鲁请求，不过由于齐国大夫鲍国以“三桓”一心效忠鲁国，鲁国国内并未产生分裂，此时不宜贸然出兵伐鲁为由阻止齐侯，接着又以阳虎在鲁国时曾图谋杀害其家主季桓子之事相告，以若是将阳虎留下恐祸乱齐国来说服齐侯。齐侯最终接纳了鲍国谏言并放弃重用阳虎。之后身处险境的阳虎又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从齐国逃到了晋国，后被晋国大夫赵鞅收留。此后阳虎尽心辅佐赵鞅，使晋国继续维持强大的同时，也为后来三家分晋时赵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阳虎曾辅佐的季氏一族在鲁国的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像田氏在齐国一样的大患。如此看来，之前阳虎欲铲除季氏的行为仿佛是在有先见之明的情况下做出的忠君之举，也使人不禁质疑史书中对阳虎这一人物的记述是否完全公正。

三、泰山地域“阳关”的废弃与敦煌“阳关”的兴盛

《春秋左传》记述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终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而鲁国是鲁顷公二十四年（公元前255）为楚国所灭。那么《春秋左传》未记述的这两百多年的历史中，泰山地域的阳关情况如何呢?《资治通鉴》曰：“（周烈王）三年，燕败齐师于林狐。鲁伐齐，入阳关。魏伐齐，至博陵。”也就是说，在周烈王三年（公元前423）齐国败于燕国的背景下，鲁、魏两国趁机伐齐，且鲁国最终攻入了阳关。如前文所示，阳关在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时尚为鲁国领土，为何后来鲁国会伐齐取阳关呢?只能说明，在周烈王三年（公元前423）前的数十年间，阳关曾在齐、鲁两国间易过手。这一时期的鲁国国力已衰，因而常受到齐国的征伐。而此次鲁国伐齐之举，也正体现了阳关之于鲁国的战略重要性。

另《博物志》云：“齐，南有长城巨防、阳关之险；北有河、济，足以为固；越海而东，通于九夷；西界岱岳、配林之险，坂固之国也。鲁，前有淮水，后有岱岳、蒙、羽之向，洙、泗之流。大野广土，曲阜尼丘。”《博物志》主要介绍的是春秋之后包括齐、鲁在内的十二正国的山川地泽之概况，而“阳关”出现在了关于齐国的介绍之中，据此推断在战国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齐国都对鲁国形成了强势压制，并长期占据了阳关。

不过最后消灭鲁国的并非齐国。楚考烈王八年（公元前256），楚国灭鲁，鲁国亡。在鲁国疆域归入楚国的这段时期，未曾出现关于阳关的记载，统一六国后的秦朝及之后的西汉时期也是如此。泰山地域阳关再次出现是在《后汉书》中。其文曰：“泰山郡（高帝置，雒阳东千四百里），十二城，户八千九百二十九，口四十三万七千三百一十七。奉高有明堂，武帝造。博有泰山庙。岱山在西北。有龟山。有龙乡城。梁甫侯国，有菟裘聚。巨平侯国，有亭禅山，有阳关亭。”

汉代沿袭了秦代的郡县制度，县下面的地方行政单位为乡、亭、里。《汉书·百官公卿表》曰：“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也就是说，先秦时期作为鲁国重要城邑的阳关，在汉代时已转变成为泰山郡内略高于“里”的阳关亭，其行政级别、战略地位及重要性均较以往大大降低。

《后汉书》之后，又有《水经注》曰：“汶水又西南迳亭亭山东，黄帝所禅也。山有神庙，水上有石门，旧分水下溉处也。汶水又西南迳阳关故城西，本钜平县之阳关亭矣。阳虎据之以叛，伐之，虎焚莱门而奔齐者也。”此文之“钜平”与《后汉书》中所书“巨平侯国”之“巨平”为同一地点。钜平县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开设，隶属泰山郡。这就明确了阳关在汉代时的具体行政区划为泰山郡钜平县（东汉为巨平侯国）阳关亭。另据《水经注》中对“阳关故城”的记述可知，先秦时期鲁国的阳关城邑至北魏时期已然废弃。《水经注》又曰：“淄水又西经阳关城南，西流注于汶水。汶水又南迳钜平县故城东，而西南流，城东有鲁道，《诗》所谓‘鲁道有荡，齐子由归’者也。”由此文可以断定，至少在《水经注》成书的北魏时期，钜平县仍然存在。另据“汶水又西南迳阳关故城西，本钜平县之阳关亭矣”之记述可以确定，阳关在北魏郦道元时期便已不再是“亭”。而“阳关故城”与“本钜平县之阳关亭”之记述，均佐证了秦汉以来泰山地域阳关没落的不争事实，自此之后至唐、五代时期的史料中更是几乎找不到关于泰山地域阳关的记载。

在泰山地域的阳关走向衰落后不久，敦煌阳关开始出现并迅速走向了鼎盛。汉武帝时期在西域“列四郡，据两关”，四郡为敦煌、酒泉、张掖、武威，二关为玉门关和阳关。日本学者日比野丈夫指出，两汉时期，统治者在作为敦煌前进基地的阳关附近设置龙勒县，玉门关与阳关皆属于该县管辖。不过与玉门关相比，阳关距离敦煌更近，在地理和政治上的优越性使其成为西域交通的主要起点。但到了东汉以后，史书中出现的作为通往西域门户的记载都是玉门关，而关于阳关的记载则越来越少，因此推断东汉末期的阳关可能被废止了。

至西晋时期，统治者在阳关设县，与龙勒县相邻，同列为敦煌郡下的属县。当时的阳关地处绿洲地带，具备“广田积谷”的条件，成为过往商旅和东伐军队的重要补给站。至北周时期，阳关仍具有重要的交通地位，不过至唐代时已是仅“基趾见存”的状态。彼时的阳关因失去扼守边境的职能，已成“废关”，但阳关城仍然有人驻守，很可能还有居民生活并饲养牲畜，这也意味着敦煌阳关的交通道路依然顺畅。自北周统治者将玉门关东迁至今瓜州地区以后，阳关不仅与旧玉门关西通西域，同时还与新玉门关一同南达吐谷浑，是保障瓜沙地区西部与南部防线的重要屏障。相较于玉门关而言，阳关在“废关”之后战事较少，故来往交通非常顺畅，自此开始，西域敦煌的阳关开始在史书及文学艺术作品中频繁出现。北周诗人庾信《重别周尚书诗二首》其一云：“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唯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其《拟咏怀二十七首》之（十）云：“悲歌渡燕水，弭节出阳关。李陵从此去，荆卿不复还。故人形影灭，音书两俱绝。遥看塞北云，悬想关山雪。游子河梁上，应将苏武别。”而本文开篇提到的唐代大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是歌咏阳关最有名的代表作，因此诗意象太过凄美，故后人将其谱成乐曲传唱，成就了边塞送别名曲《阳关三叠》，也称《阳关曲》或《渭城曲》。千百年来，《阳关三叠》被人们广为传唱，成为“中国十大古琴曲”之一。

《阳关三叠》的流行带动了一大批吟咏敦煌阳关古诗的出现，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先以六韵寄之》云：“病容衰惨澹，芳景晚蹉跎。无计留春得，争能奈老何?篇章慵报答，杯宴喜经过。顾我酒狂久，负君诗债多。敢辞携绿蚁，只愿见青娥。最忆阳关唱，真珠一串歌。”李商隐《饮席戏赠同舍》云：“洞中屐响省分携，不是花迷客自迷。珠树重行怜翡翠，玉楼双舞羡鹍鸡。兰回旧蕊缘屏绿，椒缀新香和壁泥。唱尽阳关无限叠，半杯松叶冻颇黎。”由此可知，《阳关三叠》在唐代就已十分流行，而这一时期，泰山地域的阳关则一直比较沉寂，二者境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四、五代以后泰山地域的“阳关”村

自唐、五代以后，北宋和金代正史及宋人王存撰《元丰九域志》等地理志书中均未出现关于泰山地域阳关的记载。这一时期能查到的唯一记载泰山地域阳关的史料是“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所撰的《石氏墓表》，该墓表中介绍了许多徂徕石氏一族的婚娶信息，其中有“（石介）长伯父娶阳关朱氏，无嗣，一女适刘聚，湘、筠，其甥也。”与“（石介）三叔娶阳关薛氏，女二人，长适申村姜文，次适进士卢淑”之记载。墓表所记婚娶信息里出现的都是村名，因此这里的“阳关”即是阳关村。墓表中另有言曰：“吾祖初迁而南，得邑曰乾封（后改奉符），乡曰梁甫，里曰云亭，村曰商王。”商王村即今泰安市泰山区徂徕镇桥沟村与北望村所在地域，因阳关位于梁甫与商王之间，据此可以确定，宋初时期阳关村与商王村均是归梁甫乡管辖的村庄。

宋初到明代以前的史料中，均未出现关于泰山地域阳关的记载，不过在明清时期的诸多泰山方志中，阳关有多次出现，且以“阳关故城”出现的频次最多。譬如《泰山道里记》曰：“又西南过博县故城南，右汇北汶而南折。循徂徕西麓，过阳关故城西。至大汶口东纳柴汶，本名小汶。大小二汶交流，又西南经东平、汶上界入南旺湖。”而作为行政区划的阳关村出现的频次较少。明弘治年间（1488-1505）《泰安州志》中的“县、乡、镇、保”名单中均没有阳关出现，明万历年间《泰安州志》中记载的“县、乡、保”名单中亦无阳关。清朝初期的泰山方志中亦是如此，直到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泰安府志》所记载的比“里乡”更下一级的“社”名单中，“阳关”才再次出现。之后，在清道光八年（1828）《泰安县志》中，“阳关”则成为“中正乡十一地方”之一。而在民国十八年（1929）《重修泰安县志》中，阳关又被划为“梁父区”内的“阳关地区”。“阳关地区”内有十个自然村，分别是“乡城、房村、西西住、东西住、东杨庄、南滕村、北滕村、西杨庄、南杨庄、马家滕村。”

五、泰山地域“阳关”与河南“阳关”之关联

今泰安市东南部有南阳关和北阳关两个行政村，南阳关村民聚居区紧靠大汶河，而北阳关村民聚居区则相对靠近徂徕山。笔者前去调查时曾询问两村内许多村民：“阳关故城在哪里?”竟无一人知晓村里曾有一座阳关城，自然也无人知晓其具体位置所在。在南阳关村南面有一条小溪，自东向西流淌并最终注入牟汶河，笔者在该小溪与牟汶河交汇处北侧找到一段残留的古老土墙，其下部是坍塌堆积而成的土堆，最上面还留有些许矗立的墙体。询问一位路过此地的年近七旬的冯姓村民后得知，这段古老土墙自他孩童时候便有，只是不知其具体为何物。结合《春秋左传》和《水经注》等史料中对阳关和阳关故城的记载分析，笔者推断这段古老土墙便是阳关故城残留遗迹，只是因为该城已荒废上千年，故早已被居住在那里的村民遗忘。

另外，笔者在南阳关村村口发现了一块介绍该村的碑，该碑正面刻着“南阳关”及其拼音，背面则刻着：“据传，东汉初期建村于阳关城南关，故名‘南阳关’。”不过，从《石氏墓表》和明清时期的泰山方志记载来看，北宋时期尚只有一个阳关村，之后才分化为南阳关村和北阳关村，说东汉时期出现“南阳关”村显然不太合理。通过《石氏墓表》中对阳关的记载可知，在北宋时期的阳关村内曾有朱、薛两姓族人居住，但是现在的南阳关村和北阳关村内已皆无朱、薛两姓族人存在。不过在距离南阳关村不远处有薛庄和朱家庄，不知其村庄的历史是否与之相关。如今居住在南阳关村内最多的是冯、杨两姓村民，还有若干巩、岳、程、李姓村民。据民间所传，南阳关村杨氏的历史悠久，是从“阳”姓演变而来，只是笔者没能找到该村杨氏家谱，故尚无法证实。据《春秋左传》记载，鲁国大将阳虎及其从弟阳越曾长期活动在阳关地区，或许南阳关村杨氏便是阳虎所属阳氏一族的后裔，之后“阳”姓又改为了“杨”姓。

笔者在南阳关村还寻得一部民国三十八年（1949）续修的冯氏族谱，其开篇的《冯氏族谱·序一》曰：“盖徂徕之阳、汶水之东有古阳关者，虽间有他族而冯姓居多，实系冯异之苗裔也。何也，想异祖当侧陋之时躬耕南阳，救驾之功不在兹乎?迨后登庸身居汉朝，与攀龙辅凤同扶汉室尔。时之谦光迄今近两千余年矣，而大树将军之名谁不知也。即惜因唐世之乱，旧谱已失，世远年湮，难以追叙，自逊祖以上失传，以下又有十余世矣。”之后的《冯氏族谱·序二》曰：“徂徕之阳、汶水之东有古阳关庄，里北有冯氏族林一区，创自汉时，内有异祖之墓迹可考。而冯姓居多，绵延太盛，散于邻乡外县者广矣，若沂州府，若即墨县，若专社庄，若茅茨庄，始祖讳得芬，若十里河庄，始祖讳太运，若白塔庄，若良庄，若大吴庄，淑盛不计其数，俱有碑记可证，皆系异祖之苗裔也······又到明末清初造荒之年，徂徕山前南北有四十里之遥，不闻鸡鸣犬吠之声十余年矣。今以祖逊公祖居南阳关庄，传至于今亦数千余家，子孙昌盛绵延。”两序皆为民国时期冯氏后裔撰写，文中所提“大树将军”便是东汉名将冯异。经调查，阳关村民皆知冯氏始祖为东汉名将冯异，也都知晓一则冯异（也叫冯傻子）救刘秀的传说。其传说内容大体为：刘秀下南阳时曾遭遇追兵，在走投无路之际，碰巧在一旁从事农耕作业的冯异犁出一条土沟将刘秀埋在了里面。追兵赶来之后问冯异，他回答没看到任何人来过。待追兵离去后，冯异急忙将刘秀从土里挖了出来。刘秀喘着大气，说自己方才在土里快憋死了，幸亏有一只蝼蛄在他鼻前钻出一条空隙，靠着呼吸空隙里的空气，才侥幸活了下来。后来刘秀带领起义军屡战屡胜，最后成功光复汉室并当上了皇帝（汉光武帝），为了答谢之前的救命之恩，刘秀便将冯异册封为大将军。

查询资料后得知，刘秀确实曾到过阳关。《后汉书·光武帝纪》曰：“更始元年（23）······（王莽）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将兵百万，其甲士四十二万人。五月，到颍川······光武将数千兵，徼之于阳关。”只是这里提到的“阳关”并非泰山地域的阳关。既然是“到颍川”，其所指“阳关”当是在河南境内，也就是“南阳”之关。《后汉书》中也确实有关于冯异的人物列传，但介绍的皆是冯异作为军事指挥家的光辉事迹，并没有关于其从事农耕并救刘秀性命的记载。《后汉书·冯异传》开头便言：“冯异字公孙，颍川父城人也。”也就是说，冯异本是河南颍川（今河南禹州）人。笔者推断，南阳关村冯氏族谱中所说的始祖冯异应是对其大历史的追溯。据该族谱记载，目前南阳关村冯氏族人能确切追溯到的始祖是明末清初时期的冯逊，不过该村冯氏族人移居此地的历史要更长，据《冯氏族谱·序二》曰：“有元世至治（“治”字多余，笔者注）正年间之墓迹，有明世洪（应为“弘”）治年间之墓迹。”可惜由于阳关村冯家林在文革期间被破坏，现已找不到相关实物证据。

北阳关村的规模和村民数都不及南阳关村，现村内居住最多的是蒋、冯两姓村民。笔者在该村寻得一幅民国时期续修的蒋氏家谱卷轴。据卷轴记载，北阳关村蒋氏始祖为蒋德业，只是卷轴中未说明具体是哪个年代之人。据该村年过七旬的蒋相昌大爷介绍，北阳关村蒋氏是从附近的西南望村迁来，遗憾的是西南望村蒋氏家谱现已遗失。按照民国时期北阳关村蒋氏传到第14世推算，始祖蒋德业应为明末清初人士，也就是说，北阳关村的成村年代不会早于明代。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泰山地域的阳关是中国最早出现的“阳关”，曾先后是先秦时期鲁国和齐国的重要城邑。但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其在国家防御方面的战略作用迅速丧失，地位也开始逐渐下降。两汉时期，这里曾一度成为泰山郡钜平县（东汉为巨平侯国）内的阳关亭，但是到了北魏时期已不再是“亭”。到北宋时期，成为乾封（后改奉符）县梁甫乡内的阳关村，再后来又分化为南阳关和北阳关二村。

自西汉时期敦煌阳关设立之后，便与玉门关一同成为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关口，并一直兴盛至隋唐时期。宋代以来，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敦煌阳关逐渐荒废并最终被黄沙掩没，不禁使人感叹沧海桑田。而以敦煌阳关为背景创作的《送元二使安西》与《阳关三叠》等优秀文艺作品直到现在仍广受大众喜爱，敦煌阳关之美名也将继续长久流传。

除泰山地域的阳关与敦煌阳关外，在河南颍川也有一个阳关。刘秀与“大树将军”冯异曾在河南颍川的阳关征战，只是冯异未曾到过泰山地域，但在泰山地域阳关村的冯氏族谱中却将“大树将军”冯异奉为始祖，而且在当地民间还广泛流传着冯异救刘秀的传说，由此泰山地域的阳关与河南颍川的阳关便产生了时空交错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