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先生《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三联版跋题为《鲁迅与“向下超越”》，文中谈到，伊藤虎丸先生本来不知如何理解鲁迅的超越力量，而在读了《死火重温》一文之后，“终于可以确认鲁迅的世界里的确存在着一种超越性的视角——但与基督教的向上超越不同，鲁迅向下——即向‘鬼’的方向——超越”。由汪晖先生与伊藤虎丸先生的反复讨论与相互影响催生出的“向下超越”说已经在鲁迅研究界被广泛使用，它不仅对于理解鲁迅，甚至对于理解整个中国文化，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角度。为了研究中国思想的宗教性，前辈学者曾有“内在超越”“内向超越”等说法，晚近学者又有“中道超越”“情感超越”诸新论。汪晖先生借助鲁迅思想讲出的“向下超越”可谓独树一帜，初看上去也颇不易晓。直到《历史幽灵学与现代中国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这篇长文，通过对《故事新编》研究全面展开他对“向下超越”的论述，不久后又完成了解读《补天》的《创世者与反神话——重读〈补天〉》，虽然后面的七篇尚未完成，但向下超越的理论终于露出了其大致的面貌。

鬼眼对日常秩序的打破

汪晖说：“‘鬼眼’是一种向下超越的视野，通过逼视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和普遍信念，让世界、自我和道德关系裸露出本相。”他在《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一书中又进一步总结了鬼的几个特征：“一，鬼超越人与物之界限；二，鬼超越内与外的界限；三，鬼超越生与死的界限；四，鬼超越过去与现在的界限。”我还会加上一条：鬼超越了善与恶的界限。鬼是否有神秘力量，常常与其生前的善恶不成正比。恶人死后可以成正神，善人死后却未必不作祟。所以，这种“超越”，确实并非高出于自然世界与日常生活的那种神性超越，而是对生活秩序和结构的打破。一定要从字面上理解，这种“超越”恐不能视为对transcendent的直译，因而与后者的含义相差颇大。但transcendent一词中所包含的文明智慧与巨大力量，在这种鬼眼中却丝毫都不缺乏。

鬼者，归也。鬼本来就是死去的人，因而也始终保留了人的许多特征；但既然已经死了，就只能以异于人的形式在场。人们对于亲近之人的鬼魂，常常不仅是不怕的，甚至在情感上非常期待。可是许多鬼故事又总是告诉我们，即使再亲密的人之间，也存在死生异路的问题，所以志怪小说中的人鬼恋大多无法持久，亲人的鬼魂仍然会带来伤害。人们对鬼的态度，首先必然会伴随着对待死亡的态度，所以无论中外，鬼带来的直观感觉都是阴森恐怖。但同时，鬼的在场又代表着对历史的记忆和生命对死亡的抗拒，因而又必然带着对过去生活的体会，并由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生生不息的关联，构成绵延不绝的历史感。所以，正如汪晖所言“鬼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结合体，是现在与过去在我们的行为和思想中的汇聚，其未来性是在完全不同的形态中展开的。鬼不是我们的灵魂，而是已死的历史的在场，即我们自身，我们即未来之鬼。这是一种独特的无法区分过去与现在的感知方式，一种革命性的生生观”。

西方传统中也未尝没有颇为类似的魔鬼之眼。但汪晖敏锐地意识到，“与但丁不同的是：鲁迅描写的不是鬼神和地狱的世界，而是现实的人的世界”。魔鬼并不是历史的组成部分，与人不是同类，而是颠倒过来的神，是恶的原则，是对存在的否定，它从反面激发出存在的神圣意义，和神一起在历史之外监管历史。而鬼眼，则往往并不像魔鬼之眼那么令人惊悚，是生命展开中诡谲莫测的阴气，是美女凄迷背影中的幽怨，是冷峻历史的自我反讽。鬼，并不是作为不同于肉身生命的形态来否定生命、反观生命的，而是在生命之外的生命，在历史之外的历史，通过生命本身的极端形态来展现我们看不到的面相。这就是为什么伊藤虎丸能够通过鬼理解终末论，但这不是作为时间绝对终点的终末论，而是使每个生命盖棺定论的终末论。

所以，鬼与生人的每次照面，并不是对现实生命的诅咒，而是对生命中充满的平庸、市侩、僵化、冷酷、虚伪的诅咒，就像饱经风霜又已逍遥世外的老者对满腔热血、天真无知的后辈的斥责与警醒，是久远的过去突然现身，给身在彀中、懵懵懂懂的人们当头棒喝。鬼的超越性力量，就来自历史的超越性力量，但鬼又在超越历史。但和向上超越不同的是，向下超越的用意并不是告诉我们，只有在现实之外才能寻找到意义，它恰恰是让我们打破现实生活中那些虚伪的东西，回到现实生命本身。所以，历史中的鬼眼虽然是隐藏在背后的，它却是意义的灵魂所在。但是吃了过多血食的鬼一旦变成神，意义一经构成，它必然会有一个外在的表现形式，这个表现形式经过一段时间就可能被固定化、教条化，以致超过其意义本身，变得虚伪可憎，有待于新的鬼眼来看穿这些虚文。这正是鲁迅不断革命的意义。

创世神话《补天》中的鬼眼

汪晖先生“反抗绝望”时期关于鬼和向下超越的论述之所以还不够充分，主要是因为鲁迅在小说与杂文中关于鬼的零星描述还不够系统，有赖于在鲁迅晚年的《故事新编》中全面呈现出来。汪晖指出，《故事新编》是鲁迅唯一一本不是按照写作顺序，而是按照文中呈现的年代次序编排的小说集。虽然写于不同时期，每篇相对独立，但它却构成了一本体系性的历史小说。虽然《故事新编》中直接讲鬼的篇章并不多，只有《铸剑》和《起死》两篇，似乎都不像《女吊》《无常》等杂文中鬼气森然。但正是在《故事新编》的这种历史性写作中，无时无刻不在闪动着一双鬼眼。

汪晖不厌其烦地呈现那个时代学术界对古史的重新认识，尤其是对待古史中神话成分的不同态度，而《故事新编》就是“古史新辨”，鲁迅介于陈汉章与顾颉刚之间，代表了理解古史的另外一种态度。但鲁迅最关心的，并不是古史是否真实，他也无意在疑古与信古之间选择立场，他关心的是历史的意义。《故事新编》有意的“油滑”腔调使历史叙事呈现出奇异的时间结构，过去与现在相互交织，鬼眼随时闪现，而不像古代正史或现代学者那样刻意隐藏。

在其第一篇《补天》当中，女娲被呈现为一位极尽华美的女神形象，但又有着真实的性感与欲望，她甚至在抱怨无聊，而且正是无聊中的无意之举，使她偶然造出了人类——正如父母的一次偶然亲热造就了后代。中国究竟有无创世神话，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且关涉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大问题。鲁迅选取在正经正史中相当边缘的女娲形象，用她来讲中国的创世记，却是以大异于一神教模式的语调和方法来讲。汪晖说：“对于历史的书写者或历史的主体而言，她是一个必须被逐出她所创造的世界的非人，或者说，一个非历史的人或一个非神之神。”女娲呈现出的那些真实的人性，使她这种非历史性与一神教创世记的非历史性全然不同。上帝在历史之外，在时间之外，不是人，而是神。但女娲虽在历史之外，却比历史更真实，更具时间性，甚至有生有死，有无聊与疲惫。在历史之外，所以女娲并不为人类的这些尔虞我诈负责；充满生活的真实，所以女娲又是一个永远的在场。她和人的关系，不像创世者和被造物的关系，却更像祖先和儿孙的关系，虽经背叛和失望，却不忍惩罚，反而还要为他们补天。当人类终于记住了女娲的名字，并因为女娲那隐隐约约的传说，去寻求海上仙山的时候，女娲也以鬼的形象出现在了人类的记忆之中。这历史正是女娲的历史，为女娲所创造，为女娲所嘲讽，却也和女娲息息相关。所以汪晖如此终结对《补天》的解读：“这是反起源的起源，反历史的历史，无聊中的创造力，牺牲者对于一切丰碑的嘲讽，近乎‘支持不住’的行动中潜藏的巨大力量，以及与为占有而缠斗的历史截然不同的未来性。它们坚实地存在着，却并非已经被命名的存在物，因此，需要幽灵之眼穿透存在物以探索存在本身。”

渗透着浓重海德格尔气息的结束语，点出了鬼眼在《补天》这样的创世神话中的意义。就像在鲁迅其他小说中一样，《故事新编》呈现出的人类生活充满了嫉妒、仇视、乞求、阴谋、诡计、战争、背叛，尤其是虚伪，让人极为失望。但这绝不意味着女娲的造人是错误和无意义的。这是人类生活和历史的本来样态，女娲从未因此而后悔造人，并且毫不犹豫地去炼石补天。然而，文明的意义就在这样的历史当中。鬼眼拒绝虚伪，更不接受虚无。

汪晖先生长期以来坚持不懈地清除对鲁迅的种种误读，在他那看似拒绝中国传统的态度中，发现中国文化传统最本真的精髓，从而也是最强大的生命与文明力量，这种力量，正是“向下超越的鬼眼”，督促着文明历史的日日新，或可概括为《破恶声论》中那句振聋发聩的话：“伪士可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