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疑似南方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通报的一起教学差错引起网友热议：今年5月10日《Pediatrics》课程上课前，授课的俞莉老师发现其科室的患儿病情危重，疑似脑出血，遂留下来紧急处理，导致未能及时赶到教室，上课迟到29分钟，最终被认定为教学差错，予以扣除当月奖金、全校通报批评以及取消年度考评评优评先资格。
如果我写一本当代的《20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事儿一定会收录进去。
僵化的体制，一定会不断地制造荒诞的现实，这点我们一向深有体会。但这件事情发生在大学里，又是在医学系，就让我们对官僚体制之荒诞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医学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因为它承担着人道主义的责任。
也正因为如此，医生这个职业承载了人类的一种基本人伦原则：它需要超越一切行政框框和权力利益纠葛，也超越了道德——救死扶伤拥有着一种独立的豁免权。
所以医生有着希波克拉底誓言，是要求医学的学生入学的第一课就要学习并正式宣誓的誓言：
古希腊的誓言全文在此就不列了，我只引用一下新的誓言。
1988年美国医学化理学家E.D.彼莱格里诺和D.C.托马斯马在《为了病人利益》一书中根据医学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提出了“一个医生所承诺的促进病人利益的义务”，这被西方国家许多医学院校采用来作为医学生毕业时需背诵的誓词，有人称为“后希波克拉底誓言”。开篇第一条如下：
“将病人的利益置于我专业实践的中心，并在情况需要时置于我自己的自我利益上。”
南方医科大学的这位教师，的确是践行了誓言，我们要对她致以崇高的敬意。
然而再崇高的敬意，遇上官僚化、衙门化的这堵墙，都得撞个头破血流。
大学的核心应当在于学术，因此大学的权力来源也是学术。正是这种学术独立的权力，才能铸就学术自由，让教师们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从而完成大学的使命——引领人类探索真理。
然而在现实中，大学早已蜕变为一个个的官场延伸、体制机器和衙门机构。
北京师范大前校长钟秉林就在2012年说过：“大学去行政化关键是去衙门化”。
大学行政化指的是行政机构的权力过大，导致大学本末倒置：本来核心是教师、教授、学者们，行政化之后学校的核心却转移到了行政机构、官员这里。
大学一切资源本来应当围着教授和学术转，行政化以后资源却集中到了行政管理机构周围。
本应是“教授治校”，现实却是“官员治校”。
所以，行政机构把教授们“管住了”，教授们不仅失去了学术自由，反倒成了行政权力的“提线木偶”。
那根“线”，就是评职称和各种能拿捏他们的手段。
南方医科大学的新闻就体现了那根“线”的威力。任你再遵守医学誓言、再有学术尊严和职业尊严，权力之“线”都会仅仅勒住你的脖子，想怎么拿捏都是行政机构说了算。
比如职称，对于大学老师来说，不仅意味着晋升的通道，而且与收入直接挂钩。
对于青年教师来说，职称甚至要关系到能否继续留下来。这种压力可想而知。
所以，教师们被迫把大部分精力让给评职称的那些高难度条件，无暇关注学生。教学质量本来是大学的生命线，却变成了相对比较次要的存在。
评职称的背后则是权力，因为大学的权力集中在有行政级别的官员身上，这就让本来单纯的学术和教学，变得复杂而畸形。
职称腐败、学术腐败、近亲繁殖……在衙门化的大学体制下，这些问题根本就无法得到有效的制止。
教师们的心态，也因此受到影响。现在大学教师普遍围着行政机构转、围着权力和金钱转，教师俨然成了“副业”，搞权和搞钱才是正事儿。
甚至一些教师都不甘于做教师，想尽办法往行政机构钻。
这种体制下，真正有志于搞科研、学术的理想主义者也总是受到打击。比如科研项目就往往要经过“科研处”这个行政机构审查，一下子就让科研戴上了官员权力的枷锁，而且失去了科研本应有的尊严。
作为一个官僚机构的“科研处”，其拿捏科研项目真的会以科学为标准吗？大家可以自行想想。
凡是有权力的地方，就是靠关系，大家都懂。
很多大学教师在这种体制下已经完全蜕变了，开假发票骗取经费的事情也屡见不鲜。教师热衷于搞发票弄钱的心思远高于搞学术和教学，甚至还以此为荣。
南方医科大学这事儿，看表面是官僚机构的僵化，不够灵活，但本质上就是大学的衙门化导致的：
他们根本没有心思也没有意愿多看一眼所谓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也不会考虑什么医学教师的特殊性，因为早已习惯了衡量一切价值的就是权力和金钱，“原则”二字早已沦为笑话。
所以我认为根本就远不止僵化的问题，而是衙门化之下导致集体堕落的问题。
在劣币驱逐良币的体制下，凡是围着权力转、有职位有权力的教师，往往会春风得意；而那些性格耿直、不擅长搞关系、坚持原则和理想的教师，则通常会受到排挤。
那位医学教师错就错在没有“审时度势”、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草率对待病人。这样一位坚持原则的教师，我猜测在日常生活中多半也是不会钻营关系的人——不罚你罚谁？
大学衙门化，其根源又在哪里？值得深思。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