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提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之所更居也，各建国数百千岁。”
河东、河内、河南，分别对应的是今天的山西省西南、河南省北部以及河南省南部这个“三河之地”。
后来的考古发现证实司马迁所言非虚，上述地方分别发现了陶寺遗址、殷墟遗址以及周王城遗址。但问题在于，夏朝的遗址—夏墟又在哪里呢？
先秦文献对夏墟的地理位置记载，出现了严重分歧。
古本《竹书纪年》说“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括地志》补充道：“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左传》却说“分唐叔以大路……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杜预在注解道“唐虞及夏同都冀州。”
杜预说的冀州，指的是“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也就是如今考古发现的陶寺遗址所在的晋南一带。
1959年，著名考古泰斗徐旭生在梳理了所有先秦文献关于夏朝地望的记载后，发现古人对夏墟的历史记忆，集中在了两个地方，即：晋南和豫西。
天意弄人，正当徐旭生先生分别赴晋南和豫西开展夏墟调查时，晋南的考察却因为麦收没有成行，而豫西的考察则发现了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发现之初，徐旭生根据汉代文献判定该处遗址为汤都西亳，这个观点一度得到了多数考古工作者认可。此后，晋南也发现了陶寺遗址，从地层关系上判断，陶寺文化不仅早于二里头文化，而且进入了龙山文化时代，所以，陶寺遗址发现时，被判定为早期夏文化遗存。
由此，除了史书的争议，陶寺和二里头也陷入了究竟谁才是“夏”的争议纠葛中。1977年，在登封告成王城岗遗址发掘现场会上，邹衡教授力排众议，提出：龙山文化不属于夏文化，二里头代表夏王朝遗存，汤都在郑州商城的观点。
进入八十年代，碳十四测年技术发现二里头遗址大部分数据覆盖了文献推测的夏纪年范围，而龙山时代则远远早于夏纪年，印证了邹衡教授的论断。
1983年，偃师商城的考古发现，再次印证了二里头是夏都而非商都的观点。1996年启动的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使二里头作为夏都的历史定位得到了权威确认，同时，根据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4300多年前远超越夏文化的陶寺遗址，被定性为尧帝陶唐氏遗存。
然而，“夏都”之争，并未就此终结。
首先，碳十四测年技术精度在得到全面提升后，再次对各处文化遗址进行了测年，最终，龙山文化时代被整体下调了二三百年。这导致包括陶寺遗址在内的众多龙山文化时代遗址，重新进入了《竹书纪年》中四百七十一年的夏积年的时间范畴。
其次，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对商、周两个朝代出土青铜器和异常天文记载的逆推，得出夏朝始建年在公元前2070年的结论。同时，断代工程虽然确认了二里头的夏都地位，但却也承认二里头并非唯一的夏遗存，而只是中晚期。
第三，陶寺考古发现表明，陶寺遗址存在三次文化突变。2002年陶寺考古发掘之初，包括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在内的众多考古界泰斗根据陶寺遗址所处时代、内涵、规模和地理位置均与古史记载中的尧都契合，进而得出陶寺属于尧帝（陶唐氏）文化遗存的结论。
但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陶寺文化呈现出明显的早中晚三期序列，且早期与中期、中期与晚期之间发生了较大的文化突变，并带有明显的暴力倾向，显然并非是某一单一族群和平演变的结果。
陶寺文化出现之前，晋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是庙底沟二期，然而陶寺文化与庙底沟二期之间，却存在明显的缺环，前者不是后者自然发展的结果，说明陶寺文化族群是外来迁入。陶寺早期遗址中发现的猪下颌骨随葬这种葬俗，在此前的晋南地区未见，反倒是在山东大汶口文化区域很常见，证实了这一点。
结合史书记载的尧帝初封于陶（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为天子……后迁于平阳（山西临汾）的迁徙顺序，陶寺早期遗址的确符合陶唐氏的历史定位。
然而，陶寺中期时，原本崇尚鼍鼓、特磬的陶寺人，突然开始崇尚玉器、漆器和彩绘陶器，丧葬习俗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完全不同于早期王族大墓的新的茔域，也新建了观象台。考古工作者认为，陶寺文化中期的形成并不是陶寺文化早期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有着来自南、北两个方向的外来文化的介入。
结合史书“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以及舜观察天象，测定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并举行祭天仪式，遍祭天地四方、名山大川的记载，陶寺中期文化群体，对应了有虞氏。
陶寺晚期时，使用陶鬲的族群强势介入，出现了毁城垣、废宫殿、拆宗庙、扰陵墓等暴力行为，这次族群变化比中期时更为明显。
联想到韩非子“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的著名论断，现有证据似乎表明陶寺晚期时的暴力颠覆活动与大禹的夏后氏脱不了干系。
结合上文提到的“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二里头是夏朝中晚期都邑”的内容，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大禹在攻灭有虞氏后，在陶寺建立夏朝，若干年后夏朝又迁都二里头。
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
我们还是先从文献记载入手，虽然有史书认为禹都平阳（现在的陶寺遗址），但史书同样留下了“禹避舜之子于阳城”的不同说法，也就是大禹的势力实际并未进入陶寺。
更直接的证据还是来自考古发现。
上文已经提到，暴力推翻陶寺中期政权的陶寺晚期群体，典型特征是使用鬲作为炊具，而鬲却并不是夏后氏的典型器物。同样，二里头文化虽然有多个源头，但二里头却绝非陶寺晚期文化自然发展的产物，并且二里头的底层陶器主要来自河南龙山文化。
这充分说明，大禹的夏后氏族群，其主要聚居地是在河南崇山一带，而并未涉足晋南区域，这也与“禹避舜之子商均”的记载相互佐证，排除了陶寺曾经做过夏都早期都邑的可能性。
据初步统计，龙山文化时期，晋南地区共有近500处聚落，并以面积280万平方米的陶寺为核心形成五个等级，陶寺俨然就是一处王权政治中心，控制着周边大大小小的聚落以及中条山的铜矿。此时，关中、郑洛、豫北冀南等地区不但聚落密度不及晋南，也未出现类似陶寺规模的一级聚落。
这种情况到二里头文化崛起时发生了改变。二里头文化时期（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750年到前1530年），晋南聚落总数减少一半，一二级大型聚落消失，反倒是伊洛平原形成了以面积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为核心的新天下秩序。这说明，广义的天下之中已经从晋南转移到了河洛。
接下来我们需要总结几个关键信息。
首先，陶寺文化的衰落并不是二里头崛起导致的，因为陶寺文化的下限在公元前1900年，而二里头文化的上限却只能到前1750年，两者间存在150余年的时间差。
但奇怪的是，天下之中的转移过程，却是在陶寺和二里头之间完成的，这说明，介于陶寺和二里头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同级别的王权体系，换言之，在陶寺不可能是夏都而二里头又是中晚期夏都的情况下，考古上并未发现存在一个早期夏王朝。
事实上，曾任二里头考古队长的许宏教授，就一直主张早于二里头的一二百年时间里，考古并未发现有“王朝气象”，言外之意，二里头并非像夏商周断代工程推测的那样是夏朝中晚期遗存，而应该是整个夏朝遗存。
其次，与二里头文化存在关联的王城岗遗址、瓦店遗址、新砦遗址（统称河南龙山文化），其文化面貌只能达到方国级别，既达不到二里头那样的规模，甚至也达不到一两百年前的陶寺那样的体量。
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点：既然陶寺不可能是夏朝的都邑，为何古人如此笃定地称呼陶寺所在的地方为夏墟呢？既然二里头遗址只是夏朝中晚期遗存，那为何我们找不到夏朝早期都邑呢？
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李旻教授，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他认为：“在考古视野中，晋南不是龙山时代唯一的政治中心，二里头也不是龙山时代政治遗产的唯一继承者，两个时代都曾有多个政权平行发展……夏文化考古依然不能放弃徐旭生设计的双‘夏墟’框架”。
概而言之，在李旻教授眼中，所谓的“夏朝”，是有两个相互独立平行发展的体系。
怎么理解呢？事实上，目前关于“夏王朝”的所有历史记忆，统统来自后世的追述，考古上，从未发现过一个自称“夏”的政权。
而在汉代以前的古汉语语境中，“夏”的含义原本指“西”，比如《逸周书》曾有记载“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尧帝在夏朝之前是历史共识，那么这里被陶唐氏灭掉的夏，显然是晋南地区的夏，而非夏后氏的夏。
战国时期，魏惠王召集天下诸侯举行彭泽之会，自称“夏王”，这同样表明，“夏”这个字的含义，源自龙山文化时期形成的王权政治遗产，而非特指夏朝。
国外的学者，对待夏王朝的态度普遍是“存疑”，他们只是单纯从文字、城址、青铜器等文明要素着手来判定文明，无法理解华夏文明的独特魅力。而日本学者冈村秀典却是个特例，他曾在北大留学，师从邹衡教授，不仅认同夏王朝存在历史事实，甚至还从文明起源的角度去分析中国文明的原象像，写成了《夏王朝：中国文明的原像》一书，如果你对国外的研究视角感兴趣，那么我推荐大家读一读这本书，目前价格也正合适，可以点击下方链接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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