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古代，北部湾是因地处海滨位置，海洋交通便利，其地势便于盗贼藏匿和逃脱。王朝政府采取的不当政策、举措对盗寇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北部湾还遭到了外来势力的侵寇，使得治理难度加大。
北部湾和安南海域相通，陆疆亦有相接处，海陆交通均可到达，两国在交通交流有着天然的优势。钦廉在北部湾边缘区域，到安南的距离近，不仅可以通过陆路也可以通过水路乘舟来钦廉境内，时间耗费短，其重要的枢纽地位官府注意到了。
因为龙门港内有七十二径，且都是相通的，港可容下千余艘船只。近议给十只兵船，设协总一员统领，泊此巡哨，属白鸽门水寨。
如此便利的交通，为明代交贼盗采珍珠和安南侵寇我国北部湾地区提供了方便。为清代的南明政权和郑氏政权等反清势力比如杨彦迪等提供了“基地”,为乾嘉时期的海盗来往安南和北部湾地区提供了便利。
据史料记载，雷州自遂溪、徐闻、海康，向南而出四百里为海安，自海安绕西北至廉州之冠头、岭中，由白龙港、雷公、沙水、川江和调阜，到处都是沉沙滩所以承载量等方面收到限制，但是在外洋有涸州，当雷廉琼夏诸郡之中。
惟盛夏南风大作，不可停泊，平时皆可湾船。盗船往来憩息其中，从冠头岭西到饮州一路，防城中有龙门七十二迳，岛屿悬杂，径径相通。
对盗寇的搜捕构成了不便，从海盗的追捕和防御来看，官府的治理不容易到位，使得西路的海寇与东路比较，其势头更甚。
与外便利的交通使得盗寇来回往返容易，盗寇进入北部湾沿海社会侵袭容易，复杂的地形、众多的港口和岛屿，逃跑也方便，其地势复杂，盗寇容易躲藏，官兵的搜捕难度较为大，给盗贼的治理增加了难度。
从明清的部分社会问题来看，地理条件是政府难以治理的基础条件。甚至在清代，部分海寇以钦州龙门为“基地”,袭扰侵夺北部湾区域，在江坪地区，由于其地势等环境，海盗不易被追捕，成为了一个海盗窝。
气候条件
没有发达的科技、高质量的基建和足够的物资储存的情况下，碰到极端的天气，古代的人们只能接受其破坏的结果。翻阅史料后，发现钦廉地区出现多次极端气候，据史料记载：天顺二年廉州饥，时盗贼蜂起；广西龙山贼寇灵山。
其重要的枢纽地位官府注意到了，因为龙门港内有七十二径，且都是相通的，港可容下千余艘船只。近议给十只兵船，设协总一员统领，泊此巡哨，属白鸽门水寨。
如此便利的交通，为明代交贼盗采珍珠和安南侵寇我国北部湾地区提供了方便。为清代的南明政权和郑氏政权等反清势力比如杨彦迪等提供了“基地”,为乾嘉时期的海盗来往安南和北部湾地区提供了便利。
据史料记载，雷州自遂溪、徐闻、海康，向南而出四百里为海安，自海安绕西北至廉州之冠头、岭中，由白龙港、雷公、沙水、川江和调阜，到处都是沉沙滩所以承载量等方面收到限制，但是在外洋有涸州，当雷廉琼夏诸郡之中。
惟盛夏南风大作，不可停泊，平时皆可湾船。盗船往来憩息其中，从冠头岭西到饮州一路，防城中有龙门七十二迳，岛屿悬杂，径径相通，对盗寇的搜捕构成了不便，从海盗的追捕和防御来看，官府的治理不容易到位，使得西路的海寇与东路比较，其势头更甚。
与外便利的交通使得盗寇来回往返容易，盗寇进入北部湾沿海社会侵袭容易，复杂的地形、众多的港口和岛屿，逃跑也方便，其地势复杂，盗寇容易躲藏，官兵的搜捕难度较为大，给盗贼的治理增加了难度。
从明清的部分社会问题来看，地理条件是政府难以治理的基础条件。甚至在清代，部分海寇以钦州龙门为“基地”,袭扰侵夺北部湾区域，在江坪地区，由于其地势等环境，海盗不易被追捕，成为了一个海盗窝。
据史料记载：天顺二年廉州饥，时盗贼蜂起；广西龙山贼寇灵山。正德十年大饥，是年刺竹实如麦，民多采而食之。嘉靖五年贼劫钦州库，十在海边随手拾蚌取珠，且数量不多的情况下，免枷枵，照常发落。
嘉靖皇帝
对珠池盗者几条强调了皇帝对珠池的私有性，说明珠池海域对皇帝极其重要，珠盗者不论盗数量多少至少要加枷枵。对于近海者捡蚌取珠的人的处罚说明政府对珍珠的看重性，即便在附近捡蚌取到珍珠也不可行。这说明皇帝对珠池的重视，然而由于蛋民倚海为生，动辄犯禁，“廉民多盗珠，获罪者累累”。
由于这个条例没有起到多大的效果，于是在万历七年(1579年)颁布了法律条文，对盗珠的惩罚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在这个法令里盗珠贼犯被分为多个等级。将把手持工具的拒捕者分为一等，然后不论人的多少，珠的质量多少和轻重，将不分初犯和再犯的情况，首从俱远戍。
如果杀、伤人的情况，为首的嫌犯将被斩；对不拒捕的人也进行了多种状况的分类，对聚集二十人以上，所采取的珍珠价值达到银二十两以上者为二等。
不分初犯和再犯，为首者远戍，为从者枷枵三月，照罪发落；不拒捕的情况下，人及数而珠未及数的情况，亦坐此例。
被分为三等的情况是珠与人俱不及数，获珠虽及数但是人未及数，首者初犯，枷枵三月，照罪发落；如果有以盗珠为由的人，劫他人财物，将依强盗论处。这个法律条文没有强调“盗珠”的地点。
把手拿棍棒拒捕、盗珠聚集人数、获珠多少、是否为盗珠首犯为依据，分为多种情况处罚，尤其是对拒捕的情况进行了严格规定。值得一提的是，盗珠者“俱常人盗官物并赃论罪”,官府把珍珠视为官物，而在海边以盗珠为理由劫客商船只、登岸劫人财物按强盗罪论。
从法律令文件看，政府对珍珠的管控较为严格，对盗珠者的管制也越来越严格。通过对北部湾整个珍珠业发展的梳理下来，珍珠业掌握在统治者的手里，珍珠业的发展和部分百姓的生存生活有着撇不开的联系。
与前朝历代对珍珠业的影响相比较，明代政府对珍珠的控制更为严格，对盗珠活动进行了严厉打击。政府对税收、矿业、盐业等等方面都有相应的管理措施，且政府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一些政策和措施的执行影响百姓生存生活问题，甚至因为多种因素，造成社会矛盾，引起百姓困苦、饥寒。
经济方面
在经济上，明朝为了阻隔倭寇的进一步发展采取了禁海、罢市舶司等等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加剧了倭寇侵扰问题，也把部分百姓推入“火坑”,明朝的海禁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随着倭寇对我国的袭扰形势的加深，政府认为海外诸藩“多疑”,采取海禁，包括禁止海民出海捕鱼、限制国内百姓与海外诸国贸易经商，在《大明律》中把海禁作为法律颁布，对百姓贸易的物品和出海的交通工具进行了严格明文规定。
首先将牛、丝绵、马、军需、铜钱、铁器、绸绢、缎匹等货进行严格控制，私自去到外境货卖和下海的人，杖责一百，……对走泄事情的人问斩。倭寇在地区烧杀劫掠，无恶不作，他们“抢劫焚烧百姓的民舍，驱赶俘虏掠年少健壮的人，甚至发掘家墓。
在随后的明朝年间里，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常有侵袭，永乐、正统年间的倭寇在官府的努力下“稍息”,只是“不能竟绝”。禁海政策是官府防御的主要措施之一。
顺治四年七月(1647年),清朝全占广东，颁布了“合行恩利”二十九款，其中一条就规定了禁海的措施，在广东的近海区域，凡是飘洋的私船仍然实施严禁政策。
几年后，给事中季开生提出新的禁海措施，主要内容有：扼制住要害；进行远距离的侦探；严格实施海禁；准备器械；密讥察；杜绝接济。在阻拦的措施方面，可以采取筑土坝、树木栅等，要做到处处严防，不能让片帆进入。
对防守怠玩，有疏虞之罪的人，以军法从事，且督、抚、镇等官员一并论罪。①清政府认为逆贼郑氏还有力量周旋，是有人与逆贼暗通款曲，与之进行粮物贸易。为了能断了这个链条，政府对出海和贸易都进行了严格限制。
这个禁令表明，政府对与之交易的人和处事不力的官员有严厉的惩罚措施，清朝对商业贸易进行了较为严格的控制，最明显的就是对军事器物的管理控制。
北部湾海域的盗寇难以治理，政府对经济方面的严格限制贸易、禁海关闭市舶等方面，这些措施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后果。
比如在沿海区域的经济的限制，使得沿海百姓的生活受到了威胁，不得已成为盗寇，甚至与倭寇勾结；在贸易方面进行了严格限制，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贸易商人的经济环境被打乱，使得部分商人走向反面。
从整个社会环境来看，经济的反向推动不止于一两个方面，还有如较高的赋税、对百姓经济上面的剥夺等等，其结果之一是使得百姓生活困难，加重了“官”、“民”之间的矛盾，最后可能会使百姓走向“盗抢”之路，让北部湾海域的社会情况更加复杂。
生活方面
康熙
康熙元年颁布了迁海令，召“迁海界、置墩台”。顺治十八年因为广东濒海，逼近贼穴，海逆时不时侵袭夺掠行动使得百姓的民生受到了威胁，清政府提出为了保全民生将百姓往内地迁移的政策。
为了杜绝百姓与郑氏接触往来、救济，下令迁海“差内大臣科尔坤、介山亲行边海，东起大虎门西迄钦州防城，合民徙内地五十里，设排栅，严出入，杜接济之患。
把沿海居民往内地迁移五十里，这严重摧毁了依海为生的百姓的生存环境，破坏了当地百姓的生存方式。
这不仅不能取得百姓的支持，还逼迫这些困苦的人成为“盗”,“沿海居民、向赖捕鱼为生。因禁海多有失业。沿海居民靠海吃海，依赖海洋资源，他们却被迫失业，这个时候的百姓容易被煽诱。
不久，清政府就认识到此问题，于是撤栅，“康熙七年(1668年)十二月，两广部院周有德、雷侍郎、鲁都统及平藩尚都统临廉，展界尽撤排栅，该设各汛墩台。”采取强硬措施的政府最终还是采取了妥协，在康熙七年、八年撤栅展界，然而不久国内的“三藩之乱”又打破了这种状态。
国外势力的介入
北部湾地区的社会秩序与国外势力有着重要关系。由于日本国内出现了南北内战等国家战乱，为了补充势力，国内领主支持日本人外出获得物资以补充实力。除了日本还有安南，安南原为中国的一部分，却在分裂后袭扰我国边疆，既破坏了北部湾地区的社会秩序，又给我国边疆安全带来了隐患。
唐代结束后，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越南独立后，与中国的关系磕磕绊绊，在宋元朝，两国有过数次斗争。在宋元时期数次寇侵钦廉等地，但两国保持着宗藩关系。
到了明朝时期，明洪武年间两国保持着宗藩关系，然而两国的领土纠纷却没能很好地解决。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陈诚、吕让到越南，希望安南把其侵占的土地归还给思明府，“交趾，故交州地也，汉时女子徵侧作乱，光武遣马援率师平之，遂立铜柱纪功。
亦所以限内外也在唐则为五管之一统以都护，宋时李乾德寇边郭逵将兵征之擒伪太子洪真，乾德惧而割广源门州思浪、苏茂、桃榔之地以降，则当是时此地，尚为中国所有，况铜柱以北丘温等地……”
来表明疆域归属，然而安南认为：“下国与思明接境，思明之人往往侵占下国田土，杀掠人民牛畜。下国疏远难于告愬，思明狃于小获，乃图大利而诬至此。下国畏首畏尾自守之不假，何敢有侵占之事，哉夫苟有侵占，岂难退还，今不侵占，何以退还?
在领土问题上，两国进行了争论，安南在罔顾事实，颠倒黑白，甚至反咬一口，称思明人侵占其田土、杀其人抢掠，拒绝归还土地，根据历史来看其司马昭之心一直都有。
明永乐年间，明朝的土地再遭越南的侵夺，“广西思明府知府黄广成奏：本府与安南接壤禄州、西平州、永平寨，皆先臣故地迩，岁安南屡兴兵侵夺。”
国内外势力勾结
在自然地理条件的天然优势，北部湾海域给了海盗便于藏匿的去处，且本地山寇流贼多熟悉地形山川走势，成为倭寇的爪牙。部分人士与安南势力发生联系，侵袭夺掠北部湾。
随着部分清朝人士在安南得到了礼遇，甚至被授予官职，也吸引了更多人奔走于安南。安南利用这些人对抗反对势力，征战真腊等地，这些人对安南的统一进程和国家建设起了重大作用。
安南当局为了与阮福映等对抗，补充物资以自己的实力，允许安南人对中国北部湾的侵寇夺掠，这些人与本土海盗又发生联系。
明朝时期的安南人
安南扶持海盗的另一个表现藏匿海盗，据《清实录》记载“洋匪聚集并藏匿船只各处，在安南境内，且有该国隐匿贼匪之情……查盗船俱在江坪白龙尾一带藏躲。”
随着安南的扶持，安南夷贼与中国海盗的的互相勾结，使得北部湾地区的海盗实力有所提升。福建巡抚志伊说：“自乾隆五十八、九年间，安南夷匪胆敢窜入，互相勾结，土盗藉夷匪为声援，夷匪以土盗为爪牙，沿海肆劫，掳人勒赎。
若非抢劫商船食米及串通贪利之渔户、行户，运米而出，易赃而回，并接济淡水，资送火药炮械等项，安能久留洋面为匪?”安南夷和本土百姓互相勾结，壮大了势力，在沿海大肆行劫、抢人敲诈勒索、抢劫生活食用品、甚至军事所需的火药枪炮器械。
两广总督吉庆曾奏：“闽粤民人与夷人杂处，约有二千余户，内有夷奸勾结为匪，人数不少，均由白龙尾等处驾船乘风驶入内地行劫，得赃之后回至江坪、义安等处销变。”
两广总督吉庆
清朝本土盗寇劫掠沿海地区，随着安南政权和郑氏政权的结束，本土海盗基本构不成大威胁，沿海社会较为平和稳定。
安南西山政权建立后，为了自己的利益，安南扶持盗匪劫掠我国沿海地区；加之不少中国人被安抚，授以官爵，封赏士兵等，这些人服从于安南后，也增强了自己的势力。安南政权为了获得物资扶持安南贼势力的活动，夷贼与本土盗寇勾结劫掠于北部湾。
清朝时期的安南
这些集团集结了上百至千余人，在沿海大行劫掠，盗珠是其沿海的活动目标之一，“广东雷、廉之间有蛋户盗珠为患久矣，其酋长不一，惟苏观升、周才雄、罗汉卿、曾国宾最著,皆来自安南，阻岛塊多浪为险，日夜习水战。
从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简要的梳理讨论，但是盗寇存在及难治的原因远不止如此。盗寇问题从古至今都存在着，除了前文中所论述的，还有经济发展情况、文化素质的高低、社会管理的强度等亦是影响盗寇发展形势的原因。
北部湾地区社会遭受“盗寇”的侵扰原因除了官府在处理某些问题不力，政策失误容易引起百姓反弹外，还有沿海地区管控难度高于陆地治理。
作者观点
在北部湾，自然条件给盗寇的形成和活动提供了温床，社会条件是盗寇活动发展的基础，明清政府的种种举措比如不重视沿海边疆的防御和布局。
另外实施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有的经济秩序，使得百姓的生存生活条件收到了影响，还有国外势力的助力，让北部湾的盗寇活动此起彼伏，严重破坏了社会安定，威胁到了边境防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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