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蒋介石的地位岌岌可危，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并有文告称：“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其职权。”但李宗仁深知蒋介石虚让实控的伎俩，于是借口身体有恙，赴美就医。
1954年，李宗仁被蒋介石免去“副总统”的职务，他也变成一位流落他乡的平民。1955年5月，李宗仁产生了回国的想法，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实现，直到1965年7月，李宗仁才得以回国。
从1955年到1965年，在这整整10年内，尽管事情复杂曲折，深邃微妙，但毛主席始终采取鼎力支持的态度，欢迎李宗仁回国……
李宗仁
李宗仁远赴美国，归国心切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和蒋介石争雄角逐20多年后，终于逼蒋介石下野，他也担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然而尽管蒋介石下野了，但他仍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暗中操控，将李宗仁“架空”。
此时的李宗仁面临两难的选择，第一是靠拢美、蒋；第二则是靠拢人民。
中共中央极力做李宗仁的工作，周恩来还让李宗仁、白崇禧的私人代表黄启汉转告李宗仁：
“中共对蒋介石及其死党不存在任何幻想，倒是希望那些错跟蒋介石走的人，应当尽快认清形势，醒悟回头。解放军完全有能力在全国范围内扫除一切障碍，你们不应再抱有幻想，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决向人民靠拢，这才是唯一的出路！”
然而，李宗仁仍以为国民党军可以凭借着长江天险和我军对峙，拒不接受和谈条件。尽管我军就南京和谈代表团所提意见对协定草案进行了修改，但南京方面仍坚持“就地停战”和“划江而治”。
中共代表团不得已只好提出最后修正案，并以4月20日为期限，不管南京方面签不签字，解放军都会过江。因此，国民党想要“划江而治”简直是痴人做梦。
毛主席
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1日，毛主席、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于23日占领南京。
当天晚上，李宗仁急匆匆地离开南京飞往桂林，他说：“在如今的情况下，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引退下野，二是和蒋介石摊牌，让他履行诺言，保证不再敢于政治、军事和人事，交出国库中的金银和外币……”
然而当李宗仁抵达桂林后，他所看到的却是一片“和平”的气氛。在桂系主和人事的促使下，李宗仁决定不去为蒋介石的内战陪葬，而是以“和平”的口号号召西南，坚决不将内战坚持到底。
李宗仁心想：
在当面局面下，蒋介石既然不肯放手的话，那么我也没有起死回生的能力。蒋介石必定凭着他的海空优势退保台湾，建立一个小朝廷。到那个时候，我们在大陆全部溃败，想要去台湾谋一个职务也是不可能的。既然我在内战中失败，不如拿出体育加风度干脆承认失败，将军政大权让给中共，避免内战继续，生灵涂炭。
然而桂系想要重新和我党议和，岂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当时手握兵权的白崇禧坚决反对议和，态度也是十分恶劣的。
5月20日下午，桂系骨干在李宗仁公馆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议上“主和派”和“主战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由于主和派占了上风，白崇禧也不好多说什么，他只是撂下一句：“和战取决于德公（李宗仁）。”
李宗仁本以为这次终于能够和中共和谈了，谁曾想在会议结束后，白崇禧又说了一句：“以后谁再言和，就给我抓回去！”李宗仁得知这一消息后，只好打消了议和的念头。
1949年12月7日，李宗仁乘坐飞机前往美国，以“赴美就医”的名义企图争取美国援助，让桂系东山再起。1950年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明确表示不再援助蒋介石政权，这也令李宗仁更有信心。
此时台湾方面屡次给李宗仁发来电报，让他尽快返回台湾，甚至给他摆明了两条路：“要么返回台湾，要么辞职。”李宗仁直接回复：“身体还没有修养好，不能及时返回……”
1954年3月10日，国民党在台湾召开一次会议，会议正式罢免了李宗仁“副总统”的职务。李宗仁虽然很不甘心，但却早已失去了当年的热情，颇有一种息影林泉之意。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情况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李宗仁得知周恩来的发言后激动不已，在给老友程思远的信中，表示对周恩来声明的欣赏和功名。
同年8月，李宗仁在美国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建议》，他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才是。
李宗仁的意见发表后，当即受到周恩来的注意。没过多久，周恩来就秘密邀请程思远来到北京：“爱国一家，不分先后。”随后邀请李宗仁方便的话可以回来看看。
1959年国庆10周年前夕，程思远再次被邀请回国。10月25日，周恩来会见了程思远，程思远则向总理转达了李宗仁想回国的意愿。周恩来想了想，说：“我们十分欢迎李宗仁先生回国，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要再等等。”
就这样，李宗仁一直等待回国的机会，直到1965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周恩来为李宗仁回国做的准备
1965年7月初，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接到周恩来的指示，让他负责在机场将李宗仁、郭德洁和程思远接回大使馆，并在恰当的时机护送回国。
起初李宗仁打算以去瑞士看病为由，从美国乘坐飞机到瑞士，经雅典、贝鲁特、卡拉奇到香港，然后再转机回国。众所周知李宗仁是有影响的政治名人，周恩来担担心他回国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便决定改变回国计划，由丁国钰负责这件事。
为了做好李宗仁一行人回国的接送工作，他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反复思考，最终制作出一份周密的计划。丁国钰决定让李宗仁等人走机场的内部专用通道，轿车可以直接开到飞机边，然后将李宗仁等全部接上车，开往大使馆。
丁国钰将李宗仁一行人接进大使馆后，特意将他们安排在大使官邸第二层自己房间的对面，方便保护他们。对李宗仁一行人在使馆内的生活，丁国钰也做了精心的安排，避免他们紧张，产生不安情绪。
李宗仁等人的心情虽然放松了下来，但丁国钰的内心却十分不安，他知道李宗仁一行人没有按时抵达香港，必定会引起台湾国民党方面的注意。为了确保李宗仁一行安全回国，丁国钰只能寻求巴基斯坦政府的帮助。
当丁国钰将实情告诉给巴基斯坦政府，要求他们严加保密的时候，巴方十分重视，并大力支持。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布托和卡拉奇国际航空公司总理，按照丁国钰的要求亲自安排，随后调来一架新的波音707客机，并将机组人员配备权完全交给我方。
7月17日早上，丁国钰陪李宗仁吃完早饭后，对他说：“李宗仁先生，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这就可以送您回国，还请您做好准备。”
为了确保李宗仁一行的安全，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出发的具体时间，就连自己的妻子也不例外。7月17日这天，大使馆内一切正常，没有变化。
直到午夜时分，丁国钰才开始行动，他先是安排两辆乘坐着使馆工作人员的轿车从使馆驶出，吸引在大使馆外监视的国民党特务。由于这两辆车的窗帘很厚，从外面根本看不见里面的情况，特务以为车内坐着的是李宗仁，便急匆匆追上了。
丁国钰见大使馆外的特务已经没有了，便和李宗仁一行乘坐汽车开往机场。18日午夜，抵达卡拉奇机场那架专机旁。当丁国钰、李宗仁等登上飞机的时候，机组人员早就做好了起飞的准备。
此时，不仅仅是李宗仁夫妇内心十分激动和兴奋，连丁国钰心里也轻松了不少。
直到飞机驶入中国云南境内，丁国钰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而他额头、手心由于太过紧张，早已布满汗水。丁国钰平复一下心情，然后对李宗仁说：“我们已经到祖国的领空了。”李宗仁一扫忐忑不安的情绪，兴奋地站了起来，当他从窗口看到滇池，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7月18日8点，专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李宗仁等受到了中共中南局书记陶铸等党政军领导人的欢迎。在广州吃完早饭后，丁国钰又陪着李宗仁飞往上海。
中午11点，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周恩来、陈毅、陈丕显等人在机场欢迎李宗仁一行。第二天中午，周恩来在东湖宾馆设宴招待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李宗仁感慨万千，一时间潸然泪下。
周恩来、李宗仁（前左三）
7月21日11点，丁国钰陪李宗仁一行乘坐飞机前往北京。当飞机抵达北京的时候，周恩来早已率领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及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机场等候。
李宗仁看到这一场景，不免为之感动，他高举帽子频频向人群挥动。随后李宗仁在机场宣读声明，表示要为完成祖国统一作出贡献。
李宗仁夫妇能够安全回国，不仅在国民党内部以及国民党的老军人中产生很大的震动，在国际上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同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接见李宗仁：你们是误上贼船了
1965年7月26日上午，李宗仁一行人正在北京东郊参观国棉二厂，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突然接到通知，说是毛主席要在中南海接见李宗仁。李宗仁十分激动，连忙结束参观，在程思远的陪同下赶往中南海。
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乘坐汽车从新华门进入中南海，当时毛主席正在一个游泳池的休息室等候。李宗仁沿着游泳池往前走，毛主席见后热情地迎上来，和李宗仁夫妇握手，然后说：“你们回来真是太好了，欢迎你们回来！”
李宗仁笑着说：“我能回到祖国，真是格外高兴。”
毛主席和李宗仁
毛主席和李宗仁等刚刚坐下，毛主席就用幽默且浓重的湖南乡音对李宗仁说：
“嘿！嘿！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回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将我们叫做‘匪’，还将大陆叫做‘匪区’，你这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毛主席的诙谐令李宗仁不知道如何回答，还是一旁的程思远反应快，接上毛主席的话说：“我们很荣幸能搭上这条船，已登彼岸！”副委员长彭真也跟着说：“是啊是啊，登了彼岸！”
李宗仁对毛主席说：“这一次能够回到祖国的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还要感谢主席您。这几天我们在北京各地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也是很深的，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大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毛主席说：“祖国和之前相比强大了不是一点点，但还不够强大啊，我们至少还要再建设二三十年，这样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毛主席转而对李宗仁说：“当下白崇禧也在骂你，我看他骂你，一是没有办法，二是无可奈何，三是表示遗憾。他是留有后路的，你回来也给他们开了一条路。”
李宗仁听后心情有些沉重：“他也有难言之隐啊。”
毛主席随即胸有成竹地说：“台湾多次阻止你回国，但他们现在都搞不清楚你究竟是怎么回国的。”李宗仁真诚地说：“在海外很多人都怀念祖国，他们也渴望能够回到祖国，他们的心是向着祖国的。”
毛主席说：“去海外的人员，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是欢迎的。他们回来，我们都会以礼相待。”
毛主席顿了顿继续说：“我建议你可以到全国各地看一看，我们还是遵从孙中山先生的学说和主张。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中国能搞好，能富强。’孙中山先生的抱负很大……”
随后，毛主席邀请李宗仁和程思远一起下水游泳。尽管今年已经72岁了，但毛主席的精力仍十分充沛。程思远的水性也很好，迂回于毛主席的左右。
休息的时候，毛主席问一旁的程思远：“你知道我是靠什么吃饭的吗？”毛主席突如其来的问题让程思远十分疑惑，他茫然地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
毛主席看了程思远一眼，然后意味深长地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
下午1点多，李宗仁一行又来到了丰泽园毛主席的住处，在这里，他和毛主席又聊了一会。李宗仁十分担忧台湾问题，对此毛主席说：“德邻先生，不要着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这次接见从上午11点开始，直到下午4点才结束，一直持续了5个小时。面对一位曾参与“反共”、“围剿”红军、拒绝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的前国民政府代总统，毛主席既不翻旧账，又既往不咎，以礼相待，这也令李宗仁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
从中南海回到住处，李宗仁感慨万千，他钦佩毛主席宽广的胸怀、深邃的眼光和渊博的知识，还十分欣赏毛主席高雅的情趣和幽默，因此他总想找个机会答谢一下毛主席。
12月下旬，李宗仁和郭德洁找负责照料起居的尹冰彦商量。李宗仁说：“我记得26日是毛主席的寿辰，你帮我准备一份寿礼。家里虽然还有一套古瓷的八仙庆寿，但有些破损，不好拿出来送礼。你想想买什么比较好，花几百块钱都没关系。”
尹冰彦说：“中央有规定，不搞个人祝寿，也不能以个人的名义命名街道，更不能接受礼物，主席是不会接受寿礼的。”
李宗仁只好说：“那我就在26号这天请几个人吃饭，为毛主席祝寿好了……”
李宗仁临终前说：将那几瓶好酒都留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吧
1968年8月，李宗仁因大便出血很多来到北京医院检查，谁曾想却患上了直肠癌。后来由有名的肿瘤大夫组成一个医疗小组，经周恩来核定，切除手术做得非常好。
9月下旬，李宗仁出院，来到北总布胡同新公馆休养。然而尽管手术非常成功，癌毒也没有扩散，但因为李宗仁多年患有肺气肿，心脏早已呈现衰竭的迹象。
9月30日，李宗仁应邀出席庆祝国庆19周年纪念大会。在宴会厅待了两个小时后，李宗仁感到体力不支，后来请中医看诊，但他虚不受补，成效甚微。
1969年1月25日，李宗仁又得了一场肺炎。1月26日，李宗仁对床旁的尹冰彦和胡友松（最后一任妻子，女明星胡蝶之女）说：“我恐怕要不行了，我能够回国，死在自己的家里，这也算是了却我最大的一个心愿。”
李宗仁气喘吁吁，说话十分困难，他顿了顿继续说：
“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点工作，但我那些想法还没来得及和周总理提，不过幸好我和你说过了。台湾总是要统一的，可惜我是看不见了，这是我没能了却的一件心事。我带回来的那些书，比如《二十四史》等等都送给广西图书馆吧，书画就送给政府，那几瓶酒就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吧！”
说到最后，李宗仁越来越哽咽，最后他看着年轻的妻子，说：“她还很年轻，虽然我们结婚的日子很短，但也是我李宗仁的夫人，你们要照顾好她。”胡友松听了李宗仁的话，哭得像个泪人。
胡友松是李宗仁在1966年续娶的妻子，他的前任夫人郭德洁因患有乳腺癌，于1966年3月21日在北京去世。由于郭德洁是美国国籍，而她回国后才几个月，没能解决国籍问题，因此她去世的时候还是美国公民。
当时中美两国还没有建交，我国也不能为一个具有美国国籍的人举行追悼会，周恩来等人也难以参加她的追悼会。3月23日上午，在北京医院举行了有周恩来、彭真等人参加的向郭德洁遗体告别仪式。最后，李宗仁含着泪水拥抱了郭德洁的遗体，作了最后的告别。
郭德洁去世后，李宗仁年老体衰，倍感孤独，最终在好友的介绍下续娶了胡友松。胡友松和李宗仁结婚还不满3年，李宗仁便要撒手人寰，这怎能让刚到30岁的胡友松不伤心呢？
而李宗仁遗言中所提及的那几瓶酒也是大有来头的，其实大多数都是法国白兰地和英国威士忌，都要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了。这些酒在李宗仁的手里放着，他一直不舍得喝，除此之外酒瓶上还有历代专家鉴定的签字和贴有收藏家的签名封条。
这些酒从外国进入中国，又由李宗仁带去美国，然后又带回中国，但始终没有人开封品尝过。李宗仁说：“这些酒是可以入药的，非常名贵。”如今李宗仁将这些酒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足以看出他对两人的尊敬。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走完了他颇不平凡的一生，在几经漂泊后，终于落叶归根，终年78岁。
李宗仁临终前，曾写了一封信，信中多次感谢党和国家在他回国后给予自己的关怀和照顾：
“我在1965年从海外回到祖国，这条路是我一生中唯一走对了的，这些年来，我亲眼看到祖国的前途是光明的。在如今这个时代，我深深地感到祖国的伟大，也深深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最放心不下的便是那些留在台湾、海外的国民党人和爱国知识分子，我为他们的前途感到挂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或者为祖国的统一作出贡献，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2月1日，李宗仁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周恩来参加了此次告别仪式。在仪式上，周恩来说：“李宗仁先生临终前写下这封信，是一个‘历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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