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宗想管爸爸叫爸爸的政治性难题

宋英宗想管爸爸叫爸爸的政治性难题

作者/慧超

（一）

众所周知，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个爸爸。

从生物学角度，每个人有且只有一个爸爸，但在现实世界，有些人的爸爸不止一个。

造成“爸爸的多重宇宙”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婚姻变迁，坎坷身世、利益权谋等……当然，进入21世纪，还有些年轻人因为独特的癖好，喜欢在性奋之余临时再多认一个5分钟爸爸。

无论你拥有几个好爸爸，即便是作为普通人，大多数人也是拥有“叫爸爸”的自由的，绝不会因为你想叫爸爸，招致举国上下的非议和质疑，甚至一群政府高官不惜丢掉官位和身家性命，也要反对你叫爸爸。

可这样的非议和反对，就出现在宋英宗赵曙身上，深深地困扰了这位皇帝许多年。

翻看宋史，宋英宗是一位存在感极低的皇帝，他在位仅三年零九个月，这么短的执政时间，纵然雄才大略，政绩上也很难有所建树。

事实也是如此。宋英宗坐在龙椅上的这三年多时间，这位皇帝念兹在兹，占用其心力最多，也是令文武百官和黎民百姓印象最深的一件大事，是下面这个问题：

我，赵曙，大宋的第五位皇帝，能不能管自己的爸爸叫一声爸爸？

因为这件事，英宗一朝数个高官被贬，朝堂之上暴风骤雨，高官重臣之间弹劾、攻讦、诬陷、诋毁不绝于耳。

也因为这件事，开启了有宋一代“相权低落，君权提升”，皇权与相权逐渐失衡，乃至谏官、御史对权力的监督纠错机制，滑向崩溃失效的危机源头。

（二）

身为皇帝，却不能随心所欲地叫一声爸爸，这个看似荒诞的问题背后，是宋英宗的特殊身世。

这个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宋英宗不止有一位“好爸爸”。

宋英宗的上一位皇帝，是大名鼎鼎的宋仁宗，这位在民间颇负盛名的好皇帝，其个人却至死都被一个异常悲凉的事实所困扰：

仁宗没有亲生儿子可以继承他的皇位。

其实这是困扰中国古代帝王的老问题，中国历史上因为没有子嗣而导致皇位传承出现困境的皇帝，前前后后加起来得有几十位。

其实生儿子这件事，宋仁宗不是没有努力过。事实上他相当努力，甚至努力到有点吓人的程度了，以至于宰相都上书劝诫：

“陛下啊，您得节制一下性生活了”。

做臣子的，当然不可能清楚皇帝的私生活细节。宰相是如何得知仁宗皇帝性生活过于频繁了呢？

答案写在后宫宾妃们的肚子上。

从公元1059年到1061年，短短三年的时间，仁宗的宾妃们就诞育了5个孩子，可惜这5个孩子都是公主。

根据史书记载，这个阶段的宋仁宗已经中风了，而2年后（1063年）宋仁宗就崩逝了。不难推测，这个时期仁宗皇帝的精子质量大概率是很低的。

也就说，仁宗皇帝在自己的生命末期，以抱病之躯，3年内让5位妃子怀了孕，考虑到仁宗当时的年龄、身体状况和政事繁忙程度，这位皇帝为了生儿子，绝对可以说是殚精竭虑了。

可惜天不遂人愿，仁宗皇帝至死也没能生下可以传承皇位的儿子。

写到这里，作为普通人真的要感谢现代医学的进步，虽然在权势和财富这两个维度，没有人可以和古代帝王相提并论。但即便是今天最普通的老百姓，也比古代君王享受了更高质量的医疗保障。

譬如作为皇帝的宋仁宗，一共生过16个孩子，其中3个儿子全部早亡，13个女儿则夭折了9位——这还是拥有全国最好的医疗保障资源的帝王之家。

总而言之，宋英宗赵曙（这个名字也是后赐的）并不是仁宗皇帝的亲生儿子，他是被过继给仁宗做儿子的。英宗之父濮王，和宋仁宗是堂兄弟的关系。

濮王很有意思，他属于另一个极端。濮王的儿子们如果全部上场踢足球，得分成两队，就这，还得有6个儿子坐在场边当替补。

没错，特别能生的濮王，光儿子就生了28个。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英宗才得以入宫。他本来是因“招弟”的作用被召进宫里的，就是说因为皇帝无子，所以选一个皇室血脉的男孩养在宫里，可以“招弟”。

英宗4岁就被送进宫里，和仁宗皇帝最为熟悉，因为这样的背景，他无疑是最佳的继子人选。

由于宋仁宗始终生不出自己的儿子，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万般无奈之下，终于下诏宣布认下英宗这个儿子，给予其皇子的正式名分。

待到仁宗皇帝突然驾崩，英宗这个继子便成了唯一的皇位继承人。

（三）

英宗皇帝龙椅坐稳，实权握紧，腰板挺直之后，向朝堂之上抛了一个问题：

“朕该如何称呼自己的爸爸呢？”

结合英宗皇帝继子的身份背景，这个问题就引申出英宗朝的一道“送命题”：

陛下所说的爸爸到底是哪个爸爸？

当然，这是明知故问。就像英宗皇帝抛出的这个问题一样，它原本不应该是一个问题，但如今被新皇帝刻意抛出，显然是想将这不是问题的问题，硬生生变成一个问题。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儒法国家里，名分二字，兹事体大。

正所谓“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名分之于传统中国，可谓道德和秩序的基石。

尤其在宋朝这样一个思想文化上主张“克己复礼”的朝代，文人士大夫本就对名义秩序道德特别看重，特别敏感，格外重视正名合礼。

大宋以孝治天下，而无论是翻阅经典还是遵循礼法，一个人都不可能同时叫两个人为爸爸。

名义上，英宗当然是仁宗皇帝的儿子，所以仁宗才会将皇位传给他，可以说这是英宗皇权合法性的唯一保障。

但英宗皇帝的亲生父亲毕竟是濮王，作为儿子，新皇帝显然在内心中更亲近和尊敬自己的亲生父亲濮王，这是人之常情。

但儒法国家，皇帝是一国之表率，在大公大义面前，传统思想道德要求皇帝必须克制自己的私人感情和喜怒哀乐，克己复礼为仁。

大宋的文人士大夫是有风骨的。英宗皇帝的问题抛出后，朝堂上很快就给出了答案，公元1065年4月9日，北宋一众官员在太常礼院对该问题达成了一致。

司马光将众人的结论写成了一篇奏议，上呈皇帝。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坚决维护“仁宗爸爸”的正统地位，反对过度对“濮王爸爸”的尊崇。

英宗皇帝阅后很生气，都是有亲生爸爸的人，你们这帮做臣子的怎么就不能体谅朕的孝心呢？于是，又问了一个问题：

朕以后在任何场合文件里提到生父濮王，该用什么称呼？总不能叫“内个谁”吧？

司马光们对这个问题，很快又给出了答案：

陛下，您是仁宗皇帝的儿子，濮王是仁宗皇帝的兄长，所以您以后对濮王“合称皇伯而不名”。

意思是以后您应该叫自己生父为伯伯，当然为了表示特殊尊重，就不用直呼其名了。陛下，您看我们懂事儿不，这个答案满意不？

英宗对着奏折骂了句史书没记载的脏话，想着自己已然做了皇帝，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决心要搏一搏。

正所谓“搏一搏，伯伯变爸爸”嘛！

英宗皇帝就去找欧阳修撒娇，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管爸爸叫伯伯，我就要管爸爸叫爸爸！

欧阳修能怎么办？当然是宠着他了。

于是一代文宗欧阳修不得不亲自执笔，写了篇引经据典的文章，核心内容就是英宗皇帝应该称濮王为父，并要求召开中央官员扩大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重新讨论和表决。

每一位官员心里都清楚，欧阳修此篇文章表达的是皇帝心迹。事已至此，稍有政治头脑的官员应该明白，关于濮王的称谓问题，已经无关乎礼法，甚至无关乎对错，它涉及的实质上是个“站队”问题。

这个问题在英宗朝堂之上，已悄然变成了一场政治斗争。

（四）

濮王的尊崇称谓问题，史称“濮议”。

英宗皇帝的决心众目昭彰，如今继子当了皇帝，我的爸爸，我要自己来定义！谁赞成，谁反对？

濮王称谓问题的政治风波背后，是权力与礼法规制之间的较量。

权力的特点是贪婪。濮议的本质，是皇权试图以个人意志超越既有的规则、体制、礼法。

这一点，皇帝和一众大小官员心知肚明。

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是有风骨的。也因此，英宗这个皇帝做得挺闹心的，因为他面对的，是一群心有大义，不鸣不平的铮铮言官。

其中的代表刺头就是司马光。众所周知，司马光从小就擅长搬起石头砸缸，长大了之后石头玩得是愈发顺手，没事就搬起一块石头砸向皇帝的脚。

司马光所依凭的“石头”，就是祖宗家法、儒家礼法和朝廷规制。

面对英宗皇帝的昭然之心，司马光写了一篇奏折，再次坚决公开反对英宗尊濮王为父这件事。

要说司马哥哥不愧是砸缸高手，这篇奏折直击要害，其核心阐述，是一个任谁也无从辩驳的事实：

如果仁宗皇帝仍然在世治理天下，而濮王也尚未仙逝，这时如果仁宗皇帝下诏赐陛下为皇子，那么请问，您该如何称呼濮王呢？

被无子的仁宗皇帝赐名皇子，这意味着仁宗将皇位拱手相让。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泼天富贵，英宗全家老少感恩戴德还来不及，更别提抗旨不遵了。

如果现在仁宗皇帝还活着，皇位还未传给英宗，别说让英宗叫濮王为伯伯，就是让濮王倒过来叫英宗伯伯，这爷俩也得乐得屁颠屁颠的，欣然接受。

而那些如今站在英宗皇帝一边，鼓噪着皇帝应该称濮王为父的，那时肯定屁都不会放一个。

如今英宗掌权之后，却希望重新定义自己的爸爸，这种做法，于陛下自己，是反复无常的小人之举，于仁宗皇帝，陛下现在的做法，是为大不孝。

说到底，那些如今站在陛下一边的众多高官，他们不是站陛下，也不是站大义礼法，他们只是精明地站在了权力的一边。

（五）

面对举起石头的司马哥哥，皇帝和宰相们不得不避其锋芒。对于掌权者而言，面对这样的刺头，无非两种办法：

或诱之以利，或胁之以威。

英宗皇帝最终选择以高官厚禄笼络司马光，虽然你反对我管爸爸叫爸爸，但我不生气，还升你的官。皇帝降旨，升司马光为龙图阁直学士。

皇帝的心思，司马光明白，先后写了三道奏折拒绝接受。最终博弈的结果是，皇帝亲自降旨，“任命不许辞免。”

但升官的同时，司马光也被调离了谏官的岗位。成为濮议之争中，第一个被皇帝巧妙祛除掉的言官。

声名最盛的司马光被迫“闭嘴”，但还是那句话，宋朝的文人士大夫是有风骨的，御史谏官们的抗议并未因此消失。

1065年，英宗亲自提拔了一名“亲信”进入谏院，意思再明显不过，皇帝提拔你，你得向着我说话才行。

被提拔的人名叫蔡抗，哥们人如其名，上任后各种抗议，可惜抗的都是皇帝，有一种“嘿嘿，陛下您看错人了”的幽默感。

当年8月，开封水灾，蔡抗一篇奏折，对着英宗皇帝贴脸开大，大骂说：就是因为过度尊崇濮王，才导致开封遭遇天谴。

皇帝都被骂懵了，一怒之下，罢免了蔡抗的官职。

蔡抗被免之后，吕诲接棒，这大哥更狠，简直是一个无情的“抗议奏折写作机”，他连上7篇奏折，反对英宗管濮王叫爸爸。

英宗皇帝脑瓜子嗡嗡的，决定不理会这种疯子，7篇奏折上去，英宗一个字没回。

吕诲一看，好好好，玩冷暴力是吧？这活儿是一天也干不下去了，然后他的辞职信一写就是4封，可是同样泥牛入海，毫无回应。

皇帝不理，吕诲就另辟蹊径，你宰相韩琦不是支持皇帝嘛，我要弹劾你。是你把皇帝引上了“非要叫伯伯为爸爸”的邪路，你小子结党营私，专权不忠。

不仅如此，吕诲还联合所有在京台谏官员，联名上书，弹劾中书全体宰相和副宰相，骂他们“首开邪议”，“陷陛下于过举之讥。”

一句话，吕诲大哥杀疯了。

事情闹得越来越大，宰相韩琦也写了辞职信要罢相离京，欧阳修也摆出强硬姿态，说我们中枢大臣与台谏官势如水火，无法同朝共事，陛下您要认为我们对，就开了他们，您要认为谏官们对，就炒了我们。

濮议之争，也因此成为欧阳修政治生涯中颇受非议的一件事。

结果不难想象，尊濮王为父本就是皇帝的意思，最终，所有和吕诲一起联名上书的台谏官员，全部被降职，调离东京。

英宗皇帝最终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由宰相们设计，使皇太后出面，下旨说，以后英宗皇帝可以向生父濮王称“亲”。根据古义，“亲”意指父母。

从此，英宗皇帝终于可以向生父濮王毫无顾忌地喊一声：

亲！

（六）

其实这事还有个后续，就是在濮议尘埃落定之后，还有3位台谏官员因公出差刚刚回到东京。他们得知此事后，坚定地站在了司马光和吕诲的立场，以罢工的态度表达抗议。

结果没什么意外，这三位台谏官员，同样遭遇了贬职离京的待遇。

对于大宋王朝，濮议最终的结果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悲剧。在宋朝政治体制中，台谏本是一度与皇权和相权鼎足而立的“第三方舆论监督机构”，

而这场辩论，让台谏制度完全沦为了一个毫无力量和牙齿的空架子。

言路的畅通代表的是公正客观的批评机制能够顺利运转，一旦丧失了这种自下而上的舆论监督和批评纠错机制，社会矛盾、民间疾苦、贪官污吏和结党营私，也就一并消失了。

这种“消失”对于一个帝国而言，往往意味着最沉重的灾难——从这一点上来讲，英宗皇帝的一意孤行，其最大的输家，是大宋皇室。

纵观历史，王权专制下，政府之所以能平顺运转，社会之所以能安定繁荣，所仰仗和依凭的，是“明君”和“忠臣”的良好互动，以及皇权和文官集团的相互辖制、平衡。

一旦这种机制走向失衡，往往带来人治时代的政治危机，顺带将整个王朝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一个国家，一届政府，法治、规则、制度为何重要？

因为这些能够控制权力的膨胀，可以将权力关在笼子里。

可权力的特点就是贪婪，它永远不知餍足。

这一次情有可原，下一次事出有因，再下一次可能就变成了“胆敢再有非议者，当行诛责。”

当然我们知道，自宋以后，皇权愈发膨胀，至清达到顶峰，面对皇权的意志，谏官们的空间愈发狭小逼仄，最终确实走向了“胆敢再有非议者，当行诛责”的现实。

于是，我们经常看到，现实里民间世界的怒火和戾气已呈滔天之势，可奏折上的世界仍是皇帝英明神武，仁德宽厚，万民称颂。

翻阅历史，你会发现，很多大权在握的帝王，最终都掉进了“权力的洞穴”中，身边围绕的都是一些谗佞之臣，每天听到看到的都是美好的，光鲜的，万民称颂的，负面信息、尖锐批评和沸腾民怨，一早就被清理掉了。

其实，这间只闻赞美称颂，不见百姓哀嚎的“洞穴”，何尝不是做皇帝的，用御史谏官们的骨头，一点点挖出来的呢？

这里是思维补丁，谢谢你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