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历史课本你会发现，“大一统”是一个很高级的词汇，如果想形容一位帝王的伟大，就给他贴上大一统的标签，自古至今，无论多残暴的帝王，只要在位期间实现了大一统，后世总会有人为其辩解，最差的评价也是“功过参半”。相反，如果某位君主不愿意进行大一统，不愿意加强中央集权，后世评价他的时候基本上与明君无缘。因此大一统被视作检验君王的最高标准之一，也被视作王朝是否兴盛的标志。
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大一统是社会演化的必然结果，所有的分裂都是为后续的大一统做准备。从生产角度来讲，大一统能够最大限度的保证生产资料的流通，维持生产资料的价格稳定，使得百姓能够更好的进行生产劳作。
从生命和财产安全角度来看，在大一统社会里，百姓们保障生命财产付出的成本要远远低于分裂割据的时代。或许有些人会觉得，在群雄割据的时代，百姓们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当感觉到压迫时，可以转移到其他国家生活，最大程度的保证自身利益，因此百姓在割据状态中的生存质量是高于大一统时期的。
实际上，群雄割据时代往往是战乱最频繁的时期，普通百姓既要承受战乱带来的杀戮，也要完成所在诸侯国的徭役税赋，需要付出双倍的成本才能保证生命安全。
从社会发展、王朝统治和百姓生存的角度来看，大一统是古代社会模型的最优解，是值得肯定的一件事。大一统之所以背上骂名，被后人不断地诟病，并不是大一统本身出了错，而是有人在大一统的基础上，利用加强中央集权的方式进行残酷的剥削。
封建王朝的本质是底层供养上层，上层剥削底层。
对统治阶层来讲，大一统和中央集权是他们终其一生都在为之奋斗的事情。大一统划定了百姓只能在某个范围内生活，中央集权则给百姓们制定了一套行事标准，让他们必须按照这个标准生存，否则就会被抹杀掉。中央集权和大一统能够充分保证帝王和统治阶层的利益。
中央集权并非一无是处，只要使用得当，就能让统治阶层和普通百姓都能受益，在“集中力量干大事”上，中央集权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中央集权能够确保君王的意志在短时间内毫无阻力的贯彻。中央集权能够确保全国的资源可以聚集在一处，从而快速达成某目标，从而将效率发挥到极致。
中央集权最理想的状态，是君王懂得如何平衡统治阶层和普通百姓之间利益，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每个王朝的开创者和中兴之主都明白这个道理。王朝缔造者为了拉拢民心必然会放低姿态让利于民，中兴之主祛除王朝弊病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让利于民的过程。纵观历朝历代，只要统治阶层愿意让利于民，给百姓些许做人的尊严，很少有人去诟病中央集权。但古往今来，真正愿意与民同利的君王少之又少，有些君王能在一定时期内做到与民同利，可一旦王朝进入到稳定的运行状态，国家暴力机构建设完全后，他们就会利用中央集权大兴剥削和残酷镇压之事。
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大背景下，君王不会受到谩骂和指责，甚至连不同的声音都不会出现，因为持有不同声音的人都会被抹杀掉，剩下的要么沉默不语，要么成为君王的坚定拥护者。统治阶层能够依靠中央集权获得一切想要的东西。因此，对君王来讲，大一统和中央集权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也是他们倾尽一切维持的事情。
对普通百姓来讲，大一统和中央集权是一把双刃剑。如果遇到能与民同利的明君圣主，则可以充分享受大一统带来的安全屏障以及中央集权带来的高效率。但问题在于，真正的明君圣主少之又少。再者维持大一统是需要消耗资源的，其中百姓的肉身价值就是所消耗资源的一种。大到边防建设，小到耕种劳作，都需要消耗百姓的肉身。对于百姓来讲，如果能够避免沦为帝国消耗品，那么大一统对他来讲是有利的。
相反，在维持大一统的过程中，如果扮演的是消耗品的角色，那么大一统对这些百姓来讲就是一种梦魇。在中央集权的大背景下，普通百姓全部都在耗材池里，统治阶层决定着他们什么时候成为耗材。
人性本身是由善恶构成的，在不得势的时候通常会向别人释放善意，以此来换取别人的善意，一旦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就会激发内心深处的恶。
在中央集权体系中，统治阶层是凌驾于道德和法律之上的，决定统治阶层生死存亡的并不是法律，而是帝王的意志。在普通百姓眼里，国家法典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物。在帝王眼里，国家法典是可以任意丢弃的厕纸。统治阶层可以随意丢弃厕纸而不用受到惩罚，但普通百姓胆敢议论厕纸的是非，必然会遭到统治阶层的抹杀。
在圣人当道的情况下，中央集权能够拉高百姓们的生存上限，圣人为了维持圣人的光辉，必然对百姓释放善意，但古往今来能堪比圣人的君王从来就不存在，千古一帝的背后都是累累白骨。大部分时候，中央集权展现出来的下限要远多于上限。中央集权既是君王维持国家稳定的途径，也是满足自身私欲的手段。在中央集权的体系中，君王的权力是不受约束的，君王可以毫无顾忌的刷新自己的下限，来满足自身私欲。实际上让手握生杀大权的人克制私欲处处为百姓着想，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
综合来看，在古代，建立在中央集权基础上的大一统，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多过正面影响。中央集权制度本身没有问题，封建王朝下的中央集权只有一个大脑，没有相互制约，使得中央集权成为帝王发泄私欲的产物。如果多个大脑同时维持这套秩序，彼此之间相互促进和制约，百姓能够参与制度的修正，那么这套体系是值得赞美歌颂的。
在古代，普通百姓实际上是中央集权的受害者，但大部分百姓并不反感被统治阶层剥削，甚至以被他们剥削感到为荣。这种观念持续了上千年，最后直接刻在了人类基因片段里，以至于很多人从小就接受“天地君亲师”的阶级观念，践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排序。
在封建统治者眼里，他们希望普通百姓在躬身劳作的同时，还能具备帝王历史观，把皇室的荣辱放在个人荣辱之前，把皇室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前。封建统治阶层希望庶民明白“有国才有家”的道理，是皇室赋予百姓一切，在皇室利益受到侵害时，庶民要主动献身于战斗之中，主动为皇室捐躯，以此来获得皇室的褒奖。
为了让庶民形成皇室为先的思维，会采用武力镇压和思想教化并行的方式
在李渊起兵初期，为了拉拢关中百姓，李渊给所有关中壮年都发了一张官员委任状，李渊承诺，只要起兵成功，手持委任状的百姓到朝廷领取职位。百姓们在空头支票的激励下，投身于为李唐政权捐躯的大潮中。后来此类事情多次发生在大唐时期，每当皇帝缺兵少将的时候，就会拿出空头支票来激励军民。民众之所以相信这种激励，并愿意为之捐躯，是长期接受教化的结果。在“天地君亲师”的价值体系中，为君王奋斗、货于帝王家是个人最高的奋斗目标。
如果遇到不接受教化的庶民，则通过屠戮的方式让他们接受教化，经过几代人的延续，被屠戮的百姓就会忘记先祖的仇恨。当初清军入关后就是采用的这种策略。清军在入关前就放言“入关后自有大儒为我辩经”，后来事情发展也正如清军预料的那样，世代修降表的大儒不仅收起了脊梁，还充当清军教化汉人的先锋。著名的“留头不留发”提议就是出自汉人之手。
帝王的聪明之处在于，成功的把国家和皇室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捆绑在一起，并让庶民前赴后继的为之捐躯。
庶民的悲哀之处在于，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却喜欢用帝王视角来看待问题。但当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才发现，帝王思维根本救不了他。如果他足够愚蠢，会认为自己对帝王的忠诚度不够才招致灾祸。
过去的两千多年里，分裂和大一统在华夏大地上轮番交替，这也说明中央集权式的大一统是人们能想出来的最好方案。
要想全面剔除封建大一统制度的弊病，只有两个途径，第一，全面剔除人性层面的恶，把统治阶层变成圣人。第二，全面提升生产力，使其出现爆炸式增长。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是因为吃不饱，如果庶民能得到富足，他们才懒得去揭竿举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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