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冬至，母亲从外公的葬礼回来，喝得大醉。
她颓疲地靠在床头，喃喃地自说自话，和着半生的往事，闷一大口老糟烧，呛出了眼泪。
“我这大半辈子啊，太难了！我做错了什么啊！冬儿今天，本应该刚满十四，也该是大小伙了呢……”
我就坐在床前，默默陪着她。
母亲喝醉了，拉着我的手就哭，是那种嚎啕大哭，边哭边说起那些陈年旧事，像个委屈的孩子。
母亲要强，从不在人前示弱，总习惯把所有悲怆埋在心底，十几年来，这是我第一次见母亲落泪。
母亲折腾到半夜，乏了，才昏沉地睡去。
我打来一盆水，给她抹了抹脸，再盖上被子。
灯光下，母亲的脸庞，那么平静温柔，像不曾被岁月苛待。
习惯了母亲平素的泼辣凶悍，一瞬间，我竟有些恍惚。
我常常会想，若不是换婚，母亲这一生，定然不会过得如此艰难。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前，中国南方，有些穷困地区存在一种习俗—换婚。
所谓“换婚”，即交换婚姻，以人换人，也有人称“小姑换嫂”“姐妹换妻”。
大多由于家境贫寒，男子到了适婚年龄，出不起聘礼，娶不到媳妇，于是境况相似的两家便约好换婚。
换婚两家均不必付聘礼，这也解决了活在底层的家庭中男丁的婚姻大事。
在那个年代，换婚多是父母之命，子女，尤其是女儿，根本没什么话语权。
母亲叫李蓉，1968年，生在粤西的一个小村庄，穷山恶水，偏远闭塞。
外公外婆是那种地道的贫下中农，就靠着操持那一亩三分地，艰难地养活一家几口。
家中兄妹五个，母亲排行老三，二哥年幼时病夭了，现上有一个大哥，下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外婆患有胃病，常年吃药，大舅作为长子，却好吃懒做，家中光景自是一年不比一年。
大舅小时候玩鞭炮，炸断了两根手指，加上家里穷，早些年没姑娘瞧得上，便一直打光棍。
直到28岁那年，经人介绍，和隔壁村的姑娘赵秀菊好上了。
两人处了半年，便开始谈婚论嫁。
家长见面那天，秀菊的母亲和外公外婆谈到聘礼时，狮子大开口，坚持要五千。
在当时，五千对外公外婆家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
本来欢喜的场面一下子冷了下来，外公锁着眉头，一言不发，手上竹筒水烟的烟丝掖了又掖，一直没点燃。
秀菊母亲的脸一下子拉得老长，喊道：“我家秀菊不嫌弃你儿子断指，这点彩礼不过分吧？”
外公外婆为彩礼犯难，不知怎么回话，秀菊母亲一把拉着秀菊，嘟嘟囔囔出了门。
婚事黄了，大舅像霜打了的茄子，怨天尤人，半死不活地瘫在床上，闹绝食。
家里好言相劝，大舅非但不领亲情，还破口大骂，骂外公外婆穷酸无能，骂自己命苦，投错了胎，一辈子只能打光棍。
外公外婆自幼惯纵大舅，没得办法，只能腆着脸，三番五次往秀菊家跑，盼着事情有转圜的余地。
一个月后的一天，吃着晚饭，外公突然宣布大舅的婚期定了下来，吩咐家里人把房子好好打扫一遍，准备迎亲。
大舅一改往日的臭脾气，饭桌上有说有笑，母亲自然也是跟着欢喜，还以为聘礼的事情谈妥了。
直到大舅结婚的前一天晚上，外婆拿着一套新衣服走到母亲房间，说：“娟儿，明天换上它，安心出嫁吧。”
母亲一脸诧异：“妈，你糊涂了？明天结婚的是我哥，又不是我。”
外婆只低着头，抹着眼泪。
话说到这，母亲已经猜到一半，她倏地从凳子上弹起来，大声质问：“你们是不是答应他家什么了？！”
“换婚！和秀菊她大哥。”外公走进来，冷冷地说道。
晴天霹雳！
母亲一下子瘫坐在地上，心像是被生生剜出来了！
缓了好一会儿，母亲抬起头，幽怨地说：“我是你们亲生女儿吗？秀菊他大哥什么样的人你们不清楚吗？
他都四十多了，还是个瘸子！我死也不嫁……”
“这事由不得你！要不这样做，你哥能娶到媳妇吗？再说他家也答应再给我们一千块作为补偿，这亲事也算平等了。”
“平等？”母亲满是泪痕的脸挤出一丝哀怨的笑，“爸，你偏爱阿哥阿弟，我认了！不能上学，我也认！可为了给大哥娶亲，就要毁了我一辈子吗？”
“你消停点！板上钉钉的事，再闹也没用！”外公丝毫没有心软，转身“砰”的一声拉上房门，换上了一把又厚又重的铁锁。
那晚，母亲捶着房门，哭闹到半夜，最后虚脱了倒在床上。
那时候，两家都穷，不摆宴席，不请宾客，两个新娘子便这样换了过来。
出嫁那天，父亲带着几个送嫁的婶娘把秀菊送过来后，便来到母亲房间接亲。
母亲哭得撕心裂肺，死死扒着门框不肯松手，最后还是被四个膀大腰圆的婶娘连拖带拽，架了出去。
那一年，母亲刚满二十。
父亲那时候42岁了，天生右脚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的，背地里被人唤作跛脚华，在嘲自卑中成长的父亲，性情古怪，嗜酒如命。
新婚之夜，母亲被锁在房里，奶奶生怕她逃了，连窗户都封的严严实实。
那天父亲很高兴，在外面喝得醉醺醺的，半夜才回来。
看到正在熟睡的母亲，身体里原始的欲望开始熊熊燃烧。
他一把扯开自己的外衣，虎扑到母亲身上，母亲从睡梦中惊醒，尖叫着推开父亲，她惊慌失措，死死抱着枕头，护住自己的身体。
那一刻，母亲的尊严被践踏的支离破碎。
当醉酒的父亲再次扑向母亲的时候，母亲疯了似的反抗，扭打间，抄起桌上的手电筒，往父亲脑门上狠狠一敲。
父亲疼的大叫，松了手，顺势打了母亲一耳光，母亲失去平衡，撞在桌子上，两眼直冒金星。
但她顾不上许多，趁机钻了空，连滚带爬地逃到了门外。
当时约莫凌晨4点，奶奶睡得沉，并未听见声响，醉酒的父亲骂骂咧咧地追到门外，没走几步便摇摇晃晃倒在地上，昏睡过去了。
母亲决定逃跑！
她盘算好了，先回娘家的村里，投奔她最好的姐妹阿莲。
再想办法搞点路费，坐车去城里打工，把彩礼钱挣回来补给秀菊家，从此两不相欠，再无瓜葛。
时值腊月，山风凛冽。
母亲身上只穿了件单薄的睡衣，方刚一番厮打，连鞋子都来不及趿上，逃了出来，母亲借着手电的微光，在那崎岖的山路上赤着脚狂奔，不敢回头。
母亲怕黑，更怕鬼。
漆黑中，她一个人，穿梭在山间的荒坟野冢，后背一阵一阵地冒冷汗，也不知道是怕还是冷。
母亲双腿发软，浑身抖成了筛子，终是忍不住，哭出了声，哭声夹杂着风声，在阴森的山野间回荡，听着愈发的瘆人。
也不知母亲怎样熬了过来，到差不多天亮的时候，母亲敲开了阿莲的家门。
开门时阿莲吓了一跳，眼前的那个女人，蓬头垢面，双目空洞，脸和手臂被荆棘剌了一道道红口子，脚底被尖石扎破，鲜血混着泥渍淌出了出来。
母亲抱着阿莲哭诉，也不知道哭了多久，累了就睡过去了。
母亲正睡得迷糊，突然被人揪着头发，硬生生地从床上拽了起来，她疲惫地睁开眼，发现此人正是大舅。
大舅拉扯着母亲，拖到院子，使劲一推搡，母亲打了个趔趄，摔在地上。
大舅叫嚣着：“看吧，我就说这死妹钉在这里，哼！她还能逃哪儿去！”
母亲坐起身来，看了看四周，外公、外婆、奶奶还有父亲都在。
大舅指着父亲脑门上被母亲打出来的伤口，骂道：“你真是能耐了，半夜跑路，还想谋害亲夫啊？”
“我打死也不认这门婚事！不就是彩礼吗？我去城里打工，挣了钱就还给他！”母亲抽泣着说。
奶奶气得直跺脚：“既然这样，我老赵家也不稀罕这样的儿媳妇，马上把一千块钱还我，再把彩礼钱补上，不然现在我就把秀菊领回家！”
大舅一听急了，他低声下气地，给奶奶赔着笑脸：“我和秀菊都已经拜过堂了，哪能说领回就领回去，有事好商量不是。”
转过脸，又指着母亲鼻子骂：“你一个没门路没文化的，跑城里有你喝风的份儿！你嫂子已经过门了，一千块钱置了新床，还给阿妈看了病。
阿妈胃病又犯了，你现在悔婚就是要害了我们一家，就是逼着妈去死！你好歹为阿妈想想，良心都被狗吃了吗？”
外公板着一张脸，缓缓吐出了一口烟，对父亲说：“过了门，就是你家的人，以后她要是再不安生，打死也不怪你，我就当没生过这个女儿！”
母亲呆滞的眼神转瞬冰冷，她清楚地知道，这个家再无半点值得留恋。
外婆泪眼婆娑地握着母亲的手：“娟儿，这就是女人的命，你就当是为了我和你阿爸这两把老骨头，回去好好过日子，别再折腾了啊。”
母亲瞪着通红的一双眼，咬着牙，一字一句地说：“好，我回去，就当是还了这二十年的生养之恩，从今天开始，我和你们恩断义绝！”
说完，母亲决绝地甩开外婆的手，朝着幽黑的山坳，径直走了回去。
母亲与娘家决裂后，心如死灰，在哪，嫁谁，似乎都已无所谓了。
像行尸走肉一样，她将自己淹没在做不完的农活中，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但与奶奶、父亲却始终形同陌路，鲜有温情。
一年后，母亲怀了我，父亲和奶奶对母亲态度也有所回暖。
直到临盆那天，母亲生下了我，一看我是女娃，奶奶一下就变了脸，边走边骂着晦气。
逢人问起，她手一摆忿忿地说：“莫说了，扫把星，生了个赔钱货！”
父亲酒瘾很重，根本不管事，即便月子期间，也不曾照顾我们母女半分。
出生第一周，我黄疸严重，哭闹不止，父亲只管自己蒙头大睡，任我哭到失声，他也无动于衷。
母亲拖着羸弱的身体，照看我，整宿整宿不能合眼。
在父亲和奶奶的观念中，生儿子，传宗接代，光耀门楣，生女儿，徒增负担，一无是处。
母亲没生儿子，是极大的过错。
而我的到来，让孤独的母亲有了依恋，一颗心也慢慢安定下来。
随着年纪变大，奶奶想抱孙子的的念头也越来越急切。
她开始四处跟人打听生男娃的偏方，隔三差五便带回来一包包所谓的灵丹妙。
草药，符水之类自是不必多说，有时候，她带回来一些不明物体，熬成黑黑的一碗，直接逼着母亲吃下去。
一次，母亲喝下一味“秘方”后，拉了四天，严重脱水，站都站不稳，奶奶却依然不管不顾地熬给母亲喝。
终于有一次，母亲忍无可忍，一把打翻了药碗。
奶奶暴跳如雷，指着母亲鼻子骂起来：“贱骨头！养你还不如养条母狗，母狗都能下崽，就你生不出男娃！”
终于在婚后的第四年，母亲又怀上了。
那阵子，奶奶没少求神拜佛，且逢人便说要抱上孙子了。
奶奶掐着日子，在母亲临盆头一天晚上，非逼着她喝下一碗“安胎药”，说是镇上的高僧，施法开过光的，专保人生男娃。
第二天在镇上的卫生院，折腾了5个小时，孩子还没生出来，母亲精疲力尽，几近昏迷。
医生说胎位不正，要马上进行剖腹产手术。
奶奶一把拉住医生的手，大声喊道：“不能剖！高僧说了真气不能外泄，剖腹泄了真气，生出来的就不是男娃！”
医生睁大了眼睛，叫起来：“人命关天的时候，还搞封建迷信那套！”
奶奶死死拽着医生的手：“是真的！那位高僧很灵的，他指点的很多人家都生了男娃，再说，谁没生过孩子啊，就她金贵，非得剖腹产？”
医生觉得不可理喻，甩开手，去征求母亲的意见。
奶奶冲过去，一把拦在床前，双手叉着腰，嚷嚷：“我家的孙子，我说了算！我说不能动！”
奶奶和医生护士僵持了近半小时，母亲孱弱地躺在床上，剧痛一次次袭来，汗水早已浸透了衣衫，她撑着最后一丝意识，央求：“医生，帮帮我……”
医生暴怒：“再不手术，人就死了！”
这时，旁边鹌鹑一样的父亲才把奶奶拉开，手术开始。
一个小时后，孩子出来了！是男孩！
只是，他出来的时候，小脸已经发黑，医生使劲拍打他的屁股，没有半点反应，只听得医生吼了一句：“孩子窒息，准备抢救！”
产房又开始躁动，各种仪器轮番作用，然而，那小小的生命终是没能抢救过来。
孩子太久没出来，已经窒息而死！
奶奶一下子瘫软在地上，狠命捶着胸口，呼天抢地哭着：“造孽啊！造孽……”
母亲躺在产房里，像个死人，脸无半点血色，双眼直勾勾盯着房顶，张着嘴，硬是哭不出来。
那一天，正是1994年的冬至。
弟弟没了，母亲还是给他取了个乳名冬儿。
她说这样，证明他来过这个世界，至少有个念想。
奶奶痛失孙子以后，精气神一下子涣散了，两年后便郁郁而终。
母亲经历一次难产，元气大伤，以至于落下病根，余生再难生育。
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后，母亲性情大变，整日绷着脸，嗓门越来越大，说话干事，大有水浒传中孙二娘的风范。
平日最好我不犯人，人不犯我，不然，以母亲的河东狮吼的功力，能把一头大水牛震死。
春去秋来，我到了上学的年纪。
村委的小学，只有两间破烂的瓦房，一个老校长带着两个初中学历的年轻老师，开了两个班。
我上四年级的时候，母亲说村里教学条件不好，执意把我送到镇上好一点的学校读书。
可是家里离镇上远，我须得住校，这样平白又多出一笔食宿费，父亲坚决反对，两人大吵了一架。
最后父亲撂下一句：“要供你供，老子可没那个闲钱打水漂！”
母亲原本就没指望父亲，奶奶去世后，这个家全靠母亲一个人撑着，耕田耙地，挑水打柴，洗衣做饭，事无巨细样样都压在母亲肩上。
残疾的父亲白天放放牛，晚上回来喝酒，醉成一滩泥，第二天又睡到晌午。
母亲怒其不争，怨气难消，专挑难听的话咒骂：“老跛子，烂泥扶不上壁，怎么喝不死你！”
赤焰对火柴头，吵架自是家常便饭。
怒起来，两人直接开打，家里就那么几尺宽敞，锅碗瓢盆随时被他们抄起来当作武器，最后多是鸡飞狗跳，两败俱伤。
为了多挣钱，母亲赶着我家那头老水牛，一个人垦出了半壁荒山，她就在半山腰上的地里种沙姜，种红薯，然而山地贫瘠，挣不了多少。
后来，听说养猪挣钱，母亲又买来四头猪崽，圈养在屋后，猪吃得多，为了节省粮食，平日忙完田地的活儿，母亲就四处割草喂猪。
那几年，母亲操劳过度，落下了腰椎骨节增生的毛病，每逢天阴，便痛得整宿睡不着觉。
我给她擦药，她忽然叹了口气说：“丫头，你要好好读书，将来出了这座山，离了这些人，妈吃过的苦，万不能让你再吃。”
村里人说母亲蛮干不要命，给她取了个外号叫“李铁牛”。
母亲笑笑，说她要挣钱给我上高中，上大学，要让我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我15岁时，父亲因酗酒过度，突发脑梗，一头栽到了沟里，最后被人发现，送去医院保住了性命，右半边身体却瘫痪了。
自那以后，父亲更加喜怒无常，有时吃着饭，突然把碗筷摔在地上，瓷片四溅。
晚上起夜，爬不起来，便一脚把母亲踹醒。
母亲有多泼辣，就有多善良。
她看着父亲狠命地捶着自己瘫痪的身体，心生怜悯，很多时候都是打掉牙齿和血吞，生生忍了下去。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父亲最后死于脑梗并发症。
母亲平静了处理完父亲的后事，骨灰下葬那天，母亲没哭，也不说话，就长长地坐在坟前，直到太阳落山。
走时，在坟前横倒了整整一瓶老糟烧。
母亲并不为父亲伤心，在她的生命中，没有爱情，我，是她与父亲之间唯一的瓜葛。
只是父亲走了，仿佛也带着母亲最好的青春年华，一并埋入了黄土之下。
那年母亲三十八岁，正值盛年，成了寡妇。
寡妇门前是非多。
路过的杂货郎只是在我家门口歇歇脚，村里的长舌妇看见了，便能添油加醋地造出一段恶俗的偷汉韵事来。
父亲去世后第二年，一个晚上，大概九点，院里传来一阵急促敲门声。
母亲开了门，一个年轻的姑娘扑通一声跪在母亲跟前，哭着说：“大姐，救救我！”
这一跪，把母亲吓了一跳，仔细一看，发现姑娘满脸淤青，显然刚被人打过。
母亲把她领进屋，她哭哭啼啼地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姑娘二十出头，是村里的老光棍阿四，前些天从外省带回来的媳妇。
她是个孤儿，自小寄宿在大伯家，上个月被她伯父伯母连哄带骗嫁给了阿四。
其实，与其说是嫁，不如说是卖。
阿四是出了名的臭脾气，买回来的媳妇不听话，便天天拳脚相向。
正说着，突然听得门外传来男人粗鄙的嚷嚷声，母亲把姑娘藏进卧室，然后走去开了门，
来人正是阿四。
“我看到那贱货跑进你家了！叫她出来！”阿四边说边往屋里探头张望。
“我说阿四，你别疯狗似得乱吠啊！一口一个贱货，骂谁呢？”
“少他妈装糊涂，就我家那死婆娘，刚跑了出来，等会抓回去非打死她不可，妈的！”
“你一条老狗还打女人，一天到晚窝囊废似的！还能干点人事不？”母亲用极其嘲讽的口吻骂道。
“狗拿耗子！啥时候轮到你多管闲事？”阿四说着，一把推开母亲，想要进去抢人。
“站住！”
母亲大喝一声，迅速从门角抄起一个玻璃酒瓶，狠狠往墙上一磕，砰地一声，玻璃散了一地。
母亲握着半截玻璃瓶，气势汹汹地指着阿四说：“以为我孤儿寡母好欺负是吧？你今天要是闯了我家，我跟你拼命！”
阿四一怔，后退了几步，瞪着眼，大声嚷着：
“如果人不在你家，干嘛怕我搜，莫不是屋里藏了野男人，怕人看见？”
我气得发抖，顶了一句：“你胡说八道！”
阿四瞟了我一眼，从鼻孔坑出一声：“哼！我看你和你老娘一路货色，也是个骚浪贱的胚子！”
母亲暴怒，半截酒瓶往地上一摔，一个箭步冲上去，薅着阿四的头发，扭打作一团。
我慌忙上去拉架，一边拉扯一边呼喊，邻居几位长辈闻声赶来。
等把两人拉开的时候，母亲眼角淤紫，还流着鼻血，阿四头发像个鸡窝，脸和脖子留下了好多抓痕。
母亲双手撑着腰，恶狠狠地瞪着阿四，她“呸”的一声，往地上啐了口吐沫，便拉我回家，砰一声锁上了门。
第二天，母亲塞给姑娘300块钱，掩护她悄悄从山路离开了村子。
那天以后，阿四就四处造谣，说母亲偷人，村里的流言蜚语更甚从前了，母亲走在路上，背后就有人指指点点。
2007年，冬至前两天，外婆托人带来消息：外公病重。
彼时，外公已经卧床一个多月，那两天哼哼唧唧地说着胡话，说走前想见一见母亲。
十八年了，母亲与娘家决裂后，便没有再回去过，也没再见过外公外婆。
记得小时候过年，看着村里的小伙伴追着父母，蹦蹦跳跳地去外公外婆家探亲的时候，我问过母亲，为什么我们从来不去探外公外婆。
她背过身去，说了一句：“你没有外公外婆。”
说话间云淡风轻，可我，分明见她红了眼眶。
那天，母亲听了外公病重的消息，一夜无眠。
她在屋里做着家务活，心不在焉，来回地踱着，像是挣扎了许久，最后带着我，回了娘家。
一进门，见外公躺在正屋中央的床上，眼窝深陷，脸色苍白。
见了母亲，他死水一般的眼神忽然闪过一星波澜，他艰难地张开嘴，想要说这些什么，可喉咙卡着厚痰，声音终究含糊不清。
外公一下变得焦躁，皱着眉，喘着重息。
母亲看着他，不知作何反应。
突然，一颗浑浊的泪珠顺着外公脸上的沟壑滑落，他颤巍巍地伸出手，僵僵地悬在半空。
母亲一愣，眼眶瞬间红了。
她慢慢握住外公的手，外公松了最后一口气，合上了眼。
外公去世了，母亲帮着操办完葬礼，全程没有开口说一句话。
临走，外婆拉着母亲说：“娟儿，你这些年过得苦，是我们对不住你，你难产那年，我和你阿爸去看过你，没敢走近，就站在屋后山头上，远远看了一眼。
你阿爸这一辈子也难，当年的事，他不敢求你原谅，想着临走再见上你一面，不想把心里的疙瘩带进棺材里。”
母亲听完，鼻翼开始翕动，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她又回头看了一眼桌上外公的遗像，转身走了。
回去那天正是冬至，晚上，母亲买了好几瓶老糟烧，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喝得大醉，嚎啕大哭。
那是我第一次见母亲哭。
生活于她，太过刻薄。
她需要找个时间，好好地，哭一场。
2009年，我考上大学，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把录取通知书递给母亲的那一刻，她高兴得有点无所适从。
她二话不说，当场宰了一只鸡，带着我欢欢喜喜地到村里祠堂上香。
对着祠堂的牌位，她说：“女儿考上大学了，是我的女儿，也是你们老赵家的女儿。”
我知道，她想告诉父亲和奶奶，也想告诉她自己，她原谅了，她放下了。
后来我在外地读书的时候，一次，母亲打电话给我，兴致勃勃地说她在镇上抱回来一只小奶狗。
我觉得是好事，毕竟我难得回去一趟，有个小东西陪着母亲解闷也不错。
我问：“那你有没有给小狗取个名字啊？”
电话那边，母亲憨憨笑了一下，说：“叫冬儿”。
母亲心里，丧子的伤口，终于慢慢结了痂。
2018年，我在城里安了家。
我把母亲接到家里，和我一起生活。
她还是闲不住，找了份保洁的活儿，白天给附近厂区的公司扫扫地，晚上我就带她到公园跳广场舞。
“来来来，害什么羞嘛，多时髦呀，当是锻炼身体了。”我开玩笑地怂恿着。
母亲半推半就，走到广场中央，跟着音乐的节奏，笨拙地摆动肢体，偶尔跳错了，难为情地回头看看我，然后便哈哈大笑起来。
我就在后面看着，她笑靥如花，终于过上了岁月静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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