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的男子王某，刚刚从监狱中刑满释放，出狱后想见一见网恋女朋友。但是当他联系女朋友时，发现对方已经找了新男友，对他也就不再理睬，王某内心深受打击和背叛。

为轻生爬电线杆，却意外致人死亡

当天下午，他漫无目的地游荡在街上，来到了六一桥路的一个十字路口，眼瞅着一根20多米高的电线杆若有所思，突然轻生的念头冒了出来。

纵身一跃，他飞快地爬到了电线杆顶端，并在上面坐了8个多小时，不肯下来。

为了保证王某的人身安全，供电部门不得已的情况下，停止了给附近范围供电。

而就在这时，离事发地一公里外的一户人家，56岁乳腺癌患者王某秀，因为呼吸机断电，呼吸困难，最终抢救无效离世。

王某秀本已通过几年治疗控制住了病情，但还需要依靠呼吸机维生。断电后，她的丈夫尚先生尽力想为呼吸机更换电池，但因为呼吸机型号老旧，没有成功。

等120赶到时，王某秀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尚先生得知真相后怒不可遏，因王某的一时冲动害死了自己的妻子，他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王某被救下后表示很后悔，但又声称自己有精神病，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此来逃避责任。最终警方将王某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这是一个因一时冲动而酿成的悲剧。王某的轻生举动不仅给供电部门和交通系带来麻烦，更直接导致一名无辜生命的死亡。我们依法进行以下解读。

一、王某是否应对王某秀的死负责？

根据案情描述，王某的确是因为心情低落，爬上了电线杆，并在上面坐了8个多小时，这种行为显然违反了社会公序良俗，对公共安全造成了威胁。

但是，王某的这一行为，并没有直接导致王某秀的死亡，他也不具备伤害王某秀的主观意愿。

此案中王某秀的死因是呼吸机断电，导致呼吸困难。虽然断电的原因是王某爬上了电线杆，导致供电部门停电，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供电部门停电是为了保证王某的人身安全。

换句话说，供电部门的停电决策和王某秀的死亡之间，存在的是一个间接的因果关系，而王某与王某秀的死亡之间，存在也是一个间接的因果关系。

因此，在法律责任上，王某可能不需要为王某秀的死亡负责。

但这并不意味着王某可以完全摆脱责任。他的冲动行为，无疑给社会公共安全带来了威胁，也间接导致了王某秀的死亡。从道德伦理来说，王某应该对此负有一定的道德责任。

这种责任并不仅仅是对他自身行为的反思，更是对社会规范的敬畏和尊重。对于此类事件的处理，我们不仅要在法律上做出判断，还需要引入道德伦理的考量，才能做出更为全面和公正的评价。

二、王某声称自己有精神病，是否可以作为其行为的辩护？

王某声称自己有精神病，可能影响他的刑事责任能力，但不会完全免于法律责任。对于精神疾病作为辩护理由的具体适用，需要结合案件的具体情。

在我国的刑法中，关于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规定，精神病人在无辨认、无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状态下犯罪，不负刑事责任，但应采取安置医治等措施。

针对王某的情况，自己声称有精神病，但最终由医学专家进行评估确定王某是否真的患有精神疾病。

如果他并未患有精神疾病，而只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做出的虚假声明，这将无法作为其辩护的理由。

其次，即使他真的患有精神疾病，也需要确定他在爬上电线杆的时候是否处于无法辨认或无法控制自己行为的状态。

要综合考虑他的病情严重程度，以及他的行为特征等因素。即使王某在法律上因为精神疾病而免于刑事责任，他仍需要对王某秀的死亡负有一定的法律责任，比如承担赔偿。

这是因为在我国的民法中，对于精神疾病人的行为责任，并没有像刑法那样的完全免责规定，他们仍然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三、如果王某与供电局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是否仍应适用较重的刑罚?

王某行为是否构成过失致人死亡，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包括王某的意图、行为的结果，以及他和供电部门的行为与王某秀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

刑法规定，因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关键点在于“过失”。

此案中，我们需要确定王某是否真的存在“过失”，即他是否预见到他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人的死亡，但又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从案情看，王某的行为确实导致了供电部门切断电源，而这一行为又间接导致了王某秀的死亡。然而，王某是否能预见到他的行为可能导致这样的后果，这一点却并不明确。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会预料到，供电部门为了保护大家的生命安全而切断电源导致其他人的死亡。所以，王某在这一点上并没有“过失”。

另外，供电部门切断电源的行为是为了保护王某的生命安全，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其他人的死亡，因此供电部门也不应被视为过失。

但是，王某的行为导致了公共资源的浪费，应该为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供电部门在切断电源时应当考虑到可能的后果，并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以避免像王某秀这样的无辜人士因此受害。

因此，对于王某秀的死亡，供电部门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就是在断电时没有尽到通知义务，所以需要为王某秀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我们最后应根据他们的过错程度和行为后果来定罪判罚，而不是仅仅依赖于他们的行为是否构成过失致人死亡。

在定罪量刑时，应权衡社会利益与个人权利，同情精神病人但不免除责任。

法律应明智适用，公平审视各方，权衡社会利益，同情边缘群体，完善公共服务，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