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第63中学，原址在三山街西南侧的金沙井。1968年夏末“复课闹革命”后，新教材尚未印出。于是，与全市各校一样，全校师生集体下乡“学农”。
记得那是国庆节后的第一个周末，校方紧锣密鼓实施学农计划——提出到农村与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63中的学农基地距离南京并不远，就在南郊花神庙公社花木生产队，这是一个明清时就以盛产花木而闻名的乡村。
那天中午，师生们经过近两个小时“拉练”，到达花神庙公社时已近饭点。在柏家村、夏家洼两个村的结合部，村里的男女老少倾巢出动夹道欢迎，一时间，鸡飞狗跳，一片喧闹。
当年我14岁，第一次离家下乡。我当时和李之兵被接到柏家村的妇女队长家，大脸大脚的大婶二话不说，见面便一手拽一个，硬把我俩拉上饭桌“同吃”。好家伙，端上来的一大海碗萝卜烧肉冒着热气，柴火烧的新稻米饭香气扑鼻。柏队长说，你俩是城里来的小贵客，赶紧吃，尽饱吃。感动之余，我和李之兵赶紧掏口袋，把应缴给住户“三同”的10天钱和粮票摊在桌上，但柏队长只收了各人9天的搭伙费，说：“今天算是接风，不收粮票不收钱。”
同班同学陆国泉和李强松就没这么幸运了，二人被安排在村西头一户五保户家里。这家老夫妻俩晚年丧子生活困苦，两个生龙活虎的壮劳力送上门来，于是派活不客气。一周下来成绩斐然，两个学生娃垦荒一亩半、地窖挖了两立方。可由于每日伙食清汤寡水，年轻人前几天还扛得住，可后来就越来越没劲了，最后他俩一起被送回城里看医生。
任逸梅老师是咱班的班主任，她“三同”的决心很大。人虽长得细皮嫩肉，却主动请缨到生活最艰苦的人家，于是就被分到夏家洼一户“节省”出了名的人家。早饭是一锅山芋糊糊，晚饭是一锅煮山芋，唯有中饭好一点——苞米饭。蔬菜是有的，都是自留地里种的瓜果叶菜。所有蔬菜，做中饭时一律放在锅里蒸，待上桌时才滴上几滴油。后来还是吴吟校长出面交涉了好几次，才将已饿得面黄肌瘦的任老师换到了村东一个心地善良的寡妇家。
班上另有好几个女生入住的人家伙食也不咋样。粗茶淡饭好几天下来嘴里真翻酸水。想想兜里还有家长给的零钱，便趁放工后相约跑到了镇上供销社的代销店，见柜台里还有几包婴儿奶糕，于是全包圆。为防止被人发现，晚上便钻进被窝，蒙头享受奶糕的美味。结果一个个半夜又吐又泻，都是变质奶糕惹得祸。
在这次学农活动中，我们还碰到一起“政治事件”：某日，夏家洼一农民在自家的粪池中发现漂浮着疑似“小红本”的内页，村干部将之“请”出晾晒干后，其中一页的铅字依稀可辨：“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这段话在当时人人都很熟悉，这更坐实了那是从“小红本”上撕下来的。作案的怀疑对象除了指向村里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还有就是来此“三同”的城里师生。总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嫌疑对象。一时间，师生们如惊弓之鸟。
这是天大的事件！那天上午，花神庙公社领导领着民兵营长等赶来。在急促的哨子声中，分散各处的师生一起奔到打谷场紧急集合。公社书记宣布将对这起事件展开严肃调查，作案者若不主动坦白交待，一旦被查出来肯定就是枪毙。接着公社民兵营长指挥手下人排查，要求我们师生每一个人都要把随身揣的“小红本”捧在手心上，由基干民兵逐一检查，看谁的本本缺页少张……
据说，这起事件还惊动了市军管会，市公安一处派出侦察员实地勘察，从车上还牵出一条警犬。后来发现一个村民突然失踪，便怀疑他是“负案在逃”，被列入通缉名单。后来我们还听到过另一种版本的传闻，村民们纷纷传说是大队会计搞的鬼，之前他曾提议对前来的“三同”师生统一收取搭伙费，由于被否决而心怀不满，故意栽赃制造混乱。
直到我们有了新教材才结束“学农”，同学们重返城里学校，这起“政治事件”也没有查出个子丑寅卯。
据说只要过去50年，档案就可解密，对外开放借阅。若有时间，真想去相关档案馆，看一看这个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的“政治事件”是如何结案的。
作者简介：
张长宁，1954年生于南京，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学历，分别在南京日报、新华传媒集团从事新闻采、编业务整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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