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初，南京发电给张学良，喊他参加政府工作会议。这类会议以前咱普通人根本不知道是干啥的，后来有了电视和手机后，才知道是几百几千人坐在大会议室里，听各部门负责人念稿子，无外乎是有关经济、国防、预算、人事等让人昏昏欲睡的内容，而那些讨价还价拍桌子骂人的部分则是关门会议，对外人严格保密，之后根据官员家属流出的只言片语，变成地摊文学里的传奇故事。张学良也得准备一份有关西北“剿匪”现状的工作报告，所以他不得不离开洛川返回西安，带着副官秘书等人飞往南京参会。
张学良返京，让滞留洛川的刘鼎得以回到西安，他继续以“东北军旧部参谋”的身份住在张公馆里。安顿妥当后急匆匆去找钟可托，结果对方告诉他，斯诺和海姆德已经离开好些天了，你把人丢在招待所不知去向，招呼也不打一个。刘鼎很是愧疚和遗憾，他当然不是有意要把人晾在宾馆，那年头没微信没电子邮件，尽管67军有电话和电台，但他还没混到可以使用那些设备的程度。
张学良不在西安的日子，刘鼎也没有闲工夫逛回民街大雁塔或者到城墙上蹬自行车，而是开始谋划在西安建立红军办事处。我们常听到一个词叫做“主观能动性”，我们也知道并非每个人都具有主观能动性并将其发挥出来，当然刘鼎有这种品质。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保质保量地完成本职工作那只是他能力的标配，有标配必然有高配，高配便是根据形势和环境，主动领悟上级领导或组织的需要提前开展相关活动。这种能力属于大局意识和主人翁意识，是能肩负重任的“人才”具备的能力。
（何应钦欢迎到南京开会的张学良）
话说张学良如今去南京参会时，不再像去年那么痛苦和提心吊胆了。去年他初到陕北，连续遭遇好几场败仗，既要承受巨大的损失，还要面对其他军阀和官员的嘲讽，南京不批抚恤金，阵亡将士家属呼天抢地跪在他面前，除了自掏腰包他毫无头绪。如今用政治手段接近解决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南京期间军队不会再有损失，甚至北方根本无战事，也就意味着开会的这些日子不会有新的嘲讽，也不用到处敲门讨要抚恤金。没了这些烦心事，人也就轻松了许多。
张学良已经见过李克农两次，并与彭德怀取得了直接联系，还跟他眼里的“王稼祥”刘鼎聊了十多天。作为一个急性子的东北人，他下一步想见的人是毛泽东或周恩来，因为只有一把手级别的人，才能当面做决定，他想把“剿匪”问题一次解决，而不是两三个月谈一次，中间隔着一两个人，这个效率他等不了。尽管很想这样做，但他心里依旧有些顾虑，这些顾虑经过董健吾秘密替南京送信打消了一部分，然而当他身处南京听了几天严肃的报告后，顾虑又加重了。毕竟眼前的所有政府官员包括台上的蒋介石、孔祥熙、林森等人，都不知道他跟红军的关系，万一哪天秘密暴露，后果会是什么？张学良需要有人肯定地告诉他：就该这么做，这么做是对的。
开完了枯燥的大会，张学良和副官警卫等人驱车去了上海虹桥，他此行是要去见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的东北老乡，也是他多年的老朋友，这个老朋友名叫杜重远，他需要当面听这个老朋友的意见。彼时彼刻杜重远正在上海虹桥疗养院里疗养，事实上他身体健康根本不需要疗养，他手头的事情很多也没空疗养，但是他却必须接受疗养，而且不被允许离开疗养院，他是以疗养的名义离开监狱熬完剩下的刑期而已，因为他摊上了官司，摊上了连张学良也搞不定的官司。
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是相似的，在十五六岁到二十出头那个年纪，都是一腔热血脑子里各种理想和抱负，但是到了35岁的时候环顾四周，会发现大家都普通到平庸，很少有人能把年轻时的状态一直保持下去，如果能保持下去那就不是一般人。张学良专程去虹口探望的杜重远就不是一般人，他算是做到了“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因为在他短暂的人生当中，一直坚持实践自己年少时心怀天下改造世界的理想。
（杜辉、堂弟、杜重远合影）
杜重远1897年出生，大了张学良3岁，祖籍吉林省怀德县，也就是现在的公主岭市。祖上都是农民，父亲杜辉手头只有5亩地，累死累活勉强养活一家人。杜重远母亲的娘家倒是勉强算得上小康，因此多少读过一点书，她在操持家务的间隙教杜重远5兄妹识字，讲了不少历史典故。贫苦人家的娃日子艰难，如果受到恰当的思想刺激，容易产生摆脱眼前困局改变命运的想法，那些考上双一流大学的“小镇做题家”们，多少都属于这种情况，杜重远当然也是。
杜重远的求学之路从私塾开始，他态度认真悟性也高，深得老先生喜欢。但书读到一半家里实在穷就决定放弃，老先生听说后找上门来对杜辉说：这些年方圆百里我都跑遍了，像你家娃这种悟性高还刻苦的寥寥无几，现在放弃太可惜了，你只管让孩子来，我不收他学费。后来杜重远就跟着这位赵老先生，老先生去哪个村他就跟到哪个村，开支都是老师解决。十三岁读完私塾后回到家，一家人又犯了愁，娃书读得那么好放弃了可惜，继续读吧实在没钱。这件事传开后，家里亲戚朋友一块两块地凑了一部分，剩下的那部分大家找当地寺庙的主持赞助，杜重远这才拿着盘缠去沈阳读中学。
1911年杜重远考入沈阳两级师范附属中学，这个“两级师范”在1918年更名为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升级为东北大学，张学良担任校长。在中学期间，杜重远每年都拿奖学金，所以学费家里基本不出，亲友和寺庙筹措的资金就属于生活费了。成绩优秀的学生一般比较乖巧木讷，但杜重远除外，在校期间他经常组织学生活动，要么是反抗列强压迫，要么是揭露统治者的腐败。1915年18岁的杜重远中学毕业，那一年袁世凯恢复帝制并跟日本签了《二十一条》，杜重远听完又急又气，到处参加集会演讲贴标语，还把自己的名字从“杜乾学”改为“杜重远”，意思是改变国家“任重而道远”。
中学毕业后杜重远回到家乡公主岭，当时公主岭刚建了第一所中学，校长请杜重远担任英语老师。教书期间在父母的安排下，杜重远与一位农村姑娘刘淑箴结了婚。这放到今天其实也不错，有些人本科毕业或研究生毕业，回到家乡做个中学老师，娶个本地媳妇，一辈子安安稳稳比很多人要强。但是杜重远的境界远在普通人之上，他琢磨的是国家的出路问题，最后他决定“实业救国”，这就跟鲁迅“学医救国”有点类似，而且他也像鲁迅一样，去敌人日本那里学习实业。
（青年杜重远）
做英语老师期间，杜重远意外从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日本人研究了东北的粘土和交通运输情况后，决定建立名为“大华窑业会社”的企业，在东北建厂烧制瓷器。杜重远得知这个消息眼前一亮，同时他眼里还跳动着怒火：土地是中国的，原料是中国的，瓷器也是中国人发明的，结果日本瓷器占领了中国市场，这太不合理了。杜重远就此决定，在东北创办瓷器厂与日本人竞争，挽回国家的权利和损失。
1916年辽宁省挑选官派留学生去日本学习实业，杜重远完成了多轮笔试和面试后获得了宝贵的名额，得知消息后亲朋好友包括中学校长都跑来劝，大家的理由出奇地一致，说你做个中学老师领着高薪养着老婆孩子挺好啊，何必冒险折腾呢！杜重远费了好大劲才说服众人，于1917年去了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窑业科，1923年毕业回国，这6年期间他当然是个好学生，但不是个乖学生，尤其是1923年为了抗议日本继续占领旅顺和大连，杜重远带头在日本东京闹、春节回国期间在北京、天津闹。好在杜重远没有因此膨胀，从此走上政治运动的道路，因为他没有忘记实业救国的梦想。
毕业回到家乡后，当初劝他留下做中学老师的那帮人又出现了，大家的大致意思是说，你现在留学回来，这个起点就更高了，直接到政府部门做个处长局长多好，有钱有地位有权力而且光宗耀祖，别去折腾烧砖烧罐子了。杜重远又花了很大的口舌把这些好心人打发走，然后四处走动找同学找朋友拉投资，凑了10万银元后在沈阳北门外买了60亩地，建起了“肇兴窑业公司”，公司一开始并不烧制瓷器，而是烧砖瓦这类建筑材料。从这里能看出来杜重远这人很务实，不像有些创业者老把“要么不做、要么最好”这种幼稚空洞的口号挂在嘴上，一开始就定位最高端，结果一年半载烧光投资款后以跑路收场。
砖瓦一烧就是5年，逐渐占据了东北的大半个市场，期间杜重远继续拉投资、聘请技术人员、培训员工，肇兴窑业公司终于在1928年启动了瓷器生产线，1929年产量就多达300万件，定价低于日本瓷器，因而畅销东三省，导致日本大华瓷器厂销量锐减。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肇兴瓷器厂年产量高达1000万件，彻底打破了日本在东北瓷器的垄断地位，每年为国家挽回至少100万元的经济利益，可以说杜重远18岁那年的理想，在他33岁时基本实现。
（在奉军担任军长的张学良）
1927年30出头的杜重远被众人推举为沈阳总商会副会长，杜重远学生时代就厌恶日本人，当了副会长后有了话语权，更是多次组织活动反抗日本人的倾销和盘剥，大伙儿跟着他出了气，但是也得罪了人。首先得罪的是那些亲日派军阀和官僚，这些人靠分销日本商品日进斗金非常快活，被杜重远一搅和就受了损，自然怀恨在心；其次得罪的是日本人，他们属于源头厂家或大股东。因此各种投诉电话和告状信纷纷进了大帅府，张作霖就把这事交给张学良去办，交待了总体原则：警告一下让这小子老老实实办实业，否则本帅严厉惩处。
张学良把杜重远召进大帅府，做好了吓唬他的准备，结果杜重远从民间疾苦到民族利益一番慷慨陈词，把张学良给说感动了，威胁吓唬的话一句没说，还留下他吃了晚饭，俩人成了好朋友。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1929年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子承父业成了年轻的“东北王”，他亲自到肇兴瓷器厂参观并投资了12万元，并当场宣布免税5年。1929年杜重远升任沈阳总商会会长，同时兼任张学良司令部秘书，专门负责对日交涉问题。那年代普通人生活凄惨，但他和张学良属于社会上层，吃香的喝辣的前呼后拥无比自在，谁也没料到“九一八”这场劫难把一切击的粉碎。
“九一八“改变了东北的命运，也改变了每一个东北人的命运，杜重远和张学良这样的大人物也不能幸免。肇兴瓷器厂被日本人占领，杜重远失去了所有资产，还被日本人公开悬赏通缉，他化妆逃到北京，一怒之下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通过个人关系和影响力，到处筹措资金想方设法送往东北抗日义勇军那里，坚持反日斗争。我们知道抗日战争共进行了14年，从1931年至1937年的局部战争是6年，从1937年到1945年的全面战争是8年，前6年的局部战争中，张学良、杜重远、李杜等人在后方筹集资金物资，由前线的杨靖宇、马占山、赵尚志等人带兵进行。
（《新生》杂志）
杜重远从小就反日，如今所有资产全被日本人夺了，他变得更加反日，跟张学良一样集国耻家仇于一身，他后来的人生也就变成了抗日的人生。1931年的年底，杜重远被救国会派往上海筹措资金，他四处演讲写文章募捐，认识了《生活》周刊的主编邹韬奋，之后他经常在该杂志写时评。由于内容敏感屡次“违规”，《生活》周刊也在1933年12月被南京政府彻底查封关停，杂志社所有人失了业。杜重远得知这个情况，拉投资于来年2月办起了《新生》杂志，看名字就知道它跟《生活》杂志的关系，《新生》杂志编辑部由《生活》周刊的原班人马负责，针砭时弊的阵地如今由杜重远亲自负责。
1934年时任江西省主席熊式辉邀请杜重远到江西走了一趟，原来熊式辉遇到了棘手的问题：瓷都景德镇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虽然号称“瓷都”，但由于外来瓷器的冲击，景德镇已经濒临破产：传统瓷器滞销，大量窑口倒闭，不少声音呼吁把瓷业中心从景德镇迁往九江或潘阳。杜重远到景德镇考察一番，先后写下《景德镇瓷业调查记》和《整理景德镇陶瓷业计划》等文章，他决定摒弃老旧的规矩和陋习，提升技术开办研究所，并在《新生》杂志打广告招聘年轻人，让景德镇保住了“瓷都”位置，还促进了烧制技术的进步。
当时的杜重远是国内第一梯队的企业家，还跟张学良、宋子文、宋庆龄等国内第一梯队的大人物关系密切，党政军商文艺各界都吃得开，所以按那个趋势发展下去，杜重远必然混得风生水起重回社会最顶层，怎么会被判刑进了监狱呢？麻烦来自他的《新生》杂志，1935年5月该杂志刊发了一篇文章名为《闲话皇帝》，作者笔名是“易水”真名是艾寒松，这篇文章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类似的文章局势君以前讨论君主立宪制时也写过，《闲话皇帝》网上能搜到原文，大致意思是说世界上有些国家依然保留着皇帝这个职位，比如英国、日本、泰国等等，这些皇帝有名无实就是个吉祥物，有庆典仪式和外交活动时出来露个面，其他时间默默无闻没有实权，纯粹有点多余了。作者特地举例说了日本裕仁天皇，说他的兴趣是研究生物，而且在生物学上的造诣很深，但是因为制度和出身必须做皇帝，这实际上是一种人才的浪费。
（在狱中的杜重远及其签名）
这文章内容其实没毛病，而且当年稿子在发表前还要经过有关部门审核，一旦印出来上架销售，说明审查没问题。结果日本人看了不高兴，怎么可以把我们天皇的老底揭出来？于是借题发挥闹到了外交部，南京政府顶不住压力直接封了《新生》杂志，并派人私下找到杜重远，说来一次缺席审判糊弄一下日本人，这次审判的结果是罚款。但日本人不答应，继续给南京政府施压，于是二次审判就把杜重远判了刑关进监狱，这事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弹，东北军更是愤愤不平。
那年头普通人进监狱少说要掉一层皮，但是杜重远除外，他被关押在漕河泾监狱，监狱长是他的朋友，为了照顾老朋友，他命狱卒在监狱后面的空地盖了3间平房，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的规格，找了厨子专门给杜重远开小灶。那些到南京和上海出差的东北军将领，都会想方设法到监狱拜访慰问，原本幽静的监狱像个衙门一样人来人往，屋子里烟酒糖茶报刊杂志堆积如山，以至于一般人想见他还得提前通报，想见的人让狱卒领进来，不想见的人狱卒板着脸说你把这里当衙门啊，滚！
在汹涌的舆论压力下，杜重远被象征性地关了几个月，然后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搬进虹桥疗养院，除了不能外出，其他一切自由。1936年4月，张学良开完会就是去虹桥疗养院找的杜重远。为了避开他人监视，张学良让杜重远上了自己的车，把他载桥疗养院，医院的管教和奉命盯梢的人也不敢拦，向上汇报也是徒劳的。张学良的车一直开到虹桥郊外无人的空地上，警卫在远处警戒，只留他们哥俩在车上长谈，那年头还没人有技术在张学良的车上装窃听器。
（67军军长王以哲）
张学良对杜重远说了自己在西北的遭遇，东北军的损失和自己目前的困惑，并多少透露了一些他想和红军谈判解决问题的意思。杜重远是个旁观者和局外人，对形势看的清楚又深刻，他直接了当地告诉张学良说，副司令啊，咱东北军的宿命必须是东北，咱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把日本人赶出东北，咱要是在西北耗的太久，大伙儿会对你失望的，如果损失太大失去翻盘的能力，大家对你就更失望了，所以咱要尽快解决西北问题，既不能耽误时间，又不能消耗实力。
杜重远对谈判解决冲突非常支持，张学良很是欣慰，这个方案自己的幕僚们支持，而且南京方面也在低调推进。当一个方案自己觉得没问题，找很多自己信任的人咨询且都表示支持，自己的上司也在执行，那这个方案总该是最优方案了吧。俩人聊到最后，张学良告诉杜重远已经在跟红军接触和谈判了，相信几个月内就能达成停战协议。杜重远听完眼眶红了，他看到了重返老家的希望。
把杜重远送回疗养院，第二天张学良一行返回西安，回去后他命令秘书应德田，立刻给王军长发电，让他随时留意红军方面的信息，近期西安方面会确定下次的谈判日期，届时要积极安排最高级别的会谈。事实上对于接下来的会谈，不但张学良很期待，红军方面更期待，因为陕北现在缺衣服、缺被子、缺粮食、缺文具，虽然红军向东打阎锡山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也招来了中央军的围堵，如果张学良这边再不搞定，最坏的情况或许是下一次长征，再往北走还能去哪儿呢？
（晚年张学良）
1936年4月5日，王以哲给彭德怀发电，电文提到张学良希望于4月8日在延安与周恩来等人会谈，希望贵方代表如期赶至延安城外暂住，届时我方将派人联络迎接进城。当副官汇报这份电文已经发出去后，张学良如释重负地躺在沙发里，屋里笼罩着悲壮的气味。周恩来是红军的2号人物，见到他就意味着这不再是消息传达，而是做出决策，双方以后到底是停战还是开战，这次能一次性解决。
谈判是博弈，政治谈判是政治博弈。大学里学过《博弈论》课程的同学应该知道，博弈的几个要素：谈判的双方，预期目标，策略。所以在一次重要的谈判举行之前，谈判的双方都要做充分的准备，要确定自己的预期目标，要确定自己的策略。根据博弈论的分类，由于张学良和周恩来都不知道对方的诉求和策略，而且他俩的谈判同时进行，所以这将是一场“非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如果不了解这个名词，可以在读完本文后自行搜索学习。
陕北中央那边开会讨论，讨论跟张学良提哪些条件，讨论派哪些人前往，路上走哪条线路。在西安的张公馆里，张学良和他的人也在做周密的准备，确定谈判的条件和价码，另外张学良还要做一次乔装打扮，以免外人发现。张学良很期待这次会面，因为他要见的人是个很厉害的人，是他在90岁高龄接受媒体采访时依然钦佩的人，提到周恩来时他说：这个人可太厉害了。
[参考资料]
1.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12月，p27、p38.
2.徐建东：《西安事变前后的杜重远》，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3期，p97.
2.陈宁生：《杜重远先生传略》，刊物不详，p77.
3.高崇民：《杜重远先生事略》，刊物不详，p108.
4.张宝裕等：《杜重远》，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p1-p41.
5.杨奎松：《革命四—西安事变新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7，p68-p72.6.陈瑶《杜重远瓷业改革：理想的悲剧落幕》，2012年12月19日，了了亭，
http://jdztc.com/Article/Class11/Class46/2012/12/19/23377.html，2024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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