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一天,江西省民政厅的工作人员王家珍正在瑞金县的叶坪乡走访,傍晚时,他和路上偶遇的两位老乡闲聊起来。

他问:

“附近有人家,在二十年前收养过红军的后代吗?”

没想到,其中一位老伯想了一下说

“朱坊村有位老朱家,收养过一个娃儿,听说是红军留下的。”

王家珍一听,猛地一拍大腿,心里不免有些激动了:找了这么几个月,总算有一点眉目。

他心急如焚,真想立刻冲到那户人家去问个清楚,但此时天色已黑,他只好先回去休息,等待天亮再去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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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睡前,他不免想:如果真的有消息了,毛主席和贺子珍同志应该感到很欣慰吧?

没错,他们要找的人正是两人的儿子——毛岸红,相比起大名鼎鼎的毛岸英,毛岸红至今都只是一个少为人知的名字。

实际上,在毛泽东的几段婚姻中,他共留下了十个子女。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除了大家较为熟悉的毛岸英、毛岸青、李敏和李衲四人,靠“吃百家饭”“行万里路”才得以长大成人外,另外六个要么早年夭折,要么下落不明,少有人知。

毛岸红和其他孩子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失散的?

颠沛流离,毛泽东的十个子女

毛泽东的十个子女中,前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都是杨开慧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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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岸龙出生时,毛泽东已经上了井冈山,母亲牺牲后,他与两位哥哥一同生活在上海地下党组织开办的幼稚园里。

后来,遭叛徒出卖,幼稚园也被破坏,他在此期间不幸病逝,他与毛泽东虽为父子,却从未见过面。

1928年,由于长沙方面的消息错误,毛泽东误以为杨开慧已经牺牲,于是和井冈山上的第一位女党员贺子珍结为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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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7年年底,贺子珍离开延安去往莫斯科,两人在十年间共生育了三子三女。

他们的长女生于1929年,这也是毛泽东的第一个女儿,主席十分喜欢,给她取了一个名字叫“金花”。

可是,恰逢红军刚打下龙岩,部队马上又要开拔,毛泽东不得不为她找了一户人家寄养,他对贺子珍说:

“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把她找到身边。”

刚刚产女就要面临骨肉分离,贺子珍虽然满心痛苦,但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遗憾的是,等到她1932年4月回去接小“金花”的时候,却被告知孩子早已因病夭折。

同年底,贺子珍在福建又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多多少少弥补了他们的丧女之痛,按照辈分,毛泽东为他取名叫毛岸红,与毛岸英三兄弟并列。

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贺子珍染上了疟疾,医生建议不要母乳喂养,以免传染给孩子。

于是,毛泽东就为他找了一个奶妈,这个奶妈在照顾孩子的时候,按照当地的叫法,总是“毛毛”“毛毛”地喊,后来,大家就都叫毛岸红“毛毛”。

毛毛在夫妻俩身边,一晃就长到了两岁多,他生得浓眉大眼、口齿伶俐,毛泽东对他十分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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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之余总是抽出时间来抱抱他、逗逗他,还曾说过这样的话:

“你长大了一定比我厉害,你看你比我还多了一个‘毛’字。”

不过,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的失败,红军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毛泽东和贺子珍商量之后,决定将毛毛交给留守在根据地打游击的毛泽覃和贺怡夫妇抚养,临行前,贺子珍特意找来棉花,亲手给毛毛缝制了一件棉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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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惜,苏区不久后就被敌人占领了,为安全起见,毛泽覃将毛毛秘密送往江西瑞金的一个警务员家里,让他帮忙找一家合适的老乡寄养。

只可惜,没过多久毛泽覃就英勇牺牲,再也无从联系上那位警卫员,毛毛自此就下落不明了。

其实,贺子珍在1933年还曾“早产”生下过一个男婴,由于当时进行反“围剿”战争,条件艰苦,这个孩子生下没多久就夭折了,连名字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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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红军长征来到了贵州的一个小村庄,贺子珍在这里生下一个女婴,这是毛泽东的第七个孩子。

只是,前方的长征路,遥远、艰苦,且危机四伏,贺子珍不得不再次选择放弃刚出生的孩子,将她交给了当地的白苗族老乡代为抚养。

一年多后,到达陕北的贺子珍再次生下一女,相比起哥哥姐姐们,这个小名叫“娇娇”的女孩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她终于可以在离父母不远的地方生活。

1940年,她被送往苏联,陪同在莫斯科治病的贺子珍,毛泽东为她正式取名叫李敏。

同年底,江青生下了毛泽东的第十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李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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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俩的名字取自于《论语》中的一句话: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之所以姓李不姓毛,是因为当时的毛泽东化名为“李得胜”。

在李敏和李讷的中间,还有一个孩子,那是贺子珍到达莫斯科后没多久,生下一个男孩,这也是毛泽东的第九个孩子。

毛泽东没见过他,也没有为他起名,只知道贺子珍叫他“瓦沙”,不过,这个孩子不到一岁,就因为患了重感冒,随后转变成肺炎,在就医途中就不幸夭折了。

与此同时,贺子珍和毛泽东的婚姻,也因为她执意离开延安,而走到了尽头。

远在莫斯科的贺子珍,没能等到毛泽东的“示好”和嘘寒问暖,反而是要求终止婚姻关系的信件,她的内心被深深地刺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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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毛毛”,毛岸红身在何方?

离开十年后,在苏联备受苦难的贺子珍终于在建国前回来了。

而这十年内,国内的形势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日本人投降了,国民党被打败了,没过多久新中国就成立了,革命终于成功了!而她,和毛泽东则早已不再是夫妻了。

在沈阳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她“隐居”在上海,关于那段婚姻,她有没有后悔过自己决定,我们早已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十分思念自己的孩子。

此时,在她所生的三子三女里,除了李敏外,已经有三个早早夭折,还有两个下落不明,找到这两个孩子,成为她十分急切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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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长征途中在贵州生下的那个女儿,一出生就被送给了当地的老乡。

没有名字,没有特征,也没有留下任何可供日后相认的东西,如何还能寻得到?贺子珍多方打探,都毫无线索,只能放弃。

能够有希望寻找到的,也许只剩下“毛毛”了。

其实,对找毛毛这件事,还有一个人也特别上心,那就是毛泽覃的妻子、贺子珍的妹妹——贺怡。

当初,是贺怡夫妇俩一起接下了照顾毛毛的任务,后来,毛泽覃牺牲,毛毛下落不明,这让同时身为婶婶和姨妈的贺怡十分愧疚。

因此,她一直记挂着要找到毛毛,只是,战事紧张,她既要工作,还要照顾李敏等人,一直没能找到成熟的时机去打探毛毛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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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在解放前夕,终于有了一丝转机。

那个时候,毛泽东刚离开西柏坡,暂时住在北京的香山别墅里。

有一天,贺怡过来找他,脸上写满了欣喜,她告诉毛泽东:毛毛终于有消息了!

毛泽东一听,也不免有些激动,可等到听完贺怡的描述,他又有些担心了。

他认为这个孩子和他记忆中的毛毛差别很大,但激动的贺怡,还是决定尽快到江西去将孩子带回来,让毛泽东亲自确认。

几个月后,贺怡去吉安赴任,她再次前往赣南,寻找毛毛,可就在途中,不幸遭遇了车祸。

贺怡当场去世,而包括她儿子在内的其他乘客,也都受伤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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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毛毛的线索再一次断掉了,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曾经有片刻的沉默,后来,他说道:

“不要找了,还是让这个孩子继续留在民间!”

一波三折,朱道来到底是不是毛岸红?

虽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用再找了,他本人也不再提及此事,但身为母亲的贺子珍却不想放弃,尤其是独居在上海时,她更加思念孩子。

1953年,贺子珍写信给时任江西省省长的邵式平,在信中,她详细讲述了与毛毛有关的事情,并诚恳地请求对方帮忙寻找。

事实上,在收到贺子珍的信之前不久,邵式平就已经收到过来自中央的电报,要求当地帮忙寻找丢失的“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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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江西省政府专门还成立了一个“毛岸红专项任务组”,王家珍和其他成员们走遍了江西大大小小的地方,尤其在瑞金等地,几乎是挨家挨户走访调查。

于是,也就出现了文章开头出现的那一幕。

在王家珍等人锲而不舍的寻访下,终于传来了一个期待已久的好消息:

1934年的秋天,朱盛苔和黄月英夫妇曾经收养过一个男孩,那个男孩是由两个红军带来的。

这个名叫“朱道来”的年轻人,年龄与毛毛相仿,血型和贺子珍相同,更令人激动的是:他与年轻时的毛泽东,面容竟有几分相似。

综上种种,江西方面认为:朱道来就是当年的毛毛。

贺子珍在看完资料后,也不禁有些激动,她认为这个孩子极大可能就是自己丢失的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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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黄月英等人来到上海,贺子珍亲眼看到朱道来的时候,激动的情绪已经控制不住了。

将朱道来端详许久后,她用颤抖的声音说:“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后来,她忍不住抱着朱道来痛哭失声。

而毛主席这边呢?照片送到时,周恩来和刘少奇先看了,他们也觉得跟毛主席有几分相像。

不过,毛主席看后却没有明确表态,他只是说

“这个孩子看起来,很像年轻时候的毛泽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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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没有完全否认,在某种程度上,也算得上是一种认同。

但事情又一次出现了转折:一位烈士的家属找到了中央,说朱道来不是毛岸红,不是毛主席的儿子,而是她的儿子霍小青。

她叫朱月倩,是烈士霍步青的遗孀,1933年,霍步青在福建牺牲后,朱月倩才生下了孩子,为了纪念霍步青,她为孩子取名霍小青。

1934年,她将孩子寄养在当地老乡的家中,自己则奔赴革命征程,也自此失去了孩子的音讯。

直到解放后,她凭着记忆去江西打听孩子的下落,这才找到了黄月英一家。

事情的走向让负责的同志有些犯难了,两位母亲都认为朱道来是自己的孩子,两位母亲都曾是为了革命作出巨大牺牲的功臣,如今也都思子心切……

特征也好、相貌也罢,都不能确定亲子关系,万一认错了,又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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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华东局办公厅的主任还亲自前来处理此事,他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依然难以下定论,因为这里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黄月英带着朱道来到上海后,贺子珍对他们十分亲切,也对他们讲述了很多当年毛毛生活的细节。

所以,当工作人员找到黄月英询问情况时,她一口咬定朱道来就是贺子珍和毛主席的孩子,甚至还拿出了一件小棉袄说是当年贺子珍留下的证物。

这让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到底是朱月倩搞错了?还是黄月英等人更希望朱道来是毛泽东的儿子,才故意提供了相关证据?

而朱道来本人,自然是一问三不知,毕竟他被领养的时候也就三岁不到,哪里还记得那么遥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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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之下,工作人员只好将情况上报给中组部,请他们出面处理。

毛泽东一锤定音:红军后代,党来养!

在朱道来等人到达北京后,许多领导都到招待所来看望这个孩子,其中包括邓颖超、帅孟奇

朱月倩也来了,她看过孩子后更加坚定地称这个孩子就是自己的儿子,这一下子让大家更加犯难了。

毕竟已经失散多年,当时又没有先进的医疗手段来鉴别血缘关系,到底是贺子珍之子?还是朱月倩之子?当时,没人能下一个准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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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还是毛主席一锤定音。

当他听完周总理的汇报后,果断地作出了结论,这一段,在李敏之女孔令梅的书里是这样记载的:

“但外公看了他的照片和材料后说:不像小毛毛,但总归是红军的后代,由党来抚养吧”。

还有资料显示:邓颖超曾受中组部委托,请来一些了解内情的老同志,讨论过孩子的归属问题。

座谈会上,邓颖超宣布的结论是:“朱道来”系革命烈士霍步青的遗孤,即霍小青。

但贺子珍等人,包括她的哥哥贺学敏,一直还是认为朱道来就是他们的小毛毛。

最终,朱道来既没有被送到南京朱月倩处,也没有送到上海贺子珍处,他被留在了北京继续读书,他的日常生活则交给了时任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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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帅孟奇家中,本就收养了一批烈士后代,在这方面可以说是经验丰富。

此后多年,朱道来则与三位“母亲”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往来,也就是说,由于技术不先进,朱道来的身份到最后也没有完全被确定。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在处理子女的问题上从不曾有过私心。

1950年底,已经年近花甲的毛泽东听到毛岸英牺牲的噩耗时,曾无比心痛地写下《枯树赋》中的名句: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惨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但他随即忍着丧子之痛,反过来安慰众人:战争总是要死人的,不要因为死的是他的儿子,就当成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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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多后,在朱道来是否是毛岸红的事情上,他首先考虑的是另一位革命母亲的心情。

他的十个子女中,大都有被送出去寄养的经历,他曾动情地说过:

“为了革命事业,这些孩子从小就吃百家饭,行万里路!”

而这十个孩子中,有三人早早夭折,有三人至今下落不明。

当年,他在得知贺子珍将刚出生的女儿送掉时,也曾说过:

“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下一代。”

伟人的胸襟,令人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