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政委丨服务业：待开采的“金矿”|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陆铭|鲁政委

鲁政委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服务业，经济增长

对于疫情后经济增速的放缓，市场讨论颇多。分产业来看，三产增长放缓是疫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在谈及提高经济潜在增速时，人们多将目光投向制造业而非服务业。“产业空心化”、“鲍莫尔病”等使人们在欢迎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又难免怀有一丝“警惕”。

不过，站在当下，重新审视服务业重要地位的时机似乎已经到来：一方面，从与全球技术前沿的差距来看，我国新兴服务业生产率相比制造业有更大的提升空间。IT等技术的发展已经逐渐治愈“鲍莫尔病”，AI的突破或许将为服务业生产率提升打开一条通途，服务业新质生产力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未来我国将逐步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转变，劳动者就业也需要更多地依靠生活性服务业吸纳，服务业拉动内需的作用将更加凸显。

在加入WTO后，制造业为我国经济腾飞提供了强劲动能。与制造业相比，生产率距技术前沿差距更大、准入限制更多、开放程度更低的服务业犹如待开采的金矿。在制造业面临贸易不确定性、产能利用率下降等挑战的当下，服务业有望在驱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增长呈现出放缓的态势，这也反映出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中仍存在堵点，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服务业部门存在一些准入限制，市场化程度有提升空间，尤其是一些供给紧缺的服务业需要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二是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可以进一步深化，在开放中通过竞争与学习提高生产效率；三是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加快推进，以促进人口集聚和城市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

对于疫情后经济增速的放缓，市场讨论颇多。与2019年第四季度相比，2023年第一季度GDP同比降低了0.5个百分点，第一、二、三产业GDP同比分别变化了-0.1、1.0和-1.9个百分点。可见，三产增长放缓是疫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

在谈及提高经济潜在增速时，人们多将目光投向制造业而非服务业。“产业空心化”、“鲍莫尔病”（制造业生产率进步快而服务业生产率进步慢）等使人们在欢迎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又难免怀有一丝“警惕”。不过，站在当下，重新审视服务业重要地位的时机似乎已经到来：首先，工业产能利用率下降，且我国制造业技术较服务业更加接近技术前沿，服务业生产率有更大的提升空间；其次，IT等技术进步一定程度上“治愈”了“鲍莫尔病”，AI技术的突破或许将为服务业技术进步打开另一条通途；最后，我国正处于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转变的节点，劳动者就业也将更多地依靠生活性服务业吸纳，未来服务业拉动内需的作用将更加凸显。

一、服务业“接棒”经济增长潜力充分

1.1 服务业新质生产力前景广阔

2024年《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文章《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文章指出，“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当前我国服务业的生产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我国服务业生产率同发达经济体之间有一定的差距。从各主要经济体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来看，美国具有较为明显的领先优势，其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在2021年达到了12.78万美元/人。此外，法国和德国也具有较高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在2022年分别达到8.28和7.39万美元/人。亚洲发达经济体中，日本和韩国2022年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为6.44和4.96万美元/人。虽然中国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呈现稳步提高的态势，但绝对水平仍和发达经济体有一定的差距。2022年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录得2.56万美元/人（本文的中国特指中国大陆），是美国2021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20.0%，同2022年德国、日本和韩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之比分别为20.0%、34.6%、39.7%和51.6%。而从时间纵向维度来看，我国同发达经济体间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差距还存在着扩大的情况。我国2021年同美国、德国和韩国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之比分别较2015年下降了1.9、0.9和6.1个百分点。

进一步从不同类型的服务业行业来看，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同发达经济体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新兴服务业上。郭凯明（2023）将公共服务、房地产业、建筑业、教育、卫生、文化娱乐归类为传统服务业，金融业、商业服务、批发零售、交运仓储、信息通信等行业归类为新兴服务业，并测算了全球不同经济体分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结果显示，2017年中国传统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和高收入经济体相当，并已高于美国和G7经济体。但在新兴服务业上，我国同发达经济体差距显著，仅为美国和G7经济体平均水平的32.3%和40.1%。

从产业间比较的视角来看，尽管我国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都在向技术前沿水平靠近，但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与技术前沿水平的差异相对更大。根据Sasaki et al.(2021)的估算，到2035年，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技术前沿的差距，较制造业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可见，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空间更大。

由于服务业难以实现自动化、标准化的产出方式，因此在生产技术进步的过程中，服务业生产率的增长相比制造业要相对滞后。而制造业对劳动力需求的降低会使得劳动力持续流向服务业，而服务业比重的增加会拉低整体经济的生产率增长水平，这一现象被称为“鲍莫尔病”（Baumol,1967）。由于“鲍莫尔病”现象的存在，一些观点仍对服务业发展怀有顾虑，认为发展经济应更加注重制造业。但同时，亦有许多学者指出“鲍莫尔病”并不需要被过度担忧。陆铭（2024）指出，“鲍莫尔病”所刻画的只不过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特性差异，本质上不是因为服务业阻碍了技术进步，而是因为服务工作难以被资本替代，只能投入更多的劳动来进行生产来满足增长的服务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在数字经济时代，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或将使“鲍莫尔病”被逐渐“治愈”。 Triplett & Bosworth（2003）的研究发现，随着1995年后IT技术被广泛应用，美国服务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和整体增速相当，且信息服务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要快于商品生产部门。魏作磊和刘海燕（2019）使用我国的数据也指出，服务业比重上升并不必然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服务业中人力资本水平的上升会使其对经济增长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取得突破性进展，未来人工智能在服务业领域也将被更广泛地应用，服务业的生产效率或将迎来更大幅度的提升，对拉动整体生产率增长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在数字技术发展的加持下，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不仅会带来服务业自身效率的提升，也有利于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随着现代产业发展中生产和服务融合的重要性不断加强，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已有较多的研究表明，以商务服务、科学技术服务、信息服务、交运仓储等行业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会促进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刘奕等，2017；韩峰和阳立高，2020）。此外，我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也离不开服务业的支持。研发、设计、品牌、销售等服务环节是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来源，科技与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则是我国制造业向数智化转型升级的基础。

1.2 服务业拉动内需作用凸显

在强调数字经济时代中现代服务业发展前景和重要性的同时，也需要对传统的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予以重视。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在消费增长中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从美国消费支出结构的变化路径来看，当以不变价计算的美国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之后，美国的个人消费支出中的服务占比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并逐渐超越非耐用品消费成为个人消费中支出占比最大的部分。美国的经验表明，随着人们的物质消费需求被逐渐满足，商品消费在个人消费支出的比重会逐步下降，人们的消费需求会逐渐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转变。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2年我国按不变价计算的人均GDP为1.16万美元，我国或将迎来服务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时期。截至2022年第三季度，服务消费在我国居民消费中的占比为52.3%，距离美国2023年66.7%的水平仍有一定差距，或表明我国居民服务消费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同时，生活性服务业是吸纳就业的主要蓄水池。根据我国人口普查中的就业人口数据，2020年生活性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占比为29.4%，而高技术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就业占比则分别为7.2%和18.1%[1]。2010-2020年间，生活性服务业就业占比的提升也最为显著，生活性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和制造业在此期间就业占比的提升幅度分别为11.5、3.0和1.2个百分点。而在未来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下，高技术服务或将经历同制造业相似的劳动力需求下降过程，此时传统服务业在吸纳就业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

在加入WTO之后，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为我国经济腾飞提供了强劲动能。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经济增速稳中有降。当前，受贸易摩擦风险、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我国制造业面临的挑战较多，制造业作为增长引擎面临一定的挑战。而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另一大支柱产业，其对于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容忽视。根据前文的分析，我国服务业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一方面，我国新兴服务业生产率相比制造业较全球前沿有更大的提升空间，AI技术的突破或许将为服务业克服“鲍莫尔病”打开一条通途，服务业新质生产力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未来我国将逐步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转变，劳动者就业也将更多地依靠生活性服务业吸纳，未来服务业拉动内需的作用将更加凸显。与制造业相比，生产率距技术前沿差距更大、准入限制更多、开放程度更低的服务业犹如待开采的金矿。在制造业面临较多增长挑战的当下，服务业有着“接棒”制造业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空间和潜力。

二、服务业发展有放缓迹象

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发达经济体普遍的发展规律来看，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重要性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上升。我国服务业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发展壮大，2011年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占比最高的产业部门，2012年服务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5 年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 50%。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对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规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出现增长放缓的现象。我国第三产业GDP在经历了2000-2009年均11.2%的高速增长后，增速逐步下台阶。2010-2019年的年均增速为8.4%，2020-2023年则降至4.8%。从服务业占比来看，2018年以来第三产业在我国GDP中的比重稳定在53.0%至55.0%之间。2018年后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的提升速度也较为缓慢，2023年录得48.1%，仅较2018年提升2个百分点。发改委曾在2017年发布的《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2025年）》中设定了我国服务业的发展目标：到202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提高到60%，就业人口占全社会就业人口比重提高到55%[2]。但从当前我国服务业的发展状况来看，增长进度较规划目标仍有一定差距，我国服务业规模增长有待提速。

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服务业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从发展规模来看，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及发达经济体历史同期水平。钟粤俊等（2020）将10个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历史数据进行拟合，并将其同我国的数据进行比较，发现同发达国家历史上同等人均收入水平时期相比，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显著偏低，且这一差距达到了10个百分点以上。

从中美主要服务业行业的增加值占比对比来看，我国高技术服务业的GDP占比有提升空间。2021年美国科学和技术服务、商务服务和租赁行业的GDP占比达到了12.2%，而中国该行业的占比为5.8%，同美国相差6.4个百分点，是所有服务业行业中两国GDP占比差距最大的行业。此外，虽然我国近年来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上取得了较快的增长，该行业GDP占比从2015年的2.5%增长至2021年的3.9%，但仍较美国相差3.5个百分点。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增长的放缓也反映出我国服务业在当前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若要充分发挥服务业“接棒”经济增长的潜能，需要政策加大对服务业发展的关注，破解服务业发展中的堵点，推动我国服务业加速发展。

三、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主要存在两方面堵点：一是服务业部门存在一些准入限制，市场化程度有提升空间，尤其是一些供给紧缺的服务业需要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二是对外开放程度可以进一步深化，在开放中通过竞争与学习提高生产效率。三是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较大，如果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有助于挖掘流动人口服务消费潜力。

从市场化来看，相较于制造业，我国服务业存在更多准入限制。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2年版）》，制造业中需要许可准入的项目为20项，而服务业相关的需要许可准入的项目则为62项。此外，在社会资本实际进入服务业的过程中还存在着“明放暗不放、虚放实不放”等隐性壁垒[3]，从而进一步削弱了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的积极性。2021年前我国民间投资在第三产业中的占比提升速度较为缓慢，而2021年后则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考虑到房地产业的影响，我们进一步从教育、卫生和文体娱乐三个细分服务业来看。虽然近年来政府已出台多项政策支持和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领域，但教育和卫生行业的民间投资占比也并未增长，且2023年分别较2021年下降了2.7和3.1个百分点。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文体娱乐行业，近年民间投资占比的增长也较为缓慢，2023年仅较2018年增长1个百分点。可见，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的程度仍然不足，社会资本参与服务业发展的潜能有待释放。为此，建议提升服务业的市场化程度，尤其是一些供给紧缺的服务业，如医疗、养老等需要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加强对社会资本进入供给紧缺服务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对服务设施用地供给和税收优惠力度，通过财政贴息、风险补偿、投资补助等方式对进入企业给予支持。进一步降低社会组织进入服务业的门槛，允许民办非企业组织的投资人在经营中获取一定收益，并允许其通过开设分支机构扩大收入范围。

从对外开放来看，我国服务业对外资的准入限制也相对更多。根据《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制造业已基本实现完全开放，但在批零、医疗、商务、电信、教育、文化体育等多个领域仍存在23项对外资的特别管制措施，其中多数为禁止措施。为进一步降低服务业对社会资本的限制，建议对标CPTPP对服务业的准入要求和制度规则，提升我国服务业的开放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在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服务业营商环境改善的同时，也能为我国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奠定基础。从当前我国服务业对接CPTPP规则的差距来看，未来我国服务业需要在降低准入限制、规范和细化负面清单格内容、提升行业监管的公平性和透明性、推进服务业市场化等方面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全毅，2021；李计广和张娟，2023）。

从服务业需求来看，流动人口难以均等化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影响了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服务业依赖于人和人之间近距离的互动，因此人口集聚对服务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影响了居民的服务业消费（钟粤俊等，2020）。但是，城市公共服务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均等的现象，一方面影响了人口长期在城市定居的意愿，不利于人口集聚度的提高；另一方面也使得外来人口需要将更多的收入进行储蓄，降低外来人口进行服务消费的意愿。因此，为加快我国服务业发展，需要进一步提升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为此，建议将公共服务的提供依据从户籍向常住地登记制度转变，未落户常住人口有权享受和本地户籍人口均等的公共服务；将公共服务的投入规模与常住人口规模相挂钩，对于外来人口流入较大的地区，相应扩大保障房、医疗等公共服务投入规模，保障外来务工人口也能够便利地享有公共服务资源。

参考文献

Baumol W J.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J]. 1967.

Triplett J E, Bosworth B. 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issues in services industries: Baumol's disease has been cured[J]. Economic Policy Review, 2003, 9(3).

Sasaki T, Sakata T, Mukoyama Y, et al. China's Long-term Growth Potential: Can Productivity Convergence be Sustained?[R]. Bank of Japan, 2021.

钟粤俊、陆铭、奚锡灿，集聚与服务业发展——基于人口空间分布的视角，管理世界，2020年第11期:35-49。

郭凯明、罗章权、杭静，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与远景展望(1992—2035)，经济学(季刊)，2023年第6期:2194-2212。

刘奕、夏杰长、李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7期，24-42。

韩峰、阳立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一个集聚经济与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的综合框架，管理世界，2020年第2期，72-94。

全毅，CPTPP与RCEP服务贸易规则比较及中国服务业开放策略，世界经济研究，2021年第12期，30-41。

陆铭，迎接后工业化社会，文化纵横，2024年第3期。

李计广、张娟，我国负面清单开放水平评估及提升对策——与RCEP、CPTPP的比较研究，开放导报，2023年第4期，73-86。

魏作磊,刘海燕，服务业比重上升降低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吗，经济学家，2019年第11期，55-63。

注：

[1]注：此处生活性服务业行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体娱乐；高技术服务业行业包括：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2]资料来源：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2025年）》的通知，发改委[EB/OL]，2017/06/21[2024/06/13], https://www.gov.cn/xinwen/2017-06/21/content_520437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