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植系财富公司刑事案件走向预测|刑事案件|初查|法院|犯罪|立案

（本文在2023年12月3日发表于作者微信公众号，时隔大半年，可对当时预测与实际走向做个比对。）

以前，与金融圈的朋友交流，他们总也会说些专业术语。有些还是英文的，比如VP、LP是指某个职务、身份的人，P2P、PPP是指某种融资或者投资模式。我很爱开玩笑，对关系密切的朋友，遇到这种情况，总会装作不解，并强行冠之以“假洋鬼子”的称呼。

实际上，社会科学都是“人用”、“用人”的与人打交道的东西。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不用“sin”、“cos”就无法列出数学公式。社会科学应该贴近生活，而贴近生活的首要前提是简明扼要、清晰易懂。“是不是谁都能看得懂”该成为社会科学是真科学还是伪科学的第一检验标准。

中植系财富公司被刑事立案后，网上出现了一些文章，分析立案原因、立案目的及未来走向，对我都有很大的启发。但总体看，有的文章写的不够细，没有紧贴着复杂的诉讼程序行文；有的写的不够实，没有考虑和挖掘到权力机关在立案上的难言之隐。更多的是写的太专业，以致于让人看完仍感觉一知半解。

鉴此，我想谈几点我对这个案子的看法，包括：（1）为什么会刑事立案？（2）立案的罪名将会是什么？（3）追赃挽损的范围将有多大？（4）审判程序将如何设计？以及（5）哪些人会被判刑？

第一、为什么会刑事立案？

11月25日晚上，朝阳公安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对中植系所属财富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对解某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公安机关在对经济犯罪的立案上是极其慎重的。当犯罪涉及面广、甚至涉及到社会稳定的时候，更是这样。中植系爆雷、无法兑付，已经有不短的一段时间了。此前，虽然信访、金融监管等部门介入，但公安上迟迟没有动手。估计这么做，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是否涉嫌犯罪的初查尚未结束。

“初查”这个词在刑事诉讼法中是没有的。但在部门规章也就是《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用很大的篇幅规定了“初查”的程序、步骤和手段。有报案，就立即立案，确实也不够慎重。在立案前，设置初查程序，先期收集些证据材料，看是否符合立案条件后，再作出决定，是必要的。同时也是立案慎重和稳妥的表现。

“家业越大，事儿越多。”中植系这么大的体量和家业，事儿肯定不少。但这些事儿当中，哪些是合法合规的？哪些是违法违规的？哪些是该行政处罚的？哪些应追究刑事责任？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得公安机关在初查中予以明确。

这么大的体量，这么多的事儿，初查过程肯定有个周期。

二是，是否能够通过非刑事手段平息矛盾，没有摸清楚。

谁都知道，刑事手段是最后手段，能用民事赔偿、行政处罚解决的矛盾。用别的手段解决得了的，不必动用“伤筋动骨”的刑事手段。这也是专业术语中常讲的“保证刑法的谦抑性”。

中植系的事儿，都在钱上。对这种事儿，该让中植系自己先行解决。他如果能与投资者达成延期还款或者折价还款协议，事情也就了结。当然这个过程中，得有金融监管、信访等部门的监督，否则难以保证协议的效力、自愿和履行的实际可能。在这个谈判、和“监督谈判”的过程中，民事和行政的手段，也就都用尽了。

如仍无法平息矛盾化解纠纷，那么就有上升为刑事手段的必要性了。

实践中不少的情况是：有些涉案企业，明面上说赔偿、搞谈判；暗地里却转移财产、做空公司。如属这种情形，换作谁，都会立即抓人并冻结财产。

中植系是否属于上述情况，目前还不清楚。我个人认为，在中植系这么大的案件中，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小。毕竟，钱转走了，财产转移了，监管机构也得承担责任。

从结局看，可以肯定的是，中植系没有与多数投资者达成协议。实际上，达成协议也不大可能。

至此，通过较为缓和的手段，解决矛盾的方案，经过实践检验，无法走通。

基于上述情况，对中植系予以刑事立案，既体现了慎重和稳妥，也考虑了平息矛盾的阶梯化解决方案。我认为，是很妥当的。

第二、立案的罪名将会是什么？

我在前面说了：“家业越大，事儿越多。”同时，“事儿越多，涉及的罪名也能越多。”对于家大业大的企业涉刑案件，公安机关在选择罪名上，出现了两种模式：

一种是，多罗列些罪名。这种模式系为了防止出现某个罪名“做不实”，或者不是主要犯罪事实，而被人抓把柄的情况。去年年中，恒大在郑州无法交楼时，郑州警方就是用的这种模式。当时罗列的罪名包括“伪造印章、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

另一种是，不公布明确的罪名。目前，对恒大集团和中植系财富公司就是采取的这种模式。公安机关的通报中仅称“涉嫌违法犯罪”，但具体是犯了什么罪，没在通报中提到。

我认为，两种模式相互比较，第二种更好。主要优势有几个方面：

一是，可以排除被害人的顾虑。

我常讲：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和嫌疑人的思想都是特别复杂的。你作为一个局外人，很难设身处地、面面俱到的考虑到他的所有想法和担忧。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在与当事人沟通时，都会听他们讲，让他们讲透讲清楚。我认为这是了解情况的必要选择，也是连起手来共同把事情做好的必经步骤。

被害人关心的就是钱。罪名罗列的太多，而又与发还被害人无关的话，他们产生这样的担心：办案不是为了帮他们追钱，而是另有所图。极端情况下，甚至会怀疑：钱会被罚没上交国库，公安机关在和他们抢钱。这样，办案不仅没有平息矛盾，反而制造了新的矛盾。

通报中不明确罪名，同时又最大限度的让被害人报案和登记。“网上报案、邮寄材料报案和现场报案”都可以。这样做的意图是清晰的：就是明确办案目的，是为了帮被害人追钱。我认为这样做是慎重、稳妥，也是很讲艺术的。

二是，为办案机关留下了充足的余地。

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多的事儿，谁能刚一立案，就全盘弄清涉及哪些罪名？随着侦查的深入，发现新罪，或者更改罪名的可能性，都有，而且很大。

文书上罪名变更，基本上只有当事人知道，涉及面窄。但如果通报中罪名改来改去，就涉及到全社会。我们中国那么多人，那么多想法，还有不少的想法比较阴暗。对罪名变更难免说三道四，乱加评价，给办案增加不必要的负担。

不公布罪名，同时又通过实际工作积极追赃挽损。这实际是“只干不说”的“老黄牛”做法。我认为，也是稳妥和讲艺术的。

不公布罪名，但不是没有罪名。从通报中要求报案的范围看，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可能性更大。

因为，集资诈骗要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是“一开始就不想还你这个钱”，“一开始就是想骗你”。中植系案件中，应该不存在这个目的。而且从实践中的情况看，即便存在也很难用客观证据证明。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就完全不同。它不需要初始的“非法占有目的”。就是不具有吸收资格而吸收了，只要证明这点就够了。证明难度低，办案障碍也会少很多。同时，又因为两个罪名都会将赃款退给被害人，办案的社会效果是一样的。

鉴于上述情况，我认为，虽然可能还会有其他罪名和犯罪，但非吸将会是主罪。

第三、追赃挽损的范围将有多大？

实践中，权力机关办理这些案件时，面临几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被害人上访告状的压力，不给钱或者不给足够的钱，就告状；另一方面是领导要求保证社会稳定的压力。不少外国学者在著作中写到“中国的社会秩序是很脆弱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谣传碘盐可以防止核辐射，就出现碘盐抢购潮；谣传黄桃罐头能防新冠，又出现罐头抢购风暴。这都是例子。一人上访，全部上访；一人闹事，全体闹事。这很可能会成为领导担忧的稳定问题。

面对上述两个方面的压力，另一个方面的压力，也就是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赃款范围”予以追赃的压力就会显得无足轻重。

实际上，法律中对向谁追赃，什么是“赃”，都有明确规定。但实践中常出现超范围的情况。在个别案件中，甚至出现“不管赃不赃，多多益善”的情况。就是上述几个压力相互角力的结果。

我常说：“不要动不动就批评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你先想明白，把你换成他，你能不能摆脱他的压力？能不能比他做的好？要是能，你可以批评。如果不能，甚至你做的会更差，你批评人家干！嘛！”我想，这是无奈的选择。换作我，不会做的更好。也正是因为这样，每当我代表嫌疑人去与办案机关对接时，都会选择“保人不保钱”。只要人没事，钱大差不差就行。只防止一种情况：就是把别的嫌疑人的钱，硬安到我代的嫌疑人头上。这么做的话，就失去了基本的公正。性质也就变了。

可以断定：中植系这么大的融资规模，那么大的债务负担，又有那么多的投资人卷入其中，追赃的范围会很大。涉案的高管和员工不必多说，就是“多多益善”，不管你得了多少钱，让你自己大口大口的往外吐。对不涉案的高管（不包括员工），也很可能会进行案外谈判，“交钱了事”。

第四、审判程序将如何设计？

近年来发生了不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的涉众刑事案件。有些非常重大，涉案数额动辄数十亿几百亿，涉案人员遍布全国各地。北京“E租宝”、南京“钱宝网”等等，都是这样。

依照法律规定，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有出庭说明情况和参与庭审的权利。但这些案件，被害人实在太多，有的案件可能涉及几万几十万人。被害人的情况也确实太复杂：有的找不到了，有的出国了，还有的可能在监狱里；等等。全面保障他们出庭的权利，没有那么大的法庭，根本做不到。鉴此，最高法院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仿照民事诉讼的诉讼代表人制度，超越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另设了刑事案件被害人的诉讼代表人制度。

也就是，不必全都到法庭来，既容不下也没必要，审理程序也不可能旷日持久到“让每个人都吐尽苦”。先由被害人推选代表人，所有意见由代表人集中在法庭提出即可。

虽然司法解释的这一创设，超越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违反了刑事诉讼保障“亲历性”的学理要求，但考虑到特殊案件的特殊情况，各方面没有再提出不同意见。实际是在制度和理论两个层面，向实践做了让步。

诉讼代表人将会是中植系案件审理中的一个特殊程序。

第二个，也是更大的特殊程序，是人和物分开审理。

我常说：“万事万物都是相通的。”“脏人儿”和“赃物”实际也是相通的。被判有罪就是“脏人儿”了，被定性为“赃款赃物”也就是“赃物”了。刑事案件既审人也审物。对人要根据法律和证据，认定是否有罪，以及罪轻罪重。对物，要认定是否犯罪所得及其孳息，以及是否该发还被害人还是没收并上缴国库。

普通的刑事案件，人和物都是一并审一并判的。一张判决书出来，既解决了人的事，也解决物的事。比如：判处张三十年有期徒刑，对犯罪所得赃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但中植系案件中，对物的审判会非常复杂。主要因为，明确发还范围和比例非常复杂。

这些涉众案件，有的被害人死了，而又找不到权利继受人；有的被害人失踪，找不到了；有的出国了；还有的可能在监狱里。找到全部被害人才能明确发还的确切比例和范围。而“找到”“全部”实践中很难做到。

办案机关担心的是：今天没有出现的被害人，明天“王者归来”，而钱又分完了，判决也执行完了。怎么办？这种情况出现一个，就会很麻烦；如果出现多个，那就会引发群体性事件。

可能有观点会提出：不是早就公告要求被害人登记了吗？可现实的情况是：这个公告属于工作提醒，没有法律效力。谁也不能说“看不到公告，就证明你没有被害人身份，还放弃了退赔权利吧？”

鉴于上述情况，审判程序会先审人，再审物，“人”“物”分离。对人的审判严格依照法律审限进行。对物的审判多放上一段时间，“让子弹多飞一会儿”，尽量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第五、哪些人会被判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