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醉驾一个自首的机会|刑法|犯罪|酒驾|醉酒|醉驾者

如果我问别人：“醉驾能不能自首？”我想，很多人会说：“不能。”的确，实践中也很少出现过对醉驾认定自首的先例。但有个问题是：自首作为一种法定从宽情节，对黑社会能用、对恐怖活动能用、对故意杀人能用。为什么对醉驾不能用？从道理上讲，对重罪能用的从宽情节，反而对轻罪不能用，这明显也讲不通。自首是刑法总则规定的从宽情节，适用于分则规定的所有犯罪。当然也该适用于所有犯罪中最轻的醉驾。

巧妙的设计执法程序，给醉驾自首的机会，能更好体现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能更好解决当前醉驾处罚的实践困境，也能更好兼顾了执法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一、当前醉驾处罚的实践困境

醉驾入刑之初，就有两种分歧观点。一种是应当区别对待，对其中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以犯罪论处。另一种是一律入刑。由于新法刚立、留下执法出口容易导致权力滥用，酒驾醉驾的社会风气亟需强力扭转等各方面的原因，观点交锋过程中，前一种观点日渐式微，后一种观点成为执法司法标准。

随着实践的发展，醉驾入刑以扭转社会风气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社会风气已经形成，“酒后代驾”也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社会行业。同时随之而来的，就是各方面对“一律入刑”处罚过严的担忧和对醉驾者的同情。

就相关部门统计看，醉驾已成为最常见常发的犯罪。很多人因为一时侥幸、醉酒驾驶，失去了工作，丢掉了家庭，甚至连累了孩子的政审。这种连带的负面影响，用嘴去说，似乎无关痛痒。但真正落到一个人、一个家庭身上，却是如同万钧之重，无法承受。

同时，从社会效果看，过严的处罚以及过多过重的连带负面影响，不仅招致了社会的同情，而且也使很多人失去了依照自身优势为社会做贡献的机会。一个公务员，在岗位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获得上下普遍好评。这就证明，他适合做公务员，也该继续留在体制内做贡献。一个教师，讲课认真、科研丰硕，这就证明，他适合做教师，也该继续留在学校内教书育人。一个医生，科班出身、医术精湛，这就证明，他适合做医生，也该留在医院继续治病救人。但如果醉驾了，他们都要流向社会，未来的职业是否适合，甚至明天的早饭在哪里，都难以判断。和谐相融的社会，该是把合适的人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矛盾丛生的社会，才会在不合适的位置上安排不合适的人。执法办案既讲法律效果，又要讲社会效果。可以为社会所用的人，没有必要非推到社会的边缘，甚至是对立面，更没有必要祸及家人。

就目前我个人了解和掌握的情况看，上面说的同情和担忧，已成主流。很多时候，就连执法司法人员本身，也留露出无奈和同情。

二、对处罚过严的矫正手段

或许正是基于上述同情和担忧，各地都在地方性法规中不断抬高醉酒标准。比如，浙江省醉酒标准已抬高至180，江苏省已抬高至160；等等。对于未达上述酒精含量标准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于刑事处罚。这些做法，都是对的。但与成文法共通的缺点是：会僵化、滞后，不能因案制宜。

在浙江，血液酒精含量181，在江苏160.5怎么办？难道超出这个标准的，就一定意识更不清醒？考虑到每个人身体素质的差异和酒量大小的区别，还是这样吗？

赫拉克利特和莱布尼茨教育我们：“人不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世界上不存在两片相同的树叶”。他们讲的是变与不变的关系。变化是永恒的，不变是不可能的。既然“事情随时都在起变化”，运用好刑法体系内的原则性的手段，就远比定一个这么具体的、甚至可以说是机械和僵化的标准，要好得多。

目前，实践中很少出现过对醉驾认定自首的先例。甚至很多人会说：醉酒都是抓现行的，不可能自动投案，不存在认定自首的空间。

这一方面忽视了实践中醉驾情形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没有灵活设计执法程序，以更好符合法治精神。

实践中，查处醉驾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当场抓获型。就是典型的抓了现形。另一种是事后报警型。比如：醉驾发生单方事故，或者发生轻微剐蹭等事故后报警。对于后一种情形中，等待警察到场处理，并如实配合酒精测试，如实供述饮酒事实的。当然是“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也就是典型的自首。

这样做，就会产生另外一个矛盾：对于发生事故的，可以自首。对于没发生事故的，危害更小的，反倒不能认定自首。这出现危害大的处罚轻，而危害小的反而处罚重的情况。于理于法都是说不过去的。

三、巧妙设计执法程序，让所有醉驾都有自首可能

我常说：“不要批评立法，要在现有法律体系内寻找解决方案。”立法是不是完善，是不是存在漏洞，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你眼里的“漏洞”，在别人看你来，可能是恰到好处。而且批评立法，对解决当前问题毫无帮助。这种批评本身，就说明没有在现有法律体系下找到妥当解决眼前问题的办法。说白了，是无能的表现。

就醉驾看，事后报警型醉驾可以自首。当场抓获型当然也可以自首。只需要修改完善一下执法程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