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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孟秀丽

6月20日,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著名作家李宏伟,福瑟研究专家、福瑟作品中文译者邹鲁路,凤凰出版传媒股份公司副总经理、“约恩·福瑟作品”策划编辑袁楠,译林出版社副总编辑陆志宙带来的“我书写听到的一切——《有人将至:约恩·福瑟戏剧选》新书分享会”在北京建投书局国贸店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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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王国驻中国大使白思娜因为公务安排未能莅临现场,但她特意录制了祝福视频。白思娜向译林社表示了祝贺与感谢。“今年我们庆祝挪威与中国建交70周年,而文化交流是我们双边关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项目(《有人将至:约恩·福瑟戏剧选》),很好地庆祝了建交70周年。感谢译林出版社让这一切成为现实。” 她特别感谢了译者邹鲁路,因其“多年来尽心尽力地翻译并在中国推广约恩·福瑟的作品”。

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总经理道格拉斯·华莱士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黄家坤也受邀参加了新书分享会。华莱士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译林社的选择,“我们很高兴译林出版社选择了这位作家,并为他在中国提供一个永远的家。任何人都可以出书。但只有像译林出版社这样伟大的国际性出版社才能成为传奇作者的家:它提供了一个值得信赖的媒介,让这些作家与读者见面”。他还代表约恩·福瑟对在场的每一个人表达了感谢,福瑟对自己的书“已经或者即将以如此多的语言出版,并且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地方都销售良好”而感到兴奋。约恩·福瑟的经纪人吉娜·温妮向《有人将至:约恩·福瑟戏剧选》的出版表达了祝贺,并期待中文世界能更多译介福瑟的作品。

此外,挪威海外文学推广基金会的安红和阿加塔也来到了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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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林高手约恩·福瑟的“暗器”:描写生命最本真的状态

2023年10月5日,瑞典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挪威作家、诗人和戏剧家约恩·福瑟,以表彰他“创新的戏剧与散文体作品赋予生命中那难以言说的一切以声音”。福瑟是继1928年获奖的西格丽德·温塞特之后,时隔95年,又一位挪威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史上第一位用新挪威语(Nynorsk)写作的得主。他也是继哈罗德·品特、彼得·汉德克之后,新世纪第三次由剧作家斩获诺贝尔文学奖。

译林社多年深耕世界文学领域,再一次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据悉,《有人将至:约恩·福瑟戏剧选》已由该社正式出版,这是新晋诺奖得主福瑟自选最佳九部戏剧:《有人将至》《秋之梦》《我是风》《死亡变奏曲》《名字》《一个夏日》《吉他男》《暗影》《而我们将永不分离》,译文根据舞台演出进行反复精细修订。九部中的多部曾分别获国际易卜生奖、北欧剧协最佳戏剧奖、《今日戏剧》最佳外国戏剧奖、北欧国家戏剧奖等戏剧界的最高殊荣。

福瑟作品中文译者、福瑟研究专家、中文世界译介福瑟作品第一人邹鲁路曾这样总结福瑟的戏剧美学:“真正使福瑟作为一个戏剧家而不朽的是他具有鲜明个人烙印的‘福瑟式’美学与戏剧风格—— 蕴含着巨大情感张力的极简主义洗练语言,对白中强烈的节奏感与音乐感,并置的时空,交缠的现实与梦幻……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的剧作中那无处不在的诗意的暗涌,是他对人生的倾听,是他字里行间对所有在时间荒原上相遇的人们所怀有的无限悲悯之情。”

李宏伟认为,福瑟的剧作像一个武林高手扔过来的“暗器”。而福瑟对戏剧的处理,看起来好像很轻灵、很轻巧,包括人物和场景都不是那么宏大,甚至当这个“暗器”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没太意识到,但很有可能就被命中。用武侠小说的说法,福瑟这个“暗器”其实喂了药,至于是毒药还是解药,则在于每个读者自己的感受。李宏伟指出,福瑟的“暗器”兼具毒药和解药双重特性,“他的某些地方让你觉得解了你的懵懂、不可名状的这种只能自己消化的创伤,但是另一方面又留下你很难在短时间之内消除的这种伤口”。陆志宙赞成李宏伟的观点,她指出,在福瑟戏剧里,“一切看起来非常寂静,但能听到金戈铁马的声音”,体现了作者高超的技艺。

尽管福瑟被世界范围内的读者骄傲地称作“新易卜生”“新品特”“21世纪的贝克特”,而欧美剧评界也一致认为他是继“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之后挪威对这个世界最伟大的贡献,是“极简主义”的代表作家,但挪威当代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却有不一样的观点:“福瑟一点都不极简主义,他身上其实是本质主义。而且他一点也不贝克特。”福瑟在描述自己和贝克特之间的关系时也曾坦言,自己非常喜欢贝克特,贝克特之于他,是父亲般的存在,但希望自己能跟贝克特走不一样的路。李宏伟也关注到了这个有趣的对比,“贝克特比福瑟更明晰,更追求致命的效果,更在意他的剧到达读者或观众时的感受,关乎更形而上、更普遍性的命题。福瑟的偏向则更具体化、更个人化,‘它只命中需要命中的人’”。译者邹鲁路表示高度赞同。她认为,福瑟介于贝克特和品特之间,“他只想命中,他也只能命中他目标想去命中的人”。而在“极简主义”的表象之下,“福瑟先生的作品是那样的静水流深,他之所以能够以‘暗器’命中要害,就是因为他击中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最深的那个角落,所以他是个本质主义者,他描写的是生命最本真的状态”。

袁楠关注到,无论是李宏伟提到的“暗器”,还是邹鲁路说到的“静水流深”,其实都是在说“暗”,不妨理解为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中的幽暗层面。福瑟貌似简约直白的语言底下,他的戏剧蕴藏着巨大的意义空间,经常冷不丁击中我们的心房。她以自己曾经责编过的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为例,指出卡佛作品中也传递出相近的人与人之间的无法沟通感。大量鸡同鸭讲的部分藏于冰山之下。这种对真实的裸陈是两位作家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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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永恒的魅力——声音与现场

邹鲁路眼中的福瑟,与其他剧作家不同。福瑟是一个独特的宇宙,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甚至他写过的童书和歌词,所有这一切基于美学与文学的共同特点,组成了一个福瑟宇宙。本次活动的题目“我书写听到的一切”,即源自福瑟本人。他曾经这样形容过自己的创作状态:“我坐下、倾听,我并写听到的一切。”由此可见,“声音”,是打开福瑟宇宙的一把钥匙,而“声音”也是戏剧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和技术环节。她建议读者先从“读”开始,在心里去读福瑟的剧,去感受他的剧作中声音的美,而不是首先进入剧场去“看”。2024年5月,上戏艺术书店推出了“福瑟戏剧月”的活动,总策划人正是邹鲁路。“福瑟戏剧月”共举办了四场文学主题沙龙,每场都设计了剧本朗读的环节,分别邀请著名艺术家林栋甫老师、演员林更新等参与朗读,这正是“声音”的音乐性和节奏性在福瑟剧作中的重要性的一个绝佳体现和说明。

“虽然我本人是经由文本进入戏剧的,但是我真正喜爱的是现场,”邹鲁路如实说道,“戏剧的现场是有魔力的,那是这世界上无法替代的感受。舞台上的每一个瞬间都是不可复制的。戏剧的翻译也因此跟其他文学体裁的翻译存在很大差异。当舞台上的演员说出台词时,你马上就知道自己翻译的东西是不是人话,这个检验非常残酷和锋利。但译者可以根据舞台演出,不断去修正、去更正文本,会有更深的体悟。随着时光的推移,福瑟剧本的确还有更精进的空间。而我也一直在跟他用邮件或者各种方式保持着讨论与交流。”

李宏伟肯定了戏剧文本的独特性。他认为,戏剧更多是“一种仪式,需要把进入场地里的人凝聚起来,或者说在演出的过程中,所有人会或多或少有心意上的相通。所以哪怕一部戏剧演了一百场,它每一次也是不一样的,演员的状态、到场的观众,以及演员和观众之间那有形的、无形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其实都是一次性的,哪怕同一部剧我连着去看两天,坐在剧场里的心态和心情也都是不一样的”。

袁楠也更偏爱戏剧的“在场”,因为它“是由真实再现了所谓虚构、所谓形式,这是唯一一种能够让人感到两种在场感的这样艺术形式。在戏剧里,场景既是虚拟的,又是真实的。更重要的是,演员每一次演绎都是一种创造,每一次创造与先前版本绝不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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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与泥之间:无名者的人生

福瑟作品中的人物,基本都是以“他”“她”“男人”“女人”来命名,极少数才有姓名。对于这些无名之人,福瑟没有给予任何性格或背景的提示,只有寥寥几笔的速写。但其他情况,读者和观众一无所知,只能在想象中描绘他们的面容,倾听他们的故事。李宏伟坦言,这种命名方式在舞台呈现上并没有直接阅读文本这样突兀与抽象。观众走进剧场的时候,未必需要知道或者记住台上角色的名字,他们可以通过演员的面容与服饰来进行区分,演员也会通过表演来建立彼此间的关系。但是,他指出,福瑟的这种命名有其深意。形式上,它们主要分为两块。主体这一块的呈现非常对称,比如“男人”与“女人”,“中年男人”与“中年女人”,或者“老年男人”与“老年女人”……对称不仅仅是命名上的,还有情感乃至社会关系上的。此外,还有不对称乃至名字组成的一块,比如单独的“女孩”、具体的“阿瑟”,这一块的人物通常是剧中带来变化的部分。在这两块人物命名及其代表的稳定与变化之间,潜藏了福瑟有关人际与交替的思考与巧思。此外,这种命名方式也与人物面容、衣着、性格方面不予具体相契合。观众(读者)不必纠缠于日常的琐碎的冲突,更能聚焦于一种抽象的普遍性的纠葛,特别是命名方式所暗示乃至明言的不同性别之间、不同年龄之间、故我与今我之间等。这是对立又变化的亲密关系,在这样的亲密关系内外,每个人的述说与沉默,被倾听与并不被理解,深深扎进正感同身受的观众(读者)心里。

同时,李宏伟不无欣喜地发现,此次译林社《有人将至:约恩·福瑟戏剧选》在封面设计上的巧思暗合了福瑟作品的特点。九本戏剧的封面可以拼成挪威艺术家Tom Gundersen创作的福瑟肖像。而这与他对福瑟剧本的阅读感受有很相近的地方。“这九部剧,每部是完整的,但是它们之间又是相互关联的。有点像某种玩具,每一部分是独立的,但是又可以拼到一块。这个说法,它不是一种抽象的抒发,而是有具体的例子,比如《一个夏日》,我觉得那个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的丈夫,我们其实可以把他想象成《我是风》里的那个人。”从表达的内容上来看,福瑟的戏剧的确存在拼接的缝隙。他建议读者把九部剧当成一个整体来读,每个读者都能找到他独特的拼接方式。

邹鲁路认为,面对福瑟的戏剧,如果读者期待的是一个故事、一个情节、一个突转,恐怕他或她很可能要失望。与其说福瑟在“描述情节和故事”,不如说他“呈现和描摹的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状态”,或者“一个瞬间”,“只不过他把这个瞬间无限放大,到极致”,所以他才能击中我们。“福瑟把这个瞬间和状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去放大到极致,就像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所说的那样,他是‘以另辟蹊径的戏剧和散文体作品赋予生命中那难以言说的一切以声音’,恰恰是那些不可言说的被他做到了。”她以《我是风》为例,剧中只有两个人物,“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福瑟连他们的性别都没有交待。(上海戏剧学院曾经排演过“男男版”和“女女版”,未来可能会尝试排演“男女版”。)她更以“云与泥之间”精准概括了福瑟的特点,“云是诗化”,泥是福瑟作品中的真实,“真实到让我们都不敢看”,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内心的真实,还有真实的人生。

邹鲁路曾经在文章中写道:福瑟作品中所关注的主题,是“古往今来的戏剧舞台上的永恒命题:人类生存的困境——交流的隔阂;人与人之间,人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对抗……他笔下的人物,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天天所见的普通人,甚至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但他呈现主题和人物的诗化方式和戏剧手段,又使其剧作迥然不同于平凡的生活。福瑟的眼光始终投向了戏剧所要呈现和刻画的终极目标——人”。

由此可见,福瑟戏剧世界里的人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福瑟是挪威的,也是世界的。正是因为作品中这种直指人心的力量,福瑟打动了无数观看或阅读过他剧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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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有时:福瑟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著名评论家李敬泽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2023年,中国大众文化的一个艺术和审美的趋势,在于‘响’和‘不响’ ”。他以《繁花》为例,每一个“不响”,都是“此时无声胜有声”,都是“于无声处听惊雷”。福瑟的作品也是关于“响”和“不响”。我们在人物的沉默中,听出了万物轰鸣。据邹鲁路透露,福瑟对中国的文学、哲学、宗教,包括唐诗宋词,乃至中国的整个美学体系都很感兴趣、非常热爱。“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可能觉得东方的美学或许更能够呈现他剧作中某些‘难以言说’的东西。”

约恩·福瑟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他的戏剧代表作品《有人将至》《死亡变奏曲》《一个夏日》等先后在中国上海排练上演,2010年《有人将至》上演时,约恩·福瑟还特地从挪威赶赴上海来,坐在剧场最上层左边最后一排最边上那个位置(那是他最喜欢的位置)观看了演出,并认为这是他所有舞台改编作品中最好的作品之一。这版《有人将至》的制作助理马俊丰,即是后来《繁花》舞台剧版的导演,他与邹鲁路相约,将会排演福瑟的戏剧。

2013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率先将约恩·福瑟的一部重要作品《名字》搬上舞台;2014年,上海国际当代戏剧节专设“福瑟单元”,又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呈现了五台改编自福瑟剧本的作品;2019年,《一个夏日》被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搬上话剧舞台;2021年,福瑟另一部代表作《死亡变奏曲》中文版,以上海戏剧学院2017级表演系&舞美系毕业公演的形式在国内首次呈现;2023年4月28日—5月1日,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期间,由上戏表演系、舞美系、创意学院艺术管理专业师生共同构成的团队,再度共创改编约恩·福瑟的同名经典作品《死亡变奏曲》。

未来,译林出版社将助力上海戏剧学院,将约恩·福瑟的作品改编成戏剧,搬上中国的舞台,让他的作品走近中国读者和戏剧爱好者。鉴于福瑟作品的主题具有普世性,译林社将会与具有优秀戏剧传统的各大高校和剧院合作,打造“约恩·福瑟戏剧节”,全面推进福瑟作品的本土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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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同行:引进与翻译福瑟的旅程

2003年,中国当代著名剧作家、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时任《戏剧艺术》副主编曹路生老师把福瑟英文版的《有人将至》交给邹鲁路。邹鲁路回忆起自己与福瑟结缘的经历:“他觉得这部剧非常特别,想找一个合适的译者,就把这个剧本交给了我。我打开剧本,从头到尾看完后,就把这个剧本塞到抽屉里。三个月,不敢去碰它。人生从来没有过的感受出现了,就好像天外飞石,砰的一声,从‘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挪威飞来,砸在自己的心上,”2004年,邹鲁路将《有人将至》翻译完毕,发表在2005年第5期《戏剧艺术》上,这是中文世界第一个发表的福瑟的剧本,也是福瑟作品首次在国内传播。迄今为止,邹鲁路和福瑟的这场文学对话数年不辍,而她对福瑟的研究也已近二十年时间。

2016年,邹鲁路与时任译林社副总编辑的袁楠联系,希望译林社与上海戏剧学院能联手推进约恩·福瑟作品的中文译介出版工作。而译林社也注意到,福瑟是当代罕见的、非常全面的作家,无论是戏剧、小说、散文、诗歌、还是儿童文学,均成就斐然,在北欧文坛乃至世界文坛具有卓越的独特性。袁楠与邹鲁路随即敲定了合作意向。

袁楠回忆了当初决定跟上戏合作时的情形:“我和邹老师有共同的朋友,一次机缘巧合,大家谈到北欧文学与福瑟,随即萌发了合作的强烈愿望。福瑟在世界文学视野里,绝不是冷门作家,他的戏剧被大量改编搬演,是当代最负盛名的剧作家之一。但在中文世界,对他的译介太少,这与他的文学地位和对世界的文学贡献并不匹配。与编辑部门讨论后,我们很快就做了决定:以整体打造为出发点,译介多部福瑟代表性作品。”

邹鲁路对袁楠的眼光给予赞誉,称其为“侠女”风范,手起刀落,坚定果决。袁楠认为,这一切得益于译林社的优秀传统:现当代文学一直是译林社世界文学板块非常重要的组成,是译林文学出版的志向使命,也是译林人的理想情怀。多年来,译林社非常重视现当代作家的版权积累和出版运营。纵观二十年诺奖,许多如今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诺奖得主,如奈保尔(2001年),库切(2003年),耶利内克(2004年),哈罗德·品特(2005年),多丽丝·莱辛(2007年),勒克莱齐奥(2008年),特朗斯特罗姆(2011年),艾丽丝·门罗(2013年),石黑一雄(2017年),古尔纳(2022年),约恩·福瑟(2003年),译林社都有幸曾参与、正在参与或即将参与到他们的中文译介出版中。

“译林社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号召力很大程度在于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我们出版了很多世界一流作家作品精选集,既有经典作家,比如托尔斯泰、海明威、福克纳、加缪、卡夫卡,也有优秀的现当代版权作家,比如门罗、莱辛、辛波斯卡。译林社也是国内第一个译介阿多尼斯、德里罗、安妮·卡森、托马斯·品钦、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等当代杰出作家的出版社,如今他们每年高居诺奖赔率榜前列。同时,译林社还有不少作家也屡次入列诺奖候选人名单,比如诺特博姆、安图内斯、奥兹、巴恩斯、阿迪契等,这充分验证了译林人的眼光。我们持之以恒运营这些纯文学作家,并不是为了押中诺奖,很多作家,译林社在其获诺奖前就购买了版权,库切、莱辛、门罗和福瑟都是典型案例。我们致力于丰富中国读者的阅读版图,传承人类优秀的文学、文明、文化成果。虽然这些作家的版权代价不低,短期内很难有较大盈利空间,但是译林社还是坚持做好这样的引进推广。不仅是文学,在人文社科等领域也是如此,因为我们深知,译林在业界、在学者、在读者心中的美誉度和影响力,与这些三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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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瑟宇宙”:选目构成与出版计划

译林社也正在紧锣密鼓策划和出版约恩·福瑟的作品,除了已经出版的《有人将至:约恩·福瑟戏剧选》,未来还将推出“七部曲”和《晨与夜》。

“七部曲”是福瑟迄今为止无可比拟的首要小说(福瑟称作“慢散文”)代表作,其英译本为他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更为广泛的声名与肯定。书中的叙述者阿斯勒很多想法、观点和特征跟作者本人很像,因此“七部曲”可以说是以传记形式呈现的虚构人生。“七部曲”曾斩获“2021年布瓦格文学奖”“2021年挪威评论家奖”,入围“2022年国际布克奖决选名单”“2022年美国全国图书奖文学翻译奖决选名单”等重要奖项。

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在诺奖公布后,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表示:“我们认为(福瑟在评论中也是这么说的),在福瑟完成了他的长篇代表作‘七部曲’三卷本—— 一个当之无愧的成就之后,这个奖项来得正是时候。这本小说和他更多的散文,还有1990年代开始创作的极具创造性的戏剧,对我们来说都是决定性的。”奥尔森还指出,“除了完全沉醉于‘七部曲’,自己还尤其喜欢《晨与夜》,这是一部用闪亮和极其敏感的散文写成的关于生命来临和逝去的短篇小说。”

《晨与夜》是福瑟最爱的作品,他坦言这是自己“最好的小说之一”,也最想看到它的中译本“诞生”。国外媒体记者曾询问福瑟,哪本书最适合作为了解他的入门书籍,他推荐的正是《晨与夜》。这部作品关乎生命本身的意义,如诗亦如寓言,曾获得“2001年马尔瑟姆最佳新挪威语图书奖”。

据悉,《有人将至:约恩·福瑟戏剧选》、《晨与夜》和“七部曲”均由邹鲁路担纲翻译。邹鲁路是中文世界首度译介福瑟戏剧的人,也是福瑟的研究专家,更是福瑟指定的中文译者。福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翻译家,翻译了多部文学作品,其英译者达米恩·瑟尔斯深受福瑟信赖与肯定,故建议邹鲁路由英文版转译。在整个对福瑟作品的研究与译介过程中,邹鲁路与福瑟始终以邮件形式进行着直接交流,对作品的内涵和翻译的措辞巨细靡遗地进行反复沟通与讨论,特别是当译者对英译本的微小字句表示疑惑时,她均求证了福瑟本人。一些英译本中偶尔出现的与新挪威语原文的极小出入,在中译本中将会得到纠正。福瑟曾公开对邹鲁路表示感谢,“对于这些年来邹鲁路女士为我的作品能够进入中文世界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我深怀感激。她是我在中文世界里的声音。没有她的无私、不懈和执着,我的作品就无法进入中国。”

译林社“约恩·福瑟作品”,其选目、翻译底本、出版时间安排,均由译者邹鲁路与作者福瑟讨论后决定。译林社最大程度尊重作者意愿,以追求高水准的呈现为目标,精心打磨译文,有层次、有节奏地推广约恩·福瑟的作品,使其文学形象深入人心,形成影响力和阅读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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