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6月，36岁的朱德终于下定决心，由四川沿着长江东下，去往上海。
朱德去往上海，主要是办三件事：
第一，要去往一家法国医院。
原因很简单，朱德要彻底根治吸食鸦片的恶习。
第二，要考察上海。
彼时的上海，其实就是帝国主义在远东的一处基地，极少数人靠着极端的压榨剥削、贪污腐败，迫使极多数人昼夜工作不休，朱德想要彻底看透这个苦难炼狱，然后打破它。
第三，要拜访孙中山、陈独秀等革命领袖。
此时的朱德，正陷入迷茫之中，他希望有人能够为他解惑，他希望加入一个能够拯救中国、解救百姓的伟大组织。
在这个如今考公都要被嫌弃的年纪，36岁的朱德终于从绝望与挣扎中爬了出来，也从此走上了一条崭新的人生道路。
那么，36岁之前的朱德，又经历着怎样的绝望与挣扎？
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四川仪陇李家湾，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迎来了一个新生儿。
后来的朱老总回忆，他年轻时候曾听亲戚们说，当时他的母亲正做饭到一半，将他生下来后放到了床上，又继续去做饭了，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在朱老总的回忆中，他对于母亲的最深印象，就是她似乎无论何时都是在煮菜烧饭、扫地担水，并且总是挺着一个大肚子。
这也难怪，因为朱德的母亲前后一共生了13个儿女，由于家里穷，夭折了5个，仅活下来了6男2女，朱德是第三子，前面还有个姐姐，且那时候的朱家还没有分家，朱德与父辈祖辈都在一起生活，所以朱德的母亲总有干不完的活。
由于朱德的伯父并没有孩子，因而在朱德两岁的时候，父亲将他过继给了伯父。
朱家很穷，即便四川能够产盐，但朱家也只能买得起那种又脏又黑的烂盐，炒菜的时候甚至舍不得放，就是将少许盐溶入一个碗里，把菜往盐水里一蘸，就算是吃了盐。
大家庭人口众多，再加上被地主剥削压榨、地方官吏各式各样的收税名目，朱德从小就基本没吃饱过、没穿暖过。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尤其是在那个吃人的旧社会，但凡有些能力，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多识几个字，以便将来考取功名，改变个人乃至家庭的命运。
因此，1892年的时候，6岁的朱德与他的两个哥哥，被送到了一间由本姓族人开设的小私塾读书，中午还能回家吃饭。
兄弟三人，老大没有读书的天赋，学得不好干脆不学了，就剩朱德跟二哥继续念书，朱德也总算有了“朱代珍”这个正式名字。
小私塾的老师，其实只是开药铺的做兼职，能教朱德的不多，在学了一年之后，家人向一位丁姓地主恳求了好久，才将朱德转到他家开办的私塾去，朱德的读书费用没有任何减免，却只允许上半天课。
在地主家念书，朱德少不了被那些地主的孩子们欺负，譬如朱德自己摘的果子，就硬生生被地主家孩子抢过去吃了，并被他们嘲讽“猪不配吃”。
生活在底层，朱德早早地见识到了社会的黑暗，地主家的孩子看到穷人家的朱德奋力向上攀爬，不仅没有拉一把，反而试图将朱德踹回原形，并不断嘲笑他的狼狈。
但朱德始终没有放弃，他咬紧牙关坚持学习。
朱德9岁的这一年，一场天灾席卷而至，干旱导致粮食大幅减产。
作为佃农，老朱家本就靠着租借地主家的土地种地吃饭，但地主可不会因为天灾的原因就同情老朱家，没有减租减息不说，反而以“日子快过不下去”为由，要对老朱家进行加租加息。
人穷志短，朱德的父亲不得不向地主跪下求情，希望地主看在他们向来本分勤劳的面上，不要涨租。
丁地主最终“大发善心”，决定对租给老朱家的田，只对一半进行涨租，另一半维持原状。
为了活命，老朱家至此分家，朱德跟着父亲到了另外的地方租田种地谋生。
分家之后，活更忙了，朱德没法再像之前那样每天都去读书，年幼的他不得不花费很多时间帮助家里干农活。
也就是这时候，朱德认识了恩师席国珍，席国珍字“聘三”，是个怀才不遇的寒士，虽很有学问，却总是屡试不第。
从席老先生这里，朱德知道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列强入侵等一系列的国家大事，他在席老先生的教诲下，默默在心里种下了求学报国的信念。
这期间，席老先生将朱德的名字由“朱代珍”改为“朱玉阶”，意思是希望朱德的人生如玉石般高洁，如阶梯般升高，如白玉一样清清白白做人、扎扎实实做事。
到了1904年，朱德已经18岁，由于多年来都是借钱读书，朱德的父亲也实在是没法再维持下去了，打算让朱德弃学。
席老先生听闻此事，亲自找到朱父，称朱德是个可塑之才，只要朱德还想学，就可以继续跟着自己，不再收朱德的学费了，只要他自己带够食物、填饱自己肚子就行。
就这样，朱德跟着席老先生继续学习，也正是这份师生之情，使得朱德一生都对席老先生念念不忘，后来到了1960年的时候，年过七旬的朱德重返家乡，尽管席老先生早已仙逝，朱德仍坚持要到老师家中拜访，席老先生的孙子们并不认识朱德，经身边人介绍才知道，这竟是爷爷最为得意的一个学生。
1905年，记挂着席老先生的谆谆教诲，怀揣着家里寄来的两吊钱，朱德步行30多公里，去往仪陇县城参加科考，从近两千名学子中脱颖而出，考到了前二十名，中了秀才。
这个时候，如果朱德选择再进一步，那下一步就能成为一个举人，这样就有了做官的资格，也就有了实现阶层跨越的契机。
但朱德此时却对家人撒谎了，他与家人说自己还会继续考取功名，可家人们不知道的是，朱德实际上已经不想走科举的路子了，他要去读的是新学。
21岁的时候，朱德考入了四川通省师范学堂，进的是体育特招班。
朱德之所以要读这个特招班，是因为这个班只需要读一年，然后就可以出来当体育老师领取薪水了。
事实上，哪怕到了今天，诸如此类的“走快路”对于穷苦人家来说，也是很常见的事情，因为知道自己的家庭不好，知道自己负担不起更多的学费，因此就总想着，要报考一些回报来得早一些的专业。
老朱家为了供朱德读书，欠下的可是好大一笔巨款，之所以还能借钱让朱德进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读书，全是靠着朱德曾经考取的秀才功名，若非如此，哪还有人肯借钱给老朱家。
毕业之后，朱德找了一份体育老师的工作。
对于朱家人来说，这是一份天大的喜事，但对朱德来说，他在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神情却显得颇为落寞。
为什么？
因为朱德回家的时候，他的家人全都把他当成了“官老爷”一样看待，不仅列队等候朱德，还向朱德低头执礼，并坚持让朱德坐到了家里的主位，与他说话也是客客气气，甚至有些唯唯诺诺。
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在那个腐朽的旧社会来说，也并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奇闻，因为当时的氛围就是那样，教育是能改变人的命运，但也无形中制造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朱德如实告诉家人，说自己并没有当官，而是一个体育老师，在艰难解释清楚体育老师究竟是做什么的之后，朱德明显感觉到，他与家人之间似乎也已失去了那一份亲密沟通的快乐。
因为这是一种底层的悲哀，当你好不容易从底层冲出来的时候，往往就会发现，由于观念上的根本差异，那些原本最是了解你的人，有时候又成了最让人难以招架的人。
回到仪陇县城，朱德经历了诸多争斗，缘由很简单，就是因为他所在的新式学校，与传统封建势力之间的争斗。
这样的争斗，也让朱德愈发觉得，要改变这种情况，就需要整个国家都要有一个崭新的面貌才行，而要彻底打破封建，就需要进行革命斗争。
也正是此时，朱德的同学秦昆来信，问朱德愿不愿意去云南，报名讲武堂。
事实上，朱德老早就想报考军校了，之所以迟迟没去成，就是因为家人极力反对，因为那时候普遍认为，只有真的毫无出息，又或是真的走投无路的人，才会去当这个大头兵。
这种对于某个职业、某个专业的“歧视”，事实上我们不难理解，就譬如在二十多年前计算机刚刚兴起的时候，也有很多家长看不上这个专业，认为这是不靠谱的，认为孩子们读了这个专业就是为了玩游戏。
朱德没有太多考虑，就决定与秦昆一起去云南，但他这一走，体育老师自然是当不成了，自然也是没法再给家里寄钱了。
临走的时候，朱德亲自回了趟家，与家人们说起这个事情，家人们都觉得他是读书读傻了，放着有薪水的活不干，居然还要跑到云南去读什么军校？
家人们不理解，也不支持，他们对朱德的决定很是失望，但朱德决意要走，因此他在离开家的时候，连一个出来送行的人都没有。
如果不是在那个乱世，或许朱德会听从家人的建议，毕竟如果得不到家人的理解，那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但朱德没得选，因为他知道，有一些路，哪怕是痛苦万分，也注定是要以“孤勇者”的身份独自前行的。
1909年春，23岁的朱德与秦昆一路从家乡步行到成都，又辗转了两个多月，终于到达云南昆明。
第一次报考讲武堂，朱德与秦昆都通过了，但最终却只有秦昆被录取了。
朱德很奇怪，一问才知，原来是自己太过实诚，在填写籍贯的时候，朱德填的是四川，而秦昆填的是云南，问题应该就是出在这里了。
事已至此，钱也已经花完了，没办法的朱德只能先参军，因为他身体素质好，也有文化基础，因此还可通过部队进行报考讲武堂。
第二次报考讲武堂，朱德学会变通了，也将籍贯改成了云南，不出所料，他顺利被录取了。
进入讲武堂之后，朱德碰到了一名留日归来、奉命组建云南新军的军事高材生，这名只比朱德年长四岁，却倍受云南总督信赖的军事高材生，名叫蔡锷。
朱德本身就是个当兵的好材料，加上在讲武堂的学习成绩也很优异，当年就经人推荐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由于需要组建新军，彼时的滇军中大量缺乏中下层军官，所以讲武堂特意搞了一个特别班，将朱德在内的优秀军事人才都集中到了一块，可提前毕业入伍。
1911年，朱德顺利从特别班毕业，从此进入部队，成为了一名正式军人，并参加了云南重九起义，后跟随部队入川。
1912年，朱德成为了母校讲武堂的一名军事教官。
1915年，袁世凯复辟称帝，在蔡锷的组织与领导下，朱德参加了反袁战争。
1916年，年仅34岁的蔡锷因病逝世，朱德痛失了他在军事、政治上的一名卓越引路人，或许是刚好进入了而立之年，或许是因为有了阅历之后的成长，30岁之后的朱德，似乎就在某一个瞬间，进入了“开悟期”。
朱德开始大量读书，并时常与至交好友孙炳文探讨问题，并写下了很多评语，有如“乱世有大志无力者，均远避，养力以等，后多成功”这样的，有如“不屑居人下，又无特长，何能成事”这样的，由其言观其人，日后为世人所熟知的朱老总忠厚长者、胸怀若谷的形象，可谓是跃然纸上。
蔡锷病逝之后，朱德事实上也陷入了迷茫，并且一步步陷入了绝望与挣扎。
蔡锷一死，整个四川乃至整个西南，随即就陷入了军阀混战，今天我打你，明天你打我，后天你我一起打他，说多乱就有多乱。
在此期间，朱德在军中的地位是越来越高的，渐渐有了向军阀发展的趋势。
在这个环境下，朱德多多少少也沾染了一些军阀的做派，譬如将家人都接到了身边，并买大房子给他们住，譬如将自己的小辈都安排进最好的学校，譬如将自己的两个弟弟都放进部队进行培养，并很快将他们升为军官。
然而一场恶战，使得朱德的两个弟弟都失去了生命，这给朱德带来了很大的打击，他的父母也都吵着要将弟弟的尸骨带回老家。
此时的朱德，又恰巧处于一个很不好的境遇，彼时的滇军正被川军压着打，可以说，朱德在事业上、家庭上都遭遇了极为沉重的打击。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始终无法得到内心安宁的朱德开始沾染了鸦片，他甚至显得有些避世，开始下意识地躲避家人、躲避军务。
之后，与熊克武的一场血战，朱德的部队被打得只剩下一个团，接连的挫败使得朱德更是愁上加愁，他的家人们再也无法安心随他居住，朱德挽留不住，只能安排船只送他们回家。
可就在十天之后，朱德却接到了噩耗，他的父亲在回家途中病逝于半道。
接连的打击与失利，使得朱德更加陷入了疑惑，那么多场战斗打下来，这个国家似乎并没有什么好转，曾经的护国军也渐渐变成了北洋军阀的样子，所以究竟是哪里出问题了？
朱德与孙炳文讨论来讨论去，最终就只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的革命一定是在某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上出现了毛病。
沾染了鸦片，一只脚踏进了深渊的朱德终于下定了决心，他要彻底摆脱掉这样的人生困境，他要寻找一条新的救国道路。
1921年，朱德跟随部队打回云南，打跑了唐继尧，顺利占领了昆明，并控制了全省。
可此时的朱德，却对这样的混战感到身心疲累，他不想干了，这样干下去又有什么意义？
面对着曾经的讲武堂旧址，感慨万千的朱德决定要走，但架不住同事们的苦苦挽留，希望他能够再留一段时间，等这个新政权稍稍巩固了再走。
故而，朱德暂缓了辞职离滇的念头，出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后又调任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
1922年，朱德将走之际，唐继尧又打了回来，朱德绕道重庆，转去了四川。
彼时，刘湘与杨森都劝朱德留下来，杨森要让他当师长，刘湘则是觉得出国留学纯属浪费时间与金钱，太划不来。
但这一次朱德是铁了心要远离这个是非之地了，他沿着长江东下的那一个瞬间，或许也想起了他在二十多岁时曾送给友人的《顺庆府中学堂留别》里的一句话：“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
此番前行，前途未卜，但是为了祖国的安危，为了亿万的受苦老百姓，他是一定要去的。
1922年，36岁的朱德到了上海，一方面为了戒除鸦片，一方面为了考察上海，一方面要找孙中山与陈独秀。
在上海的时候，朱德见到了孙中山，孙中山对朱德很是欣赏，称愿意支援他十万元，希望朱德重回云南整顿滇军，但朱德婉言谢绝了。
朱德最希望接触的，其实是共产党，但他在上海转了一圈并没有找到人，无奈只能去往北京与孙炳文汇合，之后又接到消息说陈独秀就在上海，朱德又连夜赶了回来。
终于见到了陈独秀，朱德当即就提出了请求，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考虑到朱德的军阀出身问题，陈独秀并不相信他，拒绝了朱德的同时，表示需要再考察考察。
朱德并没有气馁，也没有任何生气，他下定了决心要出去看看，要去欧洲研究共产主义。
这一年的秋天，36岁的朱德终于到了柏林，并立即找到了周恩来。
而这之后的事情，也就是世人熟知的了，在德国将近三年的生活中，朱德全面详细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再之后的，就是人人敬仰的“红军之父”与“朱老总”的故事了。
对比其他的领袖，朱老总接触、接受马列主义的年纪，完全算得上“高龄”，他也是“开国五大书记”里年纪最大的，而这反倒却越彰显了朱老总的难能可贵。
年纪越大，意味着他要舍弃的越多，不仅仅是高官厚禄，也包括了很多情感、阅历、观念上的东西。
如果他想，他可以像杨森那样，成为一方军阀，然后等到后面撤往台湾，至不济也能捞个闲职渡过下半生。
又或者，他可以像熊克武一样，选择在1949年的时候率兵起义，也能谋个一职半位。
又或者，他可以放任自流，反正有着高官厚禄在手，想怎样放肆就怎样放肆，吸食鸦片又或者花天酒地，又有谁能拦得住他？
但朱德之所以是“朱老总”，就是因为他最终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他选择不断地自我革命，不断地与过去的自己诀别，并坚定地选择了伟大的理想，并为之奋斗一生。
朱老总是一个真正从绝望与挣扎里爬出来的男子汉，刘伯承元帅就曾这么说过朱老总：“总司令参加革命以前，生活优裕，即不升官发财，亦足以度其舒适之一生，然当其一旦认识革命，即弃如敝屣，义无反顾，以后在任何困难之前，坦然如坐春风，尤足使人深深感动。”
从沉沦中惊醒，在绝望中挣扎，没有背叛自己的出身，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这，就是朱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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