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5年5月踏进上海滩，春桥混迹上海文坛已经有2年多，发表了40多篇长长短短、五花八门的文章。1937年9月3日，他发表最后一篇短文之后，从此在上海报刊上销声匿迹了。
春桥去哪里了，最最最会化名的他，难道化了什么新名字呢？
直到1938年5月，抗战文艺周刊登出春桥的文章，标明了“延安通讯”，才知道，这个狄克一溜烟钻到延安去了。他是怎么钻到延安去了呢？
1937年，隆隆枪炮声震撼着上海城，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战争，春桥在上海站不住脚了，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前往济南。在济南，他度过了行踪诡秘的三个月后，在日本侵占济南之前就匆匆忙忙离开了，一路辗转到了山东单县，只作了短暂的停留，就过了南京，去了武汉，靠着巧舌如簧和四处大关系，搭上了一个郭沫若工作的政治部第三厅里面一个熟人的介绍，打通了前往延安的路。
踏上延安的热土没几天，春桥的胸前便挂起了一枚“中国红军创立十年纪念”的红星章，他不知使用什么迷魂汤从以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一位学员借来的，一借就不还了，这枚红星章，仿佛成了春桥的护身符。
这个红皮萝卜，终于混入了红色的洪流。
春桥凭着化身之技，在延安表现得非常卖力，成功加入了我党。他在宣传方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花了大力气刻苦研修马列主义，通过对马列主义的倒背如流，他居然谋得了《晋察冀日报》副总编的位子。
晋察冀日报的总编辑是邓拓，春桥进去后，他和邓拓尿不到一个壶里，时不时搞摩擦。展开会议的时候，春桥作了一个《怎样学习马列主义》的报告——
战争年代，大家忙于战争，学习马列主义最好的捷径，就是寻章摘句。
马列主义的精华，在于每篇文章的警句。寻章摘句，就是摘马列主义的警句，背马列主义的警句，用马列主义的警句。这是最节省时间、效率最高的学习方法。
我就是用这个方法学习马列主义的。我的文章中,经常引用马列主义的誓句,就是这样“寻”来的……
这是一番多么骨骼惊奇的话呀！坐在春桥一侧的邓拓，听着皱起眉头，有这样学马列主义的吗？实在听不下去了，但他没当场发作，毕竟他是副总编，还得给面子。
没想到春桥自我感觉太好了，做完了报告，还意犹未尽，连忙将寻章摘句法写成文章，要登报推广。邓拓忍耐不住了，立即否决了登报要求，把他的大作压了下去。
春桥立刻化身为狄克，他发怒了，立即向邓拓射出了冷箭，一封告状信送到了晋察冀边区党委。可惜，邓拓的后台比较硬，北方分局书记彭真十分了解邓拓的品性，把他保了下来，使狄克的暗箭射空，但邓拓和彭真，被春桥牢牢记在心中，现在动不了，不意味着将来动不了。
1943年，26岁的春桥，第一次品尝到了爱情的滋味，那时正是报社搬进阜平县马兰村，春桥常常收到署名为“李岩”的稿子，李岩自称他是北岳区党委宣传干事，他起初认为李岩是男人，经常复信，李岩的老练文笔，给春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某天，春桥正好出差到了北岳区党委，便去看看李岩兄。
春桥推开宣传部门，看到里面坐着一个短发齐耳，带着一副金丝眼镜，长得颇为秀气的一个姑娘，春桥问她，李岩在吗？
那姑娘反而问他贵姓，春桥说姓张，那姑娘说，原来你是春桥同志？春桥万分惊讶，眼前的小姑娘，居然是李岩。
这位李岩的真名叫李淑芳，从小家境优渥，在17岁的时候入共青团，成了家庭的叛逆，中间曾短暂失去了组织关系，后来找到了组织，加入了我党，之后到晋察冀边区，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当干事。
不知怎么的，李淑芳和春桥，一见钟情，尽管女比男长一岁，但能找到一个有文化，颇有姿色，又是党员的对象，已经是春桥的造化了！
热恋从地下转为公开，人尽皆知，他们打算向组织上打报告，申请结婚。
没想到战事猛烈袭来，日军冈村宁次亲率2万兵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扫荡，呼啦啦的战火，硬生生斩断了春桥和李淑芳的联系，再也找不到她了。
原来，李淑芳在1943年12月8日那一天，突然村外响起了枪声，日军冲进来，四面合围，一颗子弹击中了李淑芳，因此被俘虏了，送进了日本宪兵队的大牢。
27岁的她，起初咬着牙，熬着地狱般的生活，之后实在熬不住了，于是作出了最差但能活命的选择——自首。因此，她成了日军的宣传干事，写了大量的违心宣传材料，还演出，在泥潭越陷越深。
之后，抗日战争节节胜利，日寇节节败退，都不断撤离了，宣传部已经没有任何价值。这时候的她无处容身，回家，有何颜面面对家中父老，回到晋察冀边区，叛变之徒还能回来吗？李淑芳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春桥身上。
她出现在他的面前，已经是一年半之后了，按照春桥的秉性，他应该果断地斩断这段关系，明哲保身。但他又留恋李淑芳的才华，相貌，百般纠结下，忽然眼珠一转，想出了两全之计：只要李淑芳隐瞒这段历史，并且改名，就没事了。
他找到了邓拓，轻描淡写地向邓拓汇报说，李淑芳在反扫荡中受伤被俘，最近刚从牢里逃出来，没有任何叛变行为，春桥可作担保。结果，李淑芳顺利通过了审查，改名为文静，被春桥安排在晋察冀日报资料科当编辑。
但纸包不住火，春桥远远没到一手遮天的地步，文静的劣迹最终被组织上知道了，随着春桥的飞黄腾达，文静变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后悔莫及。
之后，春桥调任为《石门日报》社的社长，他在石家庄过得非常滋润，得意自在。因为他的顶头上司不再是格格不入的邓拓，而是情投意合的“柯怪”柯庆施。
柯庆施资历深厚，比春桥年长15岁，他被任命为石家庄市长，石门日报改名为石家庄日报，作为政府的喉舌，春桥和柯庆施有了密切的来往。春桥善于察言观色，极力奉承，柯庆施非常满意，成了他坚实的后台。
阔别大上海十二载，春桥终于胡汉三回来了，这一次，他不再是福州路书版社的小伙计，而是华东新闻出版局的副局长，但春桥始终对“副”字耿耿于怀，因为压在他头上还有两座大山。
正局长是范长江，副局长是恽逸群，老三就是春桥。
过了不久，范长江就调走了，恽逸群成了正局长，还兼任解放日报社长、总编辑。不仅如此，他性格像以前的邓拓一样，如茅厕的石头，又臭又硬，嫉恶如仇，批评疾风骤雨，不留情面。春桥又羡又恨，欲除之而后快。他对解放日报社长、总编辑这个金交椅，早就垂诞三尺，宁可不要副局长的空名，也要拿到这把左右上海舆论的金交椅。
他一直在等待，找合适的时机一棒打翻恽逸群。机会来了，在1951年9月3日，这日子不是一般的日子，是抗日战争胜利6周年的纪念日。
那天出版的解放日报，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毛主席电贺斯大林大元帅》，按理说没什么呀，但人们翻开其他的报纸，发现别的报纸比解放日报还多了一条新闻《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斯大林大元帅电贺毛主席》。
这是重大失误，解放日报只刊登了这一条新闻，解放日报是党报，非常敏感，是否意味着对斯大林有看法？
恽逸群听到这消息，勃然失色，立即回来调查原因，原来是漏登了，是一桩一时疏忽造成的新闻事故。为了挽回影响，恽逸群采取了补救措施，在4号补发了这条新闻。
已经无事于补了，因为恽逸群是个刚正不阿的硬汉，得罪了不少人，他们抓住“九三事件”，乘机群而攻之，里面还包括了春桥。恽逸群不得不在解放日报头版上，刊登了公开检查书，过了几天，他就下台了，取而代之的是春桥。
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金交椅，这是一个通天的位置，消息灵通的所在，上海各界的一举一动，他都能了如指掌，可以利用报纸，捧起顺他者，打压逆他者，不断地扩张自己的势力。
1954年秋，春桥坐了三年金交椅，忽然收到调令，调他去北京，担任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
春桥收拾好行李，解放日报的同仁庆贺他高升，为他设宴饯行。
正好上面调来柯庆施过来做上海局书记，他走马上任之前，听说了春桥入京的消息。他们之前在石家庄有一段良好的共事生涯，因此，柯庆施急忙召见了春桥。
柯庆施问他，是否要调到北京？
春桥回答道，是的，调令下达，去当人民日报副总编。
柯庆施连忙提出一串问题，问他愿意去北京，乐意当副总编？
春桥立刻明白了柯庆施的用意，但他内心纠结，调去北京的好处是离中心更近，升迁更快，但坏处有两个，一是副字，二是到人生地不熟之地，也要重新做起。
他面对柯庆施的提问，模棱两可的答道：无论北京上海，都无所谓，服从组织分配！
柯庆施大喜，说，留下来吧！
柯庆施这么挽留，他的用意很深，毕竟柯庆施是过江龙，要镇住上海这种三教九流之地，得有一个冲锋陷阵的马前卒，既有胆量又有智谋，只有春桥最合适，他手握解放日报的喉舌，又熟悉上海各种有头有脸的人物，智谋百出，点子不断。
于是柯庆施给中宣部打了电话，留住了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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