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最后的挣扎：坦志麦特改革（下）——奥斯曼简史164|俄国|克里米亚|坦志麦特|奥斯曼帝国|帕夏|穆斯塔法|苏诗丁

随着1839年坦志麦特/坦齐马特改革的开始，衰落腐朽的奥斯曼帝国似乎重新回归了生机，但古老的奥斯曼巨人早已病入膏肓，改革的最后挣扎也无力中兴奥斯曼，随着坦志麦特改革的失败，奥斯曼帝国终于走向了它早已立好的墓碑......

改革的沉沦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帝国内的改革势头逐渐出现了颓势。尽管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利用他的影响力取得了那么多成功，但他未能帮助奥斯曼帝国改革监狱，改进道路交通情况，消除腐败或改善帝国的财政状况。

斯特拉特福德·坎宁

而且，虽然他十分关切宗教问题，但他也未能真的争取到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平等地位。他令人钦佩的努力换来的更多只是口头上的让步，而不是实际上的改进。曾经热情推动改革的雷希德也在反动力量的阻挠下渐渐失去了信念，变得灰心丧气。

雷希德

他债台高筑，于是变得越发贪腐。苏丹本人也对改革失去了兴趣，在公务上越发缺乏决断力，不断用礼貌的回避和被动的拖延策略来考验“伟大的埃尔奇”（Elchi，意为“大使”，此处特指坎宁）的耐心。

苏丹对后宫的生活越发感到着迷。一位名叫查尔斯·麦克法兰（Charles MacFarlane）的英国旅行家和研究者对苏丹的多产感到十分惊奇。“在他还不到20岁的时候，这个瘦弱的小伙子就已经是8个孩子的父亲了，这些孩子是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由后宫里不同的女人为他生的。”

查尔斯·麦克法兰

后来，麦克法兰又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下这样的话语：“一大清早，我们就被一阵响亮的鸣枪敬礼的声音惊醒了。苏丹又有了一个儿子。可就在上个星期，他才刚有了一个女儿！”

苏丹对老旧的大萨拉基里奥宫感到厌倦。于是，他不顾财政赤字和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对政府迫在眉睫的破产风险的警告，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的海岸边兴建了一座现代化的大理石宫殿——多尔玛巴赫切宫（Dolma Bahche）。

多尔玛巴赫切宫

这座宫殿的兴修花了一大笔钱，成了他极尽奢侈之能事的登峰造极之作。这座宫殿采用了欧洲新文艺复兴的建筑风格，配有纷繁复杂的洛可可式装饰；金叶、水晶、雪花石膏和斑岩点缀着它的大理石厅堂，天顶画出自法国和意大利的艺术家之手；王座大厅里安放着世界上最大的镜子，而苏丹卧房里的床则由纯银打造而成。

从此以后，作为宫廷西方化风尚的典范，远离政府中心的多尔玛巴赫切宫取代了古老的大萨拉基里奥宫，成了后世所有苏丹的长期居所。在这里，阿卜杜勒·迈吉德过上了欧洲式的穷奢极欲的享乐生活。

苏丹在音乐方面颇有品位，请来了德国和意大利的大师训练他的土耳其乐队，让他们演奏最出色的现代作品，这些作品很快就取代了以往更原始的军乐。他还请来了欧洲的演员、芭蕾舞者和其他演艺人员，让他们在宫殿旁新建的戏院里登台表演。与此同时，帝国的财政状况一路下滑，随着惯性逐渐滑向混乱的深渊。

此时，由于年轻的帕迪沙阿违背了自己早年的诺言，伟大的埃尔奇感到十分幻灭。他意识到，苏丹和他的大维齐尔都拥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缺乏决心。巴麦尊勋爵表达了类似的担忧，认为“由于君主和大臣们怯懦、软弱、优柔寡断，（奥斯曼帝国）势必衰落”。

巴麦尊勋爵

他建议他的大使不要再去推动奥斯曼帝国进行任何重大改革了。坎宁也承认，“改良大业全看今日的表现……但我不得不承认，我留在这里的主要目标已经不复存在”。而雷希德的改革也已告失败。

坎宁

但这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个人的弱点，还要考虑到奥斯曼帝国的民意并没有能够跟上改革的步伐，支持改革的受过世俗化教育的阶层人数也不够多。甚至，就连一些反对保守的激进人士也不无担心：

这个在各方面以伊斯兰文明为基础的国家，不知在此过于迅速地引入西方思想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他们怀疑，如果像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建议的那样匆忙地消除不同宗教和种族人群之间的差异，可能会激起反弹。

斯特拉特福德·坎宁

于是，在1852年的夏天，斯特拉特福德·坎宁辞去了大使职务，启程返回英格兰。他自认为成就寥寥，但就在他动身离开前的那一晚，亚美尼亚新教徒、希腊人、美国传教士以及伊斯坦布尔和士麦那的商人群体给他送来了数不清的告别礼物，这让他大感宽慰。

他以为自己“或许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是，就在不到一年之后，一个突发的新情况又把已经成为雷德克利夫子爵（Lord Redcliffe）的斯特拉特福德带了回来。他出任大使的这十年间的和平岁月突然画上了句号，奥斯曼帝国再一次与俄罗斯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改革第二阶段

在第九次俄土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中，土耳其与英法结盟，共同对付俄国在近东的扩张。英法军人以盟军的身份大批来到伊斯坦布尔，英法在土耳其的势力随之日益增加。这反映在战后的改革实践中，便构成了坦志麦特第二阶段的重要特点。

第九次俄土战争/克里米亚战争

1856年2月18日，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给宰相穆罕默德·埃明·阿里帕夏（Mehmed Emin Aali PashaAli）发出训令，通常称之为厄斯拉哈特·费尔曼尼（意即改革诏令）。苏丹表示希望“恢复并更加扩大新的规定”，“为朕帝国的永久繁荣创造条件”。

穆罕默德·埃明·阿里帕夏

诏令的内容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再次肯定御园敕令的基本要求，特别是有关保障生命、财产、名誉等部分。
穆斯林与非穆斯林臣民在担任公职、教育、司法管理、纳税和服兵役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
保证宗教和信仰自由。
广泛的经济振兴计划。宣布要建立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改革货币和财政体制，设立用于增加国家物质财富来源的基金，修建道路和河道，“消除商业和农业发展的一切障碍”，利用欧洲的科学、艺术和资本。
进一步推行司法改革，许诺建立混合法庭，修订商法、刑法法典，改革监狱。
准许外国人购买和出售不动产。

改革诏令由最高改革委员会负责制定，但其真正的作者是英国、法国和奥地利的公使，特别是英国公使。1856年1月英法公使就联合照会土耳其，其中包含了1856年诏令的基本原则。

1856年诏令的前言也专门提到“列强的善意和帮助，他们希望看到奥斯曼国家的幸福，并愿意友好相处”。改善土耳其境内基督教徒臣民的处境，一直是沙俄干涉土耳其内政的主要借口。

英国要在巴黎谈判桌上加强自己的地位，最大限度削弱俄国对近东地区的影响，就必需把捍卫基督徒利益的旗帜抓在自己手里。1856年改革诏令就是适应英国的这种需要而颁发的。因此，改革诏令从制定之日起，就预示着外国政治经济渗透加强的不可逆转的趋势。

这一时期坦志麦特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阿里帕夏和福阿德帕夏（Keçecizade Mehmet Fuat Paşa）。他们两人几乎是轮流担任宰相和外交大臣。1856年在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巴黎会议上，阿里帕夏曾力图利用战胜国的地位，谋求废除外国在土耳其享有的特权条约，但遭到“盟国”英法的强烈反对。

福阿德帕夏

他们对奥斯曼帝国代表说：“你们的法律是偏颇的，仅为穆斯林制定的。改变你们的法律吧！那时我们就放弃特权条约。”盟国还违反奥斯曼帝国的愿望，要求把改革诏令列入和约之内。苏丹代表意识到这将成为列强干涉内政的借口，表示反对，但未能如愿。

列强只同意在提到改革诏令时，加上这“并不提供干涉的权利”。当然，这种纸上声明并不能消除列强对帝国内政的干涉。因此，1856年诏令与御园敕令不同，它主要不是出自帝国内部改革图存的要求，而是外部压力下的产物。有的研究者指出，要是没有西方列强的需要，改革诏令也许就不会公布。

第二阶段的改革在广度和深度上，无疑超过了第一阶段，但成效却依然微乎其微。在制订各种法典方面，1858年颁布了新的刑法典，六十年代初还颁布了商业诉讼程序条令，六十年代末开始着手编纂民法典。但它们的实践意义并不大。

1858年刑法基本上抄自1810年的法国拿破仑法典，叙述比1840年的刑法更为系统。它突出了巩固绝对专制制度的内容，而避开了涉及人民和国家权利的条款。1858年的土地法扩大土地继承权的范畴，方便了土地流通，但只适用于国有土地和部分教会土地。

土地占有者把土地作为偿债抵押的可能性仍受到限制，也无权把田地开辟为果园或变草原为耕地。六十年代，政府曾试图废除行会制度，把一些行会组织改组成公司。1874年还宣布取消内部关税，但实际上有些地方的内部关卡一直存在到1898年。

1864年的省区法和1867、1871年的补充法令，确立了新的行政区划，全国分为省、州、县、乡四级。新的法令剥夺了省长的司法权以及他随意支配省内财政的权力，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1868年设立的国务会议尤为重要。根据组织章程，“国务会议是讨论一切行政事务的帝国的中央机构”，甚至有权审讯官吏等。不少学者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国民议会的性质”，“是向1876年宪法迈出的一大步”。

实际上国务会议与近代议会毫不相干。它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成员全由苏丹指定。会议主席必须是大臣，因而是从属于宰相的。首任国务会议主席米德哈特帕夏（MedhatPasha），因在给外国人铁路租让权问题上反对宰相指示而被撤职。

米德哈特帕夏

国务会议只能就苏丹和大臣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只有咨询权，没有立法主动权。国务会议根本没有限制君权的任何意图，它只不过是苏丹意志的驯顺工具。当时一位普鲁士外交官指出：“假如某个大臣、省督或宗教官员因故解职，他就被任命为国务会议成员。这不是为了在那里做什么事，而是为了什么事也干不成。”

这一时期的改革对经济发展也有积极作用。奥斯曼帝国陆续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等地兴建了一些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企业。私人企业也有了发展。十九世纪中叶，布尔萨有十多家使用蒸汽动力和水力的丝织厂。

安纳托利亚西部是私人地毯业中心。这里已经出现了大的地毯工场，它们联合了从漂洗羊毛到织毯的全部生产过程，有的拥有300台织机和300名女工，染毛的男工还不算在内。但大多数私人企业属外国资本家所有，只有少数企业主是本国的基督徒臣民和穆斯林。如黎巴嫩的9家缫丝厂，5家属法资，2家为英资，只有2家属本地人所有。

1862年游历小亚细亚的一位法国旅行家报道说：布尔萨郊区个别大地产里已使用雇佣劳动和农业机器，阿达纳省也广泛使用雇佣劳动。小亚细亚小麦收获量的1/4左右输往欧洲，棉花年产量3万巴尔，其中1万2千-1万5千巴尔用于出口。

改革影响

“坦志麦特之父”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的改革活动，实际上在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前已告结束。战后他虽然还两度出任宰相（大维齐尔），但并未参加1856年诏令的起草工作，而且还反对诏令中的某些条款。

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

他认为实现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平等的原则不应过于匆忙，而且要反对外国的干涉。他谴贵1856年诏令是个“破坏性的文件”，是宰相阿里帕夏和外交大臣福阿德帕夏等“叛徒交给欧洲的破坏（奥斯曼帝国）的工具”。

雷希德的批评是有根据的，正是在1856年诏令以后，西方列强对土耳其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迅速扩大，奥斯曼帝国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1858年1月7日，雷希德在宰相任内溘然长逝。

雷希德

穆斯塔法·雷希德生活在奥斯曼帝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他本身也是这个过渡时期的代表人物。改革的目的是维护奥斯曼帝国的长远统治，但他的改革主张却无疑具有资本主义倾向。在当时条件下，雷希德的改革活动虽然没有取得明显成效，但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为土耳其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而坦志麦特改革大大加强了外国的政治、经济势力。1856年成立的英资奥斯曼银行很快改组为英法资本的奥斯曼帝国银行。它拥有发行货币、代表国家向外举债等广泛特权。1861-1862年外国获准在帝国开设邮政机构，享有治外法权的特权。

1867年外国人占有不动产的权利合法化。外国人还陆续取得了铁路、矿山等租让合同。奥斯曼帝国欠西方的债务在1869年高达24亿法郎，陷于无法自拔的境地。外国资本的飞扬跋扈和外国商品的大量输入，使民族工商业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况。

1868年的一个调查报告指出，最近30-40年间，伊斯坦布尔和于斯屈达尔的织布机从2750台减少到75台，而织锦缎的机床从350台减为4台，丝绸机从80台减为8台。

有一个叫托普兹卢奥卢·齐亚的人，用制造磁砖赚的钱开了一座蜡烛工厂。经一位在欧洲学过化学的人帮助，终于使蜡烛质量赶上了欧洲产品，获得了很好的利润。但欧洲蜡烛生产商之间很快达成协议，决定降价40%与它竞争。土耳其蜡烛厂经不住竞争，被迫关门。这是土民族工商业在外国资本竞争下破产的典型例子。

西方列强越来越露骨地干涉奥斯曼帝国内政。英国公使亨利·布尔沃公然提出建立混合财政委员会的建议，要求土方邀请有专长的欧洲人，以便使帝国的财政、军队、邮政、公共工程等尽快走上欧洲轨道。

亨利·布尔沃

一家外国报纸警告说：“假如苏丹在最短期内不听从我们的善意劝告，我们可能面临这样的选择，或者土耳其政府以彻底毁灭国家告终，或者人民推翻政府。”七十年代英国人刘·法利在《土耳其的财政、政治衰落》一书中，甚至建议创办“列凡特公司”，接管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份，伊斯坦布尔则应成为欧洲列强“保护”下的“自由城市”。

从1839到1876年，奥斯曼帝国共换了39任宰相，33任外交大臣。外国干预是造成如此频繁调动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时期担任宰相和外交大臣的人大都有列强的背景，如赖希德帕夏亲英，阿里帕夏和福阿德帕夏亲法，纳迪姆帕夏亲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