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公号猫智深的《时政记者读历史》系列第四篇）
前言：
鸦片战争以清朝的惨败而告终，古老的中国被迫打开大门，让鸦片奔涌而来。
谁曾想，仅仅过了50年，中国通过不断升级鸦片制造技术，生产出独具特色的国产鸦片，并凭借品质在市场上打败了英国佬的鸦片。
清朝一个国家，在当时竟占据了世界鸦片90%的产量，清朝在毒品界的地位竟然成为今日哥伦比亚+阿富汗+金三角+墨西哥的存在，让整个欧美为之震撼。
不得已之下，1908年英国主动向清政府提议终止鸦片贸易，并签署了《中英禁烟条约》。
在战场上没得到的，清朝竟然通过商场得到了。
（熟知鸦片危害的清朝人这样形容鸦片之瘾：
“凡被诱吸食者，不久即受其毒，终夜难以成眠，伤身耗神，费时失事，置正务于不顾。及后由于屡次吸用，便尔成瘾，嗜好日深，不仅不能一日不吸鸦片，且吸食时辰一过，彼辈即有头痛与发热之苦……此等毒质逐渐渗入肺腑及全身骨骼，受害者颜如死灰……终于五脏碎裂，绝望而死”）
一、
提起怡和集团，可能大家并不熟悉，但其实每个中国人都跟其品牌打过交道。
除去建筑、地产、航运等高大上的生意，其仅仅在零售领域投资的就包括7-Eleven，必胜客、万宁药房、美心饮食集团等我们耳熟能详的业务。以7-Eleven为例，怡和集团旗下的某公司以特许加盟者拥有7-Eleven在多地的经营权，分店超过 2,200家。
更鲜为人知的是，怡和集团的前身怡和洋行是以鸦片业务起家，在1832年的广州由两名苏格兰裔英国人威廉·渣甸及詹姆士·马地臣创办。
1842年是威廉·渣甸死亡的前一年，也是他一生辉煌的顶点。这一年，清英《南京条约》签署，威廉·渣甸为了鸦片贸易而全力推动的鸦片战争以清朝战败而告终，他本人也当选了国会议员，怡和也开启了直到今天的近200年辉煌。
当时许多像威廉·渣甸一样的英国人在世界各地贩卖鸦片。但除了在中国，他们生意都做的不温不火，道理很简单，鸦片并不是稀罕物。
人类玩罂粟至少玩了6000年，在瑞士湖边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就发现了人工种植的罂粟。到了古希腊文明更是将罂粟玩得飞起，祭祀们将其用到仪式上，让俄底修斯阿喀琉斯这些英雄们在迷迷糊糊中见到宙斯，当地医生们也将其应用到各种疾病的治疗上。
中国人对于罂粟当然也不陌生，除了作为观赏外，国人还将其广泛食用和药用，苏轼就曾写下“童子能煎罂粟汤”。到了明朝，国人又发现这玩意有春药的功能，朱家皇帝们欣喜若狂，让太监们四处搜寻（皇帝们平均寿命30多岁，是有原因的）。
各国民众也早就知道罂粟果实制出的鸦片，印度人学会了将鸦片制成药丸吞食，罂粟壳也被他们像茶叶一样泡饮。到了大航海时代，随着烟草传到了东南亚，爪哇岛上的猛男们更是将鸦片添加到烟草中，抽起来high。
而真正发掘出鸦片的独特价值，让其“实现自身价值”的，还得是我们国内的一个“大聪明”。
二、
早在明朝时，葡萄牙人就开始在中国卖鸦片了，后来荷兰人、英国人也来卖鸦片。当时中国人多是像爪哇岛猛男们一样以鸦片烟的形式吸食，致瘾性并不强。因此，即使经过西方鸦片贩子们的百年耕耘，偌大的中国一年也不过消费1000箱（1767年的数据）。
西欧的那些殖民者们为此愁破了头，这些人本来在自己国家不过是些破落户、赌棍和骗子，为了获得超额的利润，带着些玻璃球、棉布等不值钱玩意来亚洲寻求发财机会。他们以为中国人会像没见过世面的印第安人一样，被几颗玻璃球迷得神魂颠倒，献上自己的茶叶和丝绸（1626年,荷兰的总督以一箱玻璃珠从印第安人手中买下了曼哈顿岛）。可没想到，中国人早在2000年前的汉朝就开始跟罗马人做生意，丝绸之路就从来没停过，西方的啥稀奇玩意没见过？
殖民者们没办法，想踏踏实实做生意，却更郁闷的发现中国人对他们实实在在的产品也不感兴趣，皇帝们更是将他们那些钟表、机械视为“奇技淫巧”。
殖民者们想诉诸武力，以为会像征服美洲一样征服中国人。但中国就算再弱，也不至于如同印加帝国那样被西班牙的“宋江”皮萨罗带着112个好汉征服。在明亡前10年，郑成功他爹郑芝龙就打败了由数十艘船只组成的荷兰舰队，其中不乏装备着最先进加农炮的盖伦帆船。
西方人不服气啊，西班牙计划从本土派遣几千名士兵，并从日本雇佣五千人，再加上奴隶、囚犯等，凑上2万人，跟大明血战到底。此计划由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官员制定，还得到国王腓力二世的许可，但彼时欧洲诸强正在彼此厮杀正酣，最终也不了了之。
就在鸦片贩子们感叹生意难做之际，在乾隆中晚期的广东出了个“大聪明”，将鸦片的消费方式给转型升级了，发明了单纯鸦片吸食法，从消费端倒逼了生产端实现质的跨越。
传统的鸦片消费方式如前所述，要不就是弄成药丸直接吞食，要不就是跟烟草一起卷起来抽，结果广东一个富太太闲来无事，将生鸦片切碎放在锅里，加水使劲熬，又将其在灯上烘烤，如此反复多次，竟然阴差阳错地发现了鸦片提纯的方法。
此法发明之后，清朝的瘾君子们像吸旱烟一样吸起鸦片来，一个个爽翻天。过去吸食鸦片烟，“初服数月犹可中止”，而今单纯吸食鸦片，只需吸食一次，再也不能罢手。“大烟鬼”们从此将生死抛到脑后，消费量也人均提升到原来的4倍以上。
随着鸦片消费方式的升级，鸦片在神州大地风靡起来。根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从 1780 年鸦片输入量是1500箱，之后就实现了“跳跃式增长”，仅仅10年就增加到4000箱，价格也实现了翻倍。（每箱100斤出头）
到了鸦片战争前夕的1836年，每年殖民者要从印度往中国倒腾近35000箱鸦片，共计 383 万斤。按每人每年平均消费 3 斤计算，当时全国的鸦片消费者约有 127 万多人。
1838年，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禁烟。次年，林则徐将缴获的19000余箱鸦片在虎门销毁。同月，清政府颁布了《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
再之后，经过怡和洋行的威廉·渣甸等一票鸦片贩子在英国斡旋。1840 年 1 月，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议会发表演说，声称中国的禁烟事件影响了英王的尊严。2 月，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向清政府发出照会，提出赔偿货价、割让岛屿、偿还商欠的战争要求。
同年，鸦片战争打响。
三、
一个是步入工业革命的新兴海洋霸主，一个是以几十万八旗军事集团凌驾四万万国民之上的辫子国，鸦片战争的结果无需多说。
从此中国的闸门大开，各国的冒险家们肆无忌惮的涌入这块古老的土地，带着数以万箱计的鸦片，换走等量的白银（即使到了鸦片价格低谷时，一两鸦片价格也是一两白银）。
怡和洋行等外国鸦片商行纷纷到五口通商地区设立代理处推销鸦片。在五个开放口岸中，上海也因鸦片而崛起，广州却退居次要地位。1849 年从上海一埠入口的鸦片几乎等于输入中国鸦片总额的一半。1857 年，从上海走私入口的鸦片有31000 箱，成为名副其实的“鸦片之都”。
看着滚滚流出国门的白银，咸丰愁白了头。但当政者的头脑就是比咱们一般人强，咸丰皇帝跟大臣们商量之下，竟然想出了完美的应对之策：
洋人也是人，他们能生产鸦片，我们也能！大清要抓紧实现技术攻关，要实现鸦片国产化，要自研、自产、自销！
清朝的政策也迅速转型，放开了鸦片之禁。既然军事上敌不过英国岛夷，那就在商业上打败他们！
在清廷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肆鼓励下，罂粟之花，迅速开遍了整个大清帝国。
在四川、在云南、在广东、在山西......，各地都在努力攻关，立志生产出跟英国在印度一样品质的鸦片。
在潮州海阳县，一家本地的鸦片公司为了提升质量,专门雇佣了三个印度人,采用印度的加工技术,以制造出口味醇正的土产鸦片。
在汕头西北的沙连村,鸦片加工厂采用人才引进政策，挖来了香港某洋行的前管事，其人在槟榔屿习得制鸦片法，技艺精湛。在他的带领下，该工厂进行了技术创新，在洋人的技法基础上，掺以药物,生产除了味浓气烈,口味超过印度鸦片的好货。
罂粟在大清帝国的各个省份、各个角落遍地开花，“北至蒙古、东北三省，西至甘肃、陕西，南至福建、广东，以及山西、山东、河南和相对富庶的江浙地区等，大量的土地纷纷被开垦用作罂粟种植，甚至成为许多农民的主业”（出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尤其在在与鸦片主产地印度相近的云贵川，从1850年代开始就广泛种植鸦片。因为气候适宜，这里出产的鸦片跟今天的云南烟草一样质量上乘，能卖上价格，“乡村嵩落皆遍种之。在云南，三分之一的耕地被种植上罂粟（出自《鸦片与近代中国》第二页）。四川更夸张，三分之二的耕地都被改种罂粟。
到了1894年，大清帝国已经有1300万亩土地被种植上罂粟。
国产鸦片的竞争力也越来越强，乃至名声斐然。在最初，各地的鸦片承销商只将中国产鸦片掺杂到印度鸦片的里，谎称是外国货来卖。再往后，国产鸦片以价格低廉作为卖点，被单独销售。再后来，国产鸦片在受欢迎程度上追上进口货，而且因其“性缓价廉，而瘾也薄，不比洋药为害之烈”，竟成为市场上众多消费者的首选。
渐渐地，吸食国产鸦片的人越来越多，西方鸦片贩子们惊恐的发现“全中国都在发生以中国鸦片逐渐取代外国鸦片的情况。任何地方对外国鸦片的需求都没有上升的倾向。它最多只能维持住原地，而在有些地方，如中国北方各港，它几乎已完全退出市场。”
到了到1879年，当年大清帝国的鸦片自给率，已经达到了80.12%。“鸦片国产化”政策大获成功，英国鸦片贩子们不得不降价，可仍旧难抵颓势，直到他们感慨“现在运到中国的外国鸦片价格是无利可图的”，纷纷改行。
更令欧美人惊恐的是，到了清英《南京条约》签署的40年后，中国鸦片不仅满足了国内需要，还开始扬帆出海了。当时在英属印度的上缅甸，就有商人从中国的云南进口鸦片;到 20 世纪初，中国云南鸦片还被马帮偷运到越南、老挝等地。1907年，越南北方大约消费了75000公斤的中国鸦片。1914年,法国人为垄断印度支那的鸦片销售,对云南马帮进行严厉打击,结果激起马帮反抗，马帮们甚至攻占了老挝的一个省。
关于中国鸦片如何远销欧美，猫智深并没有找到直接数据，但从文艺作品上来看，欧美民众对中国鸦片并不陌生。在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中，主角就拿出了广东的鸦片，称“保证它的质量上等”。在猫智深喜欢的电影《美国往事》，开头即是在主角在鸦片馆醉生梦死。
在20世纪初，国际鸦片委员会估计中国鸦片年产约2万9千吨，几乎占当时世界鸦片息产量的 90%！
至此，中国竟成为当年毒品界“哥伦比亚+阿富汗+金三角+墨西哥”的存在！让整个欧美为之震撼。
四、
伴随着国货鸦片发展如火如荼，中华民族也坠入无尽的深渊。
传教士理雅各曾从北京到江苏旅行，一路上惊讶地发现，黄河与长江之间大片的土地上都开满了美丽的罂粟花。
《盛世危言》的作者、著名买办郑观应则痛心的说，“今直省相率仿种，甚如川黔，全境皆是。”
随着全国各地都在生产鸦片，到了1880年，其价格已经跌倒花1两银就可以买到1斤鸦片，这是自乾隆以后未有的低价格。按消费者每年吸食3斤鸦片量，开销也就相当于普通的工匠和士兵两个月工资，连社会低端收入者都能承担得起。
郭嵩焘曾如此描述了光绪年间西南各省的鸦片吸食情景，“（四川夔州、重庆一带）遍地所种，皆罂粟也。至成都，越秋乃行，而收成毕矣，所见吸食鸦片烟者益多。至贵州而吸食者愈众，大率一县数千户，每户必有一（烟）枪，一村数十户，亦每户必有一（烟）枪。至云南而吸食者愈众，屋大者数十房，小者数房，每房必有一（烟）枪”。
郑观应则在其作品中估计，当时全国有4400万人吸食过鸦片。直到清朝灭亡后，有人估计全国累计吸食鸦片者已经达到 80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8%。
中国最好的土地都拿来种鸦片，粮食却一再减产。比如山西全省530万亩耕地中，土质最好的60万亩地全部用来种植了鸦片，由此导致了全省粮食大规模减产。1877、1878年，大清帝国爆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农作物减收，史称“丁戊奇荒”，在这场造成大清国1000多万人饿死、另有2000多万人逃荒的大灾难中，山西罹祸尤重，对此，当时的山西巡抚曾国荃上奏说，山西全省“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奇灾，古所未见。”
在民族深陷苦难之际，清政府的中央收入却越来越宽约，也越活越滋润。清政府在最初仅仅能收取进口鸦片的关税约300万两，随着国产鸦片的兴起，清政府从进口和国产鸦片上获得收入也飙升至1000万两，之后虽然走私横行，但每年也能获得700万两的收入。除此之外，各地地方政府更是从鸦片获得众多收入。
这笔钱也帮助清政府实行改革，展开轰轰烈烈的清末新政。
在教育方面，各地将征收的鸦片税是用于修建新式学堂和建立新型教育制度。比如1904 年张之洞作为湖广总督时，推行鄂湘赣皖四省合办土膏统捐，将本省的土药税收全部用于兴建新式学堂。（在当时，清朝人把进口的鸦片叫做“洋药”，把国产的鸦片叫做“土药”）
鸦片税收也被用于筹建各地警政学堂的经费和设立警察。在 1884 年北京设立新式警察体制时便将鸦片税收用作经费。
更重要的是，清政府还将鸦片税用于军事力量建设，各地方的土药税厘成为练兵建军的主要经费来源。比如在八省土膏统捐时期，清政府规定将土药统捐溢收款项专门用作操练新军的经费， 并在1906 年推广到全国，仍然贯彻土药税用作军工经费的方针，在清朝灭亡之前，用作中央练兵经费的土药税高达数千万两，拆拨给各地方的税款有过之而无不及。
眼看着清朝鸦片经济力量冉冉升起，始作俑者---不列颠王国慌了神。1907年，英国主动向清政府提议逐步终止鸦片贸易，并通过谈判。
在战场上得不到的，满清竟然在商场上得到了。翌年，英国与清政府达成了逐步减少直至禁绝鸦片的《中英禁烟条约》。
《条约》规定，清政府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禁种禁吸鸦片，三年内要见成效。
日不落帝国提出的条款，清政府敢不签么？
然后，三年之后的1911年，大清亡了。
但此时，中国的“鸦片战争”才真正开始，各地军阀以鸦片为主要经济来源，在各地鼓励甚至强迫农民种鸦片，换来洋枪洋炮，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惨绝人寰的战争。
部分参考资料：
中国、印度与东南亚之间的鸦片“三角贸易”的研究（1602-1917）
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南军阀间的控制与对抗
1858-1911年珠三角地区鸦片走私与缉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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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至民国时期云南经济作物的种植及影响
晚清关税与鸦片贸易研究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及其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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