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桥果然消息灵通，经过他亲自安排，文元以反对胡风的“英雄”姿态，在5月份的解放日报上出现了。
5月份正是文元文采汹涌的时期，是高产量的一个月。
7日发表了《胡风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批评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一》，9日《胡风谈劳动人民的观点——批评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二》，11日《胡风反对有组织有领导的阶级斗争——批评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三》，每隔一天就发表一篇，文元名声大震。
恰巧的是，在5月13日，人民日报以大量的篇幅，刊登了胡风等人的第一批材料，还发表了教员的《编者按语》，口吻严厉至极，不是学术性的批评，而是提高程度的批评。
春桥的用意一目了然，文元的3篇都发表在教员之前，说明啥？文元带上了先知先觉的光环，他尚觉还不够，再接再厉，咬住不放。直到6月1日，文元的大名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他发表的文章，实在太炸裂了《胡风两面派是死敌》，经过春桥的审定，推荐，成功地占据了人民日报的头条。
1955年的上半年，是胡风灰头土脸的上半年，也是文元风光无限的上半年，靠着批评胡风起家，靠着春桥往上爬，迈开了坚实的脚步。
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祸。在批评胡风起劲的时候，突然间文元偃旗息鼓了，从1955年6月到1956年6月，文元整整沉默一年了，是怎么回事呢？
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出事了，他被捕了。被捕的原因很多，胡风事件却是文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坑了老父亲。当胡风被批评得火热的时候，文元风头正劲，而姚蓬子却倒霉了，因为他曾经开过书店，出版过胡风的著作，也和胡风有过很多交往，所以最后查到了他头上，毫无疑问被列入嫌疑名单中，被带上冰凉的铐子，带走了。
姚蓬子之前的历史，文元是知道的，但掌握得不多，因此他专门写信给姚蓬子的密友冯雪峰，请他介绍一下父亲的历史情况，冯雪峰回信了，向文元详细说明了姚蓬子的情况，信中有句话“大约因怕死，在南京自首了”，使文元非常震惊又羞愧，有这么一个父亲，势必影响自己的远大前程。
他立即采取行动，以被动变主动，他把冯雪峰的信上交给了卢湾区委组织部部长，证明自己的忠诚，同时表示跟姚蓬子划清界限，从那以后，他几乎不回家了，很少与姚蓬子见面。
他再怎么补救，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文元因为姚蓬子的被捕，成了重点清查对象，这段时光是他最灰暗的日子，还好，最后姚蓬子获释，反对胡风的浪头过去之后，文元如释重负，卢湾区委，是不能再继续待下去了，他要当大作家，要施展抱负，这里也不是合适的地方。
他心里一直在盘算，怎么挤入上海文艺界呢？还好他手上有13篇批评胡风的文章，整整齐齐地剪下来贴成了一本，在他心中，这本剪贴报是进入文艺界的敲门砖。
文元拿着剪报集，来到文艺月报的编辑部，应聘编辑职位，编辑部答复，人满了。这时候，文元突然想起了春桥，自从被清查后，他不敢去找春桥，但现在颇有走投无路之感，于是他心一横，打个电话给春桥。
在电话里，春桥告诉他：“上海作协筹办《萌芽》，准备7月份开始出版，正缺人手，你去那里最为合适，如果你愿意，我帮你说一声。”
春桥一个电话就解决了大问题，因此文元为之感激涕零。
因此饭碗问题解决了，他结束了一年的沉寂，在1956年6月30日，他的名字重新出现在解放日报上，这次他发表的文章不再激烈了，文章为《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
中国的风，总是一阵一阵的，1956年，正是中国气候颇为缓和的一年，八大会议召开，会议的精神是反对个人崇拜，发展民主。因此，嗅觉敏锐的文元，就收起了锋芒，不再写激进的东西，语态温和毫无火药味。他连续发表了数十篇杂文《江水与葡萄酒》、《对生活冷淡的人》、《电车上的杂感》.....
复出半年来，文元的脚跟渐渐站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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