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鸭绿江》2024年第3期 | 潘龙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央命令山东分局派出一支主力部队前往东北执行侦察任务。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山东胶东区党委立即组建了山东八路军海上挺进东北先遣支队。挺进东北先遣支队从1945年8月组建到10月末,短短两个月时间,圆满完成赴东北侦察的重要任务。他们向中央所反映的情况,对中央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调整起到了重要的、决定性的参考作用,同时,先遣支队打通了八路军由胶东向东北地区输送部队的海上通道,建立了东北第一个县、市级人民政权,为开辟和创建东北革命根据地,为最后取得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渡海北上

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无条件投降,持续了14年的抗日战争迎来了胜利。

狂欢的声浪中有两个人却与众不同,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毛泽东。他们都把目光对准了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地位重要的东北地区。

白山黑水之间辽阔的中国东北大地,在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这里物产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同时,东北的战略位置也太过重要,它位居东亚中心,背靠苏联,东邻朝鲜半岛,西连蒙古草原,北视西伯利亚,南通冀鲁大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对于东北的战略价值,国共双方都非常清楚,谁先到达,谁就能控制东北,谁就可利用其物力、财力,处于主动的战略地位并争得主动权。对蒋介石来说,如果控制了东北,就可切断共产党与苏联的联系,对解放区形成南北夹击的包围局面,并使其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对毛泽东来说,如能控制东北,就可以形成背靠苏、蒙、朝的战略基地,与冀热辽解放区连成一片,改变长期以来共产党被国民党四面包围的险境。

然而,此时的东北,由于苏联红军进入与接管,一时出现权力真空。东北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志在必得,但对苏军进入东北以后的具体情况仍不十分清楚,因此,进一步探明东北的情况成为急迫的任务。

1945年8月22日,中央致电山东分局:

红军占领满洲,红军在满洲的政策尚未完全明了。我为迅速争取控制满洲起见,你们应即抽调大批干部在红军占领旅顺、大连之后,穿便衣到满洲去,进行建立地方党、地方政权、发动与组织群众、出版报纸等工作。

山东分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把东北侦察任务交给胶东区。分局致电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令其立即派出干部带一部分部队,以东北义勇军名义,去东北了解情况和开展工作。

接到山东分局的电报后,胶东区党委紧急召开党委会研究,部署渡海侦察,最终决定由刚刚参加党的七大会议回来、奉中央指示准备去东北执行开辟党的地下工作任务的吕其恩(庄河王家岛人)带队,与邹大鹏、于克、柳运光、吕塞(庄河王家岛人)一起,迅速组建一支跨海进军东北的小部队,执行渡海侦察的任务。其成员主要由区党委的联络部、社会部、城工部、统战部及军区所属的有关部门选调。调配的干部有陈云涛、李光、王德真、段品三、韩彬、张宪文、李进国、隋从新、邓东等。并研究决定,组织党的临时工作委员会,由邹大鹏任工委书记,成员有吕其恩、于克、柳运光、吕塞四人。渡海小部队的临时番号为“挺进东北先遣支队”,对外称“山东八路军海上挺进东北先遣支队司令部”,吕其恩为司令员,于克为副司令员,邹大鹏为政委,柳运光为政治部主任。配备电台一部,台长为韩均德(韩彬),电台机要服务人员约10人,后勤服务工作人员(包括炊事、医务)与警卫人员近20人。

在胶东期间的吕其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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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胶东期间的吕其恩

稳妥起见,吕其恩提出从胶东乘船北渡,先到他的家乡辽宁庄河王家岛,了解庄河县陆地情况,如果情况允许,就在庄河登陆,情况不允许,就从海上再返回来。吕其恩的建议立即被胶东区党委采纳,并指示东海军分区派出最能打仗、战斗经验丰富的东海独立团二连的两个排约120人为先遣队护卫,渡海北上。

因船只数量少,吕其恩让柳运光、吕塞二人在烟台一渔行找到庄河王家岛的吕其贵(吕其恩、吕塞的本族叔弟),设法搞到了机械渔船。

1945年8月24日傍晚,海上挺进东北先遣成员吕塞带一个排约40人的兵力,乘两条渔船,从烟台先行出发到大连探路。没想到他们所乘坐的木帆船由于海上风大浪急,被刮到了苏军的防区旅顺港。他们一上岸就被苏军扣押,与吕其恩他们彻底失去了联系。

万事俱备,渡海先遣队蓄势待发。然而,吕塞到大连后一直没有音信,怎么办?吕其恩、邹大鹏等几位领导决定:不必等,准备好后即刻出发。

8月25日下午6时许,先遣支队出发。船至芝罘岛,海上刮起七八级大风,大约9点钟,船只接近了国民党和美军的海上控制区,借着探照灯的光柱,隐约可见远处海面的敌舰在不停地窜行。针对这种情况,先遣支队领导经过交换意见,决定返航驶回烟台港。

1945年8月26日下午,烟台地区天高气爽,海面上风平浪静,码头旁边的两艘汽船已经等候很久。战士们将原来装在船上的面粉卸下二百袋,然后在甲板上装上一百多筐水果,又在水果筐上盖上苫布,把机械船伪装成货船。

按照先遣支队要求,随队进入东北的人员,凡是可能暴露身份的东西如个人的信件、书籍、日记等,全部在组织的监督下销毁。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只携带少量武器,所有登船人员一律打扮得衣衫褴褛,一副“闯关东”的模样。

临行前,吕其恩和邹大鹏对部队进行了乘船过程中的战前教育:

一、不准吸烟,不准打手电,防止被敌人兵舰发现;

二、随时准备战斗,碰上国民党或美国军舰,用手榴弹近战肉搏,拼死不当俘虏;

三、注意安全,没有命令不准出舱,大小便要报告;

四、出事故不要惊慌,船坏了,触礁了,要听从统一指挥;

五、不准说不吉利的话,对于船老大可能搞的迷信活动不要干涉;

六、防止晕船,不要乱走动。

晚饭后,先遣支队全体指战员,浩浩荡荡登上了停泊在烟台山下的两条机械渔船。战士们上船后,藏在水果筐的空隙中,这样既可减轻晕船,又便于行动,防止被敌人发现。

晚7点左右,渔船驶出码头,以正常时速和准确方位,沿着通向辽宁庄河王家岛的航向前进。同船的还有吕其贵等王家岛的渔民,这些人对航向、航程都了然于胸。

一次对进军东北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渡海侦查,就此拉开了帷幕。

夜幕下幽蓝的海水,黑漆漆的一片,只在点点星光下出现了几只觅食的海鸥。海面风平浪静,连海涛声也格外轻,好像还沉浸在睡意中,连活跃在胶东海面的敌舰,在这天出现的次数也变少了。渡海船只根据海上情况,且停且进,与偶尔出现的敌舰周旋。大约在晚10点,两条渔船驶出美国和国民党舰队所控制的海域。

航行之初的进程是顺利的,船上的大部分干部战士是第一次坐船,虽然海面风平浪静,但随着船只摇摇晃晃,许多人开始晕船呕吐。船只行进3小时之后,晚上约10点钟,突然在航行的右前方海域发现一束探照灯的耀眼亮光。正在指挥两船行进的吕其恩和邹大鹏接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报告后,迅即出舱登上甲板观察。

“那是美国军舰!”常年航行在这个海域捕鱼的吕其贵告诉吕其恩和邹大鹏。

吕其恩和邹大鹏非常清楚,当时美国也看到了东北在中国乃至整个远东的重要地位,早在2月雅尔塔会议上便同斯大林达成交易,使苏联在获得重要权益后同意将整个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先遣支队的船只如果被发现,美国方面必将告知蒋介石,这对于正在进行的渡海侦查是极为不利的。

情况紧急,吕其恩当即下达了两船靠拢和停止航行的命令。经过研究,两船再次分开,转向西北绕道航行。晕船的战士们也一个个振作起来,准备随时与敌人战斗。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迂回,先遣支队的船终于摆脱了美国军舰。

这时午夜已过,两船相距约数海里,通过简陋的信号相互保持着联系。在晨光映照下,两船靠拢了,又以正常的时速开始并肩航行。

因为在烟台都忙于做渡海准备工作,吕其恩和邹大鹏对彼此的过去还是不了解。他们坐在驾驶室里,唠起了家常。吕其恩告诉邹大鹏,他原名就叫吕其恩,庄河王家岛是他的老家。吕志恒的名字是1935年7月在北平入党时改的,这次回东北,要改过来。吕其恩说,“七大”闭幕后,他和柳运光、吕塞原定被中央社会部派到东北做地下党工作,没想到形势发展太快了。邹大鹏也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他是辽阳人,1925年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在汉阳兵工专门学校机械科学习,也是这一年入了党。1927年大革命运动失败后,他开始转入地下活动,次年奉命回到东北,以教书为掩护,一边发展党员,一边建立情报网络,在这之后,一直在白区工作,建立了从陕北到华北的秘密交通线,主要负责情报传输工作。

邹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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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大鹏

就这样,二人在去往东北的船上,增加了对彼此的了解和信任。

8月27日3时左右,天色破晓,淡青色的天空还镶着几颗稀落的残星,天地间朦朦胧胧的,如同笼罩着银灰色的轻纱,此时,船只已行驶入辽宁獐子岛的南部海面上。听说已经到了东北地域内,指战员们站在甲板上,对着大海放声呼喊着。

在欢乐中,吕其恩、邹大鹏乘坐的那条船突然熄火,检查结果是,连接船底螺旋桨的一个重要部件瓦螺坏了,根本无法抢修。时间不长,后边那条船的机器也出了故障,停摆了。两条船停在汪洋中。

吕其贵回忆道:“我们乘坐的机器船突然熄火,大车说机器发生了故障。时间不长,后边的那只机器也停摆了。两只船停在汪洋中。吕其恩是个急性子人,可是这时他并没表现出急躁情绪,只是在甲板上来回踱着步子。半个小时过去了,机器修复的消息一点也没有。一直沉默不语的吕其恩突然转过身向我问道:‘你懂机器吗?’我回答道,‘我不懂!’吕其恩没有再问我什么,转身进入机舱,我紧紧跟着他。机舱里,吕其恩从腰间拔出手枪,厉声地对着一筹莫展的大车问:‘你能不能把机器修好!’大车面色恐惧地答道:‘机器零件破损,没有备用件,如果两只船的零件放在一起修,是可以修好一只的!’吕其恩还是声色俱厉地问:‘需要多长时间?’大车答道:‘一个小时!’‘好,马上修理!’这时吕其恩紧锁着眉头似乎松展开来。一个小时左右,我们乘坐的机器船开始发动,另一机器船因缺少机件,无法修复。”

就这样,大约早上6点钟,一艘机械渔船拖着另一艘机械渔船,缓慢行进,朝王家岛方向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