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西部君
4年前,权威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强调:
中西部有条件的省区,要有意识地培育多个中心城市,避免“一市独大”的弊端。
这被外界普遍视为是优化“强省会”模式的一个重要信号。
随后不久,多省都明确提出要打造区域“副中心”。
相应的,这也让一些有着“独大”特点的省会城市,有意识地承担起对全省的辐射带动和“反哺”责任。
这其中,作为“强省会”典型、并承受“虹吸”争议的成都,尤其具有代表性。
最近,种种迹象表明,在告别“独大”之路上,成都正在悄然加速。
01
作为“强省会”的成都,到底有多强?
一般来说,目前衡量“强省会”程度的重要指标就是首位度。它的测算方式之一,是指省会城市GDP占全省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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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2023年的情况看,省会首位度居第一档的是三个城市:长春、银川、西宁。
它们的GDP占全省比重接近或超过全省的一半。不过,它们很难说是真正的“强省会”。
西部君在之前的文章中也多次说过,真正的“强省会”,首先还是得建立自身的“强”之上,而不能仅仅看占比。
比如,长春的首位度虽然高达51%,但其GDP总量仍只在7000亿级别。
相对来说,综合首位度、经济总量、资源配置能力等各方面因素看,成都、武汉、西安,这三座首位度超过30%,且经济总量过万亿,在省内有着“独大”特征的省会城市,才是最为典型的“强省会”。
其中,成都在这三座城市中,首位度排名第一,且经济总量超过2万亿,人口超过2100万,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强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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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里说的是第一,更多是综合首位度等得出的结论,并不是断言成都就是综合实力上的最强省会。
比如,论经济总量,成都在27个省会(首府)城市中,落后于广州,排名第二。
综合其他更多的指标,到底谁是广州之后,综合实力最强的“第二省会”,尚存争议。
而能够显示成都在“强省会”方面地位的,或者说也是成都的“强省会”地位招致争议的另一个指标是,成都GDP是省内第二城绵阳GDP的5倍左右。
这种落差,放在全国也是相当高了(事实上,这种算法也是最初衡量首位度的标准),甚至远高于武汉、西安。
正是因为种种方面的特殊性,不夸张地说,说到“强省会”,言必称成都。
02
当然,这一局面的出现,是历史、地理、政策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塑造的,绝不是一句省会城市“吸血”就能够解释的。
比如,四川缺乏足够经济、人口体量的“第二城”,有一个重要背景不该忽视,即四川的地级市数量达21个,和经济第一大省广东并列全国第一。
但客观上,对于经济总量已升至全国第五、中西部第一的四川来说,告别“一市独大”,在成都之外,打造更多的次中心,或是更有力的经济支撑点,的确越来越显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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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四川和成都,到底有没有条件呢?
答案当然是,有。
成都本身的经济体量,和发展阶段,有能力更有效带动其他区域协调发展,自然就不说了。
对四川而言,常住人口超过8000万,在成都之外,还拥有绵阳、德阳、宜宾、南充等一批具有一定历史底蕴和产业、人口基础的城市,培养几座综合实力相对更突出的“副中心”城市,完全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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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方面四川的意识,也是比较超前的。
2018年,在当时“副中心”概念还并不那么流行的时候,四川就提出了构建“一干多支、五区协同”的区域发展新格局,着力解决区域协调发展不足等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和后来很多省份直接指定副中心不同,四川采取的是七城竞争的模式,也即靠实际发展成绩来决高下。
此后的2020年,四川先后批复了宜宾三江新区、南充临江新区和绵阳科技城新区等新区,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做大做强。
2021年,四川又将一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成都和这7个区域中心城市实施,目的也是为更多的副中心城市提供发展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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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2022年底,四川又提出成都平原经济区、川南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攀西经济区、川西北生态示范区“五区共兴”的理念。
最终,经过数年的比拼,四川逐渐确立了三大副中心:
川北省域经济副中心绵阳、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宜宾-泸州组团、川东北省域经济副中心南充-达州组团。
从效果看,副中心建设的进展是比较明显的。
2019年,绵阳、宜宾-泸州、南充-达州,占四川GDP比重分别为6.1%,10.0%,9.5%,合计25.6%;成都占比为36.5%。
2023年,绵阳、宜宾-泸州、南充-达州,占四川GDP比重分别为6.7%,10.9%,9.0%,合计26.6%;成都为36.7%。
也即,三大“副中心”整体占比提高了一个百分点。相对来说,成都GDP占全省比重从2019年的36.5%升至2023年的36.7%,只是略微上升。
同时,成都GDP与第二城绵阳的比例,也从之前的接近6倍,降低到5倍左右。
此外,成都之外,四川终于有了第一个GDP突破4000亿的城市。GDP2000亿以上的城市,也达到7个。
03
当然,告别“一城独大”,是一项系统工程,绝不是说人为降低“独大”城市的发展优势和分量。
这需要政策的支持,“副中心”城市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强省会更好发挥牵引带动作用。
事实上,成都增强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担当,这也是政策的明确要求。
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中就有一系列的举措:
增强成都中心城市带动作用;
处理好中心和区域的关系,强化协同辐射带动作用,以大带小、加快培育中小城市,以点带面、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提升成都产业创新发展能力,打造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双引擎,推动都市圈外围地区加快发展电子信息、汽车等产业,形成研发在中心、制造在周边、链式配套、梯度布局的都市圈产业分工体系。
成都也拿出了积极行动。
如在2018年到2019年的一年时间内,成都就和川内其余20个市州全部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并探索建立“存量不动+增量分成”区域利益分享模式,加快构建“总部研发在成都、生产配套在市(州)”新型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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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都市圈时代,成都在协同带动其他区域发展上的牵引力,就体现得更充分了。
最近的一个标志性动作是,日前成都、德阳7对合作区(市)县签约共建产业园区。
四川天府新区与德阳经开区拟围绕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结对共建产业园区;
成都高新区与德阳旌阳区拟围绕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结对共建产业园区;
成都锦江区与德阳中江县拟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结对共建产业园区;
成都青羊区与广汉市拟围绕传感器结对共建产业园区;成都金牛区与什邡市拟围绕低空经济、通用航空结对共建产业园区;
成都武侯区与绵竹市拟围绕新材料、生物医药结对共建产业园区;
成都成华区与德阳罗江区拟围绕机器人智能制造结对共建产业园区。
并且,此次合作领域既有平台共享、人才互济、联合招商等互补共赢的务实举措,又有公司共建、统计分成、财税分算等深化改革的探索实践。
尤其是统计分成、财税分算等方面开展探索,这对于提升彼此的合作共赢,告别单向度的“吸”与“被吸”,具有突出的重要性。
当然,都市圈之外,成都的辐射带动也在加力。
以高校、医院这类高端资源为例,近年来成都开启了一轮对全川的“反哺”行动。
如四川师范大学遂宁校区于2023年开始招生,使得遂宁结束了没有本科院校的历史;
川音成都美院资阳临空校区建成招生,华西第二医院眉山妇女儿童医院建成投用;
宜宾更是成为大赢家,引入的大学数量,下图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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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四川大学眉山校区、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德阳医院正加快建设……
产业方面,支持省内市(州)创新主体入驻成都科创生态岛,提质建设成阿工业园、成宜装备制造产业园、四川区域协同发展总部基地等产业合作平台。
总体上看,不管是在发展资源上,还是产业协作上,成都向全省释放的“共享性”在增强。
04
但要指出的是,成都增强对全省的牵引带动作用,应该是一个共赢的过程,而绝不是此消彼长。
这可以在两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在认识上,应该明确,更多的“副中心”壮大起来,为全省发展提供更大的支撑,促进四川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如此成都的“强”,才更显含金量。
要知道,成都的“强省会”地位之所以遭受争议,一个非常现实的背景就是,成都所背靠的四川尽管经济总量已位居全国第五,但区域内的协调发展水平、各项人均指标,离真正的经济“强省”还有明显差距。
如果四川的总体发展水平不实现新的跃升,成都的“强”,总难免底气不足、授人以柄。
因此,成都更好发挥领头羊的作用,协同其他城市加快发展,最终撑起一个更强大的四川,其实也有助于提高自身“强省会”的成色。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近期成都、四川在人事方面的“创举”,或有利于成都更好彰显对全省的协同带动作用。
其二,当前成都GDP站上2万亿新高度,要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在一个更大的空间内实现发展要素的更高效、科学分配,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比如,通过破除壁垒,探索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成都的人才、资本、技术等优势,和其他区域的资源、土地等发展要素实现更紧密、科学的再融合、再分配,就有望产生“1+1>2”之效。
这一点,置于当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大背景下,更是如此。
其实,在产业方面,成都与其他区域的协作共赢效果已经开始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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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成都都市圈的“跨市”产业集群,就颇有亮点。
目前全国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中,成都都市圈拥有3个:
成都市软件和信息服务集群、成德高端能源装备集群、成渝地区电子信息先进制造集群。
今年,成都还明确提出,力争成德高端能源装备集群规模突破3500亿元。
当然,总体看,成都目前的产业外溢,主要还是以都市圈为主。毕竟,每个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都是有半径限制的。这也反过来说明,四川打造更多“副中心”的重要性。
但即便就都市圈角度看,这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也有着突出意义。
要知道,2023年成都都市圈经济总量2.78万亿元,常住人口突破3000万,以占全省6%的面积贡献了全省47%的经济总量。
未来,随着各项基础设施,如轨道交通的完善,以及相关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成都都市圈的经济、人口承载力都将继续提升,在全省扮演起更重要的“主干”角色。这其实就是助推全川发展水平的提质。
一定程度上说,作为第一“强省会”的成都,在这条路上能够走多远,不仅关乎经济大省四川的发展质量和速度,也事关“强省会”模式的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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