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世纪以来，僵化古板的奥斯曼帝国内部虚弱不堪，为此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开启了坦志麦特/坦齐马特改革，但虚弱的帝国还是被俄国人给惦记上了：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挑起与奥斯曼的争端，双方于1853年开启了第九次俄土战争......
战争背景
第九次俄土战争中最长和最重要的战役都是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爆发的，所以这场拿破仑战争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战争，后来就被称之为“克里米亚战争”。而在俄罗斯，这场战争则又称为东方战争（俄语：Восточная война）。
所谓的“东方”指得是西欧国家的东方，包括近东和中东部分地区，而在19世纪，东方则专指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地。“东方问题”最早在维罗纳会议上开始使用，此后成为外交上一个专有名词，“被用来概括在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它被假定即将瓦解中所造成的各种国际问题”。
马克思形容东方问题是19世纪西方各国在革命和表面安定之后总会出现的“无法解决的问题”、“无尽的困难之源”，并把东方问题形象归结为“对土耳其怎么办”。 而东方问题始于1774年《库楚克—凯纳吉条约》，终于一战后协约国与土耳其1923年签订的《洛桑条约》。
东方问题的漫画
在整个19世纪，东方问题总像幽灵一样盘旋在欧洲，时不时就浮出水面，而克里米亚战争就是19世纪中期东方问题的一个直接产物，也是东方问题的一个高潮。“东方问题”显然是以欧洲为中心提出和讨论，解决方案也显然是以欧洲为中心来展开的，东方问题显然是欧洲国际局势不安定的一个因素。
而对古老的奥斯曼帝国来说，它不仅要面对地缘上近邻俄罗斯、奥地利等国的挑战，还要应对来自距离遥远的帝国如英国、法国海上的威胁。东方问题表面上是由于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所引起，其实质是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帝国各存觊觎之心，各国担心利益分配不平衡所引起。
但奥斯曼帝国毕竟不是被瓜分的波兰，其领土面积更为庞大、人口更多、民族宗教成分更复杂，英、法、俄、奥等国即使对奥斯曼帝国达成瓜分协定，日后也不能保证不会因为分赃不均、内部纷争再度引起战争。
所以维也纳会议后的欧洲几大国便致力于维持欧洲均势，但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则是一位独断专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专制君主。从即位之初，他就一直盼望着奥斯曼帝国的覆亡，同时一直对西方国家施加外交压力，以促成奥斯曼帝国的瓦解。
尼古拉一世
1844年，他正式访问伦敦，第一次向英国人抛出了这一话题。但英国人不置可否，表示不愿探讨未必会发生的事情。到了1853年年初，沙皇在圣彼得堡与英国大使汉密尔顿·西摩爵士（Sir Hamilton Seymour）进行了一系列非正式但具有历史意义的谈话，又一次提出了这一话题。
汉密尔顿·西摩爵士
但英国坚决而有礼地表达了自己对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问题的态度。不久之后，克拉伦登勋爵（Lord Clarendon）接替约翰·罗素勋爵出任了外交大臣一职。他在发给汉密尔顿·西摩爵士的最终指示中十分乐观地重复了英国政府此前的观点：
克拉伦登勋爵
“土耳其仅仅希望它的盟友能保持克制，不要提出有损苏丹的尊严和独立性的要求。换句话说，就像任何一个弱小的国家和个人一样，土耳其期望从强者身上得到友好的支持。如此，土耳其不仅可以继续存续，还可以不再对自己会否消亡而感到担心。”
英国大使看得十分清楚：沙皇声称与奥地利有共同的利益，现在又来拉拢英国，无非是想要孤立法国。法国人显然是俄罗斯公开的敌人。两国都在与奥斯曼帝国进行谈判，有关巴勒斯坦圣地保护权和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基督徒的保护权问题的谈判，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导火索
沙皇尼古拉和皇帝拿破仑三世，一个是希腊东正教的保护者，一个是罗马天主教的保护者，两者之间的外交冲突既有宗教因素，也有强烈的政治因素。这两大强国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战争已经迫在眉睫。
拿破仑三世
基督教的《福音书》记载了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的遗迹及其周围救世主耶稣走过的土地，那些遗迹曾激发了十字军的骑士精神，对于基督教世界每个角落的人们来说，这些地方也都是朝圣的中心目标。
而土耳其人现在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奥斯曼政府负责在相互敌对的基督教会之间分配朝圣收入和朝圣活动控制权，而这种分配成了长期的矛盾之源。到19世纪，希腊人的影响力日渐增强，而天主教会的势力则日益衰减。
在俄国的强大压力下，东正教大牧首的选举地点从伊斯坦布尔改到了耶路撒冷，一改过去几个世纪大牧首选举受控于奥斯曼帝国的局面。于是来自俄国政府的经济援助涌入了巴勒斯坦，一同涌来的还有接连不断的朝圣者，他们带来的金钱成了圣墓教堂（Churchof the Holy Sepulchre）最重要的财源。
圣墓教堂
对俄国人来说，圣地及其诸多神圣的遗址成了他们获得神圣的宗教体验的源泉。对俄国统治者而言，圣地已经成了获取政治影响力的渠道之一。因此俄国与法国之间便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无解矛盾。
法国人在俄国还很弱小的时候就赢得了在巴勒斯坦的特权，然后又在俄国日渐强大的过程中轻率地将这种特权拱手相送。一直到19世纪中叶，法国才终于开始认真考虑夺回特权，采取行动改变不幸的现状。
1850年，时任法国总统、有志加冕称帝的路易·拿破仑急于寻求天主教党派的政治支持，于是下命令给他的大使，让他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严格按照1740年的条约给予天主教会应有的特权。
路易·拿破仑
这就意味着奥斯曼帝国政府必须取消给予希腊东正教会特权的承诺，因为二者的内容是相互冲突的。两国之间的争端最终归结到这样的几个问题：天主教会的僧侣是否应当拥有通往伯利恒圣诞教堂主门的钥匙和通往马槽的两扇大门的钥匙，以便他们穿过圣诞教堂进入其地下室；他们是否可以在法国武装的保护下，在圣诞教堂的圣所放置一颗银星；
另外，还有一个不那么重要的问题：天主教会的僧侣是否应当在客西马尼园保有“圣母墓的一只橱柜和一盏灯”的所有权。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现在却让欧洲的外交家们焦头烂额，成了可能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大事。
奥斯曼帝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表现出了模棱两可的态度，直到一位带有反俄情绪的大维齐尔上任。他对希腊人做出了表面上的让步，实际上却对法国人做了实质意义上的让步。他允许法国人庄重地安放伯利恒银星，还把通往圣所的钥匙交给了天主教会的主教。
移交钥匙的公开仪式在圣诞节这一天举行，清楚地表明优势地位已经从一个教会转移到了另一个教会。对希腊人来说，这是令人忍无可忍的羞辱，对俄国人来说也是如此。法俄两大国之间的矛盾迅速升级。
1852年年末，沙皇尼古拉轻蔑地拒绝承认新近称帝的拿破仑三世的帝位，还在比萨拉比亚的多瑙河河畔动员了两支军队，随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开进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与此同时，他让他在塞瓦斯托波尔的舰队也做好了准备。
沙皇尼古拉
1853年2月，他向奥斯曼帝国派遣了一位特命大使——缅什科夫大公（Prince Menshikov）来进行“调解工作”。此人是一位傲慢自大的将领，他对土耳其人的蔑视和对英国人的反感尽人皆知。他行事粗鲁，喜欢吵闹，把战场上粗暴的战术风格带到了外交场合上。
缅什科夫乘着一艘名字颇具恐吓色彩的战舰（“雷神号”）而来。缅什科夫表明他是带着“礼貌的恶意”而来，此行的目的并不是要说服土耳其人，而是要逼他们就范。他不仅提出了宗教方面的要求，让奥斯曼帝国政府重新确认苏丹颁布的给予希腊人在圣地权利的诏书，还提出了政治方面的要求。
缅什科夫
他要求苏丹根据《库楚克开纳吉和约》颁布第二道诏书，确认俄罗斯对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东正教徒的保护国地位。俄罗斯想要强迫奥斯曼帝国签署一项条约，将这一协议纳入其中，并在两国之间建立一种秘密的防御同盟关系。
面对外国势力对本国内部事务的这种干涉，奥斯曼帝国政府十分警觉惊愕。法国做出的反应是派遣一支舰队。英国人的反应比较克制，英国政府把雷德克利夫勋爵斯特拉特福德派了回来，让他重新出任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
1853年4月，一艘战舰正从马尔马拉海驶来，到了晌午时分，雷德克利夫勋爵斯特拉特福德再次走进了英国大使馆。现在，缅什科夫大公迎来了一位值得敬畏的对手。斯特拉特福德立刻证明了他是一位干练的战略家。
雷德克利夫勋爵斯特拉特福德
雷德克利夫勋爵斯特拉特福德把当前争论的两个议题：对圣地的争夺和暗藏的对保护国身份的争夺分开处理。在圣诞节的时候，第一个议题其实已经得到了解决，天主教会的特权诉求获得了确认。
而作为争斗中的两大国之间的调解人，他彬彬有礼地应对着傲慢自大的大公，而且乐于承认俄国对圣地的主张有其合理性。这一下子就让大公失去了动武之念。斯特拉特福德也表示了类似的尊重态度。考虑到迫在眉睫的国际争端，他建议他的法国同僚们采取温和的态度。
最终，双方只在一个问题上还存在分歧：到底是西欧人还是希腊人应该承担修缮教堂（特别是圣墓教堂穹顶）的重责大任和相关费用。西欧人强烈要求从希腊人手中拿走教堂的修缮权。
土耳其人以苏丹的名义出面，宣称要把教堂的修缮权收归土耳其人所有。直到这时，希腊人才终于愿意做出一点妥协，同意让西欧人负责修缮，但修缮工作需在希腊东正教大牧首的监督下完成。
在到任短短17天之内，伟大的埃尔奇就解决了让几个大国在过去的三年里苦恼不已的棘手的外交争端。但是，缅什科夫大公还是想要完成他的主要外交目标。他迫不及待地向奥斯曼帝国政府提出强硬要求，要俄土两国签订新的协议......
矛盾升级
表面上，缅什科夫大公要求的是保障东正教和东正教会神职人员的传统权利和豁免权，但实际上他是要确立俄罗斯对希腊东正教信徒的永久性保护权。俄国人还援引法国人为先例。显然，缅什科夫要求的不仅是要在宗教上提供保护，更是在政治上提供保护。
缅什科夫大公
缅什科夫大公说话直来直去，态度强横，试图劝诱奥斯曼帝国政府接受沙皇提出的要求。他充满敌意地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对方在很短的时间内给予答复；如若对方拖延或拒绝答复，他威胁要率领大使馆离境，中止两国间的外交关系。
但埃尔奇再一次站在了土耳其人一边，他安抚了忧心忡忡的奥斯曼帝国大臣，坚定了他们的决心。他希望能在他们心中激发起一种道义上的斗志，而不是寻求武力上的对抗，哪怕是在多瑙河流域的两个大公国遭到敌人进犯的情况下。
与此同时，他在单独觐见苏丹时披露了他的计划：他要求地中海上的英军指挥官让海军舰队做好准备，在伊斯坦布尔遭遇“迫在眉睫的威胁”时采取行动。凭借他的名声和在奥斯曼帝国政府中的政治影响力，斯特拉特福德已经成了整个“东方问题”的象征。而对于“这个该死的雷德克利夫勋爵的独断专行”，尼古拉沙皇火冒三丈。
尼古拉沙皇
最终土耳其人礼貌地回应了俄国人的粗鲁要求，而缅什科夫大公则采取了行动。他拒绝理睬奥斯曼帝国的大维齐尔，迫使他辞职，相当于在奥斯曼帝国政府内部专横地搞了一次政变。
接着，他迫使胆怯的苏丹任命了一位新的大臣。他认为雷希德帕夏会采取亲俄的态度，于是促成他出任外交大臣一职。缅什科夫大公向苏丹强调，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必须直接结盟，不必理睬其他欧洲国家的态度。
雷希德帕夏
雷希德则在老盟友斯特拉特福德的帮助下起草了一份闪烁其词的答复，恳请再宽限几天。大公在收到这份答复之后，大公火冒三丈地拒绝了请求，还宣布在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之前断绝与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关系。他充满恶意地威胁道，如果奥斯曼帝国不接受俄罗斯的要求，恐怕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
第二天，雷希德口头答复了缅什科夫的要求，他的答复内容此前已经与斯特拉特福德进行了仔细推敲。他同意与俄罗斯签署正式协定，实际上等同于接受了俄罗斯有关圣地问题的所有要求。
雷希德
但是，他坚定地拒绝了俄罗斯在奥斯曼帝国境内设立保护希腊东正教徒的保护地的要求，也拒绝签署任何可能影响到苏丹主权独立性的“协约”。大公发现自己遭到了新“盟友”雷希德的欺骗，而且又耻辱地输给了他的老对手斯特拉特福德。
于是，他宣布断绝外交往来。他威胁道，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回绝将带来可怕的后果。他带领手下所有的外交人员撤回了船上，宣告他马上就会启程离开。然而，他又在原地逗留了四天，寄希望于土耳其人会在最后关头屈膝投降。对此，斯特拉特福德写道：“他为什么会这么以为，真是捉摸不透。”
斯特拉特福德
与此同时，斯特拉特福德召集了另外三个欧洲大国：奥地利、法国和普鲁士的代表开会，把东方问题交由欧洲各国共同协商决定。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奥斯曼帝国必须拒绝俄罗斯的过分要求。
感到尊严受辱的苏丹此时振作了起来，宣布俄罗斯的要求“不可接受”，但大公拒绝修改他的要求。终于，在漫长的拖延之后，缅什科夫大公于1853年5月21日的中午乘船起航，途径博斯普鲁斯海峡驶入黑海。
缅什科夫大公
与此同时，沙皇的徽记和俄罗斯帝国的鹰徽也从富丽堂皇的大使馆门上取了下来。抵达敖德萨之后，缅什科夫大公不得不派人给沙皇送信，告知自己的外交任务已遭失败。实际上，两国和平至此已告终结，但战争尚未开始。
随后俄军渡过了普鲁特河，未遇抵抗就占领了已被沙皇宣布为被保护国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大公国。英国的战舰和一小支法国舰队北上来到了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处。
就这样，强大的英国舰队监视着实力强劲的俄罗斯陆军，双方此时都在展示武力，并非要诉诸战争。俄国人仍然希望能够威吓土耳其人，逼迫他们让步，哪怕能为沙皇挽回一点面子也好；英国人则坚持采取温和的态度，希望通过欧洲四国共同协商的方式和平解决问题。
此时的外交活动主要由两部分组成。首先，奥斯曼帝国礼貌地回绝了圣彼得堡发来的一份充满恶意的照会，随后在斯特拉特福德的支持下起草了一份照会作为答复，并交由维也纳的四国委员会转交给圣彼得堡。
这份照会被人称作“奥斯曼帝国最后通牒”。照会的内容是苏丹新近颁布给国内宗教少数派的一些法令，这些法令通过法律协议的形式永久性地承认了赋予希腊东正教会的特权，并且由欧洲四大国作为协议的见证人。
但是，这份照会并没有被转交到沙皇手中。送抵维也纳之后，这份照会就被与会的四大国扣了下来。他们起草了一份维也纳照会，取代了土耳其人的照会。在新照会的起草过程中，并没有咨询过斯特拉特福德的意见。
最终沙皇同意接受奥地利的调停，但苏丹拒不接受调停。因为维也纳照会要求奥斯曼帝国在修改其义务条款时必须事先征得俄法两国的同意，这份照会中暗示了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这份照会让土耳其人格外感到自己受制于人，还允许俄罗斯像过去一样插手苏丹及其基督徒臣民之间的事务。因此，先前批准了奥斯曼帝国最后通牒的苏丹大议事会议此时达成了一致意见，拒绝接受维也纳照会。
由于奥斯曼帝国拒绝了维也纳照会，英国政府对斯特拉特福德十分不满，甚至考虑要求他辞职。与此同时，天平开始不可避免地滑向了战争一侧：9月，伊斯坦布尔爆发了示威活动和暴乱。
在战争大臣的鼓励下，谢赫伊斯兰同意在一座清真寺里公布文告，要求政府向俄罗斯宣战。同时，乌理玛的数百名成员在大量神学学生的支持下起草了一份宣言，要求苏丹和他的内阁履行宗教义务，发动圣战。
法国皇帝拿破仑一开始就在东方问题上采取好战姿态。现在，法国大使依然贯彻着这一政策。他向奥斯曼帝国政府表示了对外国居民安全的担忧，并且在奥地利大使的支持下，要求斯特拉特福德同意让英法联合舰队继续北上，开进伊斯坦布尔。
拿破仑
斯特拉特福德没有理会法奥两国大使的要求，他很清楚，这样做会导致战争的爆发。他只同意让两艘英国蒸汽船和两艘法国蒸汽船北上，加入已经停靠在金角湾里的船只。而它们的到来却带来了意想之外的效果：暴乱的热情逐渐平息，乌理玛中负有罪责的成员被放逐。
但埃尔奇的和平诉求未能如愿。在暴乱平息的消息抵达之前，伦敦在9月中旬得到了沙皇拒绝接受土耳其人对维也纳照会的修改意见的消息。与此同时，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勋爵通过德文报章获悉了俄国大臣涅谢尔罗迭对照会的私人解读。
涅谢尔罗迭
涅谢尔罗迭认为，根据照会中的条款，土耳其人不仅要保障希腊东正教会的豁免权，还必须“考虑到俄罗斯人对与他们同样信仰的奥斯曼帝国臣民的主动关切”。这一消息的披露彻底揭露了俄罗斯对奥斯曼帝国的真实野心，而英国政府此前一直未能领悟到这一点。
克拉伦登谴责说，俄国的动机过于强暴。现在，他终于承认了斯特拉特福德早就看透的事实：土耳其人有完全正当的理由拒绝接受维也纳照会。英国媒体强烈反对沙皇的所作所为，要求英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英法两国政府放弃了维也纳照会，并且谴责了俄罗斯。
就这样，英国的政策突然发生了逆转，并且不可避免地从追求和平进一步滑向了诉诸武力......
参考资料：《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六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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