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老家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某家人无儿无女，多年来人情份往只出不进，一遇邻居亲戚婚丧嫁娶便急的焦头烂额。一日，家里女人见猪圈即将产崽的母猪突然心生一计——何不以此为由办场满月酒呢？于是广发请帖，大摆宴席，这才将多年散去的礼金收回不少，缓解了经济上的巨大压力。
这听起来十分荒诞，至少没人相信是真的，但只要赶上份子钱支出的频繁月份，总有人会拿出来讲上几遍。而这则颇具黑色幽默的故事之所能流传开来，既有自嘲的意味，也是当下农村社会人情困境的缩影。
随份子的习俗具体起源于哪朝哪代已不可考究，普遍认为其在民间的发展源自明太祖朱元璋发布的《教民榜文》，该榜文规定：“乡里人民，贫富不等。婚姻死伤吉凶等事，谁家无之。今后本里人户，凡遇此等，互相周给。”
在那个普通百姓大多只能勉强糊口的时代，这样的民间互助形式能为置办不起彩礼甚至无钱下葬的人带来少有的身为人的体面与尊严。
虽然在成祖死后，榜文即遭废除，但这种具有明显优势的社会习俗却沿袭下来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民间保留着原本的内涵，直到进入现代社会，互助逐渐演变为一种隐形负担。
以我老家为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份子多以物为主，比如米面粮油、热水瓶、洗脸盆等，特殊时期关系亲近者也会送票。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土地生产由粮食作物变为经济作物致使生活水平提升之后，金钱开始占据主流。
起初只是5块到10块，至九十年代末，变成了10块到50，到了二十一世纪，则上涨到50至100，如今二十年过去了，凡遇婚丧嫁娶之事，都是300起步。
与此同时，各类名目也多了起来，除了红白喜丧，亦有乔迁、大寿、升学等，几乎月月难逃，逢毕业季、农历大期、正月时节，更是一天要走好几家。
一边是每年万元甚至数万元的开销，一边是动辄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红白喜丧空白期，这对于普通农村家庭而言，无疑是巨大的负担。
这也就有了开头故事里的一幕，女人的行为看似荒诞却又合理。虽然不会有人真的厚着脸皮这样去做，但被逼无奈之下，类似的做法也不是没有，比如36岁做寿、满月酒与周岁各办一次等等。
按理来说，如若膝下无子女或是长辈已不在，便没有继续随份子的理由了，然而现实远比想象的复杂。
尽管中国脱离传统社会已经百年有余，但很多时候依然是以熟人社会的基本逻辑运行的，特别是农村。而随份子作为一种传统的社交活动，看似只是金钱与人情上的你来我往，实则却是确立农村地位、维持人际关系的重要方式。
一个外来户只要积极参与邻里间的红白喜丧便能快速融入，得到较好的名声，而一个本地人如果频繁缺席，则会被其他人在暗地里指指点点，落下一个自私小气、不好相处的坏印象，甚至遭到排挤，难以立足。
因此，任何人都不敢错过人际网里的重要礼事，哪怕他去年刚搬过家，今年又要结婚，你也不得不去，不然轻则邻里疏离，重则亲戚反目。
在这种情况下，彩礼账簿便成了一个农村家庭最重要的资产之一。
想要知道一个农村社区成员的亲疏关系，只要打开彩礼账簿看看就能一目了然，通常来说，随礼金额的大小决定了彼此之间的亲密程度。
除此之外，账簿所记载的也是金钱关系，或者说是一种另类的债务往来。谁欠我多少，我欠谁多少，这种债务的出入往往作为下一次份子金额大小的参考。
但由于家庭之间的差异，这种出入是不平衡的，就像前文所述，有的家庭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难收一次份子，而有的家庭则礼事频繁。
对于前者而言，随出去的钱相当于沉没成本，在收回之前不得不继续维持下去，而对于后者，情况也没有十分乐观。
一来，随份子并不是雨露均沾，很多时候存在重复在同一人处随好几次份子的情况，而到了收分子时，往往却只能从此人处收到最后一次份子的数额，大方一点的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上一些，除非日后再无礼事，否则不会一次还清，正所谓来日方长。
加之时间跨度太久带来的通货膨胀（十年前的100与现在的100不可同日而语），导致收入抵不了支出。
二来，收份子之时则意味着下一轮随份子的开始，关系亲近者一般还要加钱以示诚意，这使得其后几年在此的开支会显著增加，换言之，收份子虽能缓解燃眉之急，但终究要全数散尽。
因此，在看似风光、人头攒动的流水席间往来的，都是随礼习俗的受困者。
近几年，很多人都呼吁要整治这一农村乱象，但显而易见的是，这并不容易，因为它不是简单的几个人的债务关系，而是整个农村人口之间借由习俗、金钱、人情与社会关系所构建起来的错综复杂的巨网，牵扯着无数人的利益。
只要熟人社会的底色还在，那这一症结就难有痊愈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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