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复刻的四渡赤水，是毛主席一生中最为得意的军事杰作。
三个月时间，六次穿越三条河流，转战川贵滇三省，使红军得以在敌人密不透风的围追堵截里跳出，取得了战略转移的重大胜利。
但也正因如此高强度的机动作战，使得很多无法理解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将士们，产生了不小的情绪。
将士有情绪，这可以理解，因为每个人的战略眼光高低不同，对于事情的看法也不同。
毛主席的战略构想极具想象力，根据最新的情报，会有非常多的紧急命令，会有非常多的惑敌手段，但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出于保密的需要，是不可能细细跟官兵们讲解的。
所以从执行层面来说，下边的人确实不容易做到，因为很多将领都跟不上他的思路。
而要保持极高的机动性，就意味着要不停地奔袭、突击、躲避、转移。
连续的急行军、长途转战，很容易使人在精神与肉体上都承受着巨大压力，很多官兵都觉得，这仗打下来累死累活，所以有情绪也是很正常的。
因此在渡过金沙江之后，红一军团长林彪怀着满腔怨气，就给组织写了一封信。
林彪是个比较寡言的人，所以很多时候，他会以书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
譬如井冈山时期，由于革命困难，林彪心中有很多类似于“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井冈山的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疑问，他将这些情绪落到纸面，向毛主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感觉前途渺茫，当前形势危急，不如各自下山打游击各寻出路。
毛主席花了几天时间，写了一封七千字的回信，该信即是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之后，林彪又一次困惑了，他觉得组织上的战略意图总是变来变去，总是不明确，感觉部队都是走冤枉路、回头路，这是走弓背不走弓弦，这样太累太苦。
所以，林彪有意见：“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这样的领导指挥怎么行呢？”
满腔怨气的林彪与彭老总通了电，大概意思就是说：“现在的领导不行，再这样下去要失败的，你出来指挥吧，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这一通电话，彭老总并没有放在心上，他拒绝了林彪的提议。
林彪在打这个电话的时候，聂荣臻、左权、罗瑞卿等人都在旁边，聂荣臻听了很是生气，也毫不客气地对林彪说道：“你是什么地位？怎么可以指定统帅？我们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如果你擅自指挥部队行动，那我就以政委的名义，下令让部队不执行你的命令。”
气头上的林彪并不搭理聂荣臻，而是立即又写了一封信，内容主要就是说：“毛、周、王随军主持大计，不要直接指挥军队，前敌指挥应该由彭德怀出任，并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林彪将信写好之后，想让聂荣臻等人与他联名，但聂荣臻拒绝在上边签字，林彪便自己署了名，派人递交给中央。
收到林彪的信，组织上极为重视。
为什么？
因为此时距离遵义会议过去才四个月，遵义会议上刚刚确定的新的领导组织，此时就遭到了红一军团长林彪的质疑，并指名道姓让“军事三人团”不要指挥军事，这可是大事。
组织上意识到，部队已经出现严重的思想问题，必须要马上召开扩大会议进行商讨、解决。
我们为什么说，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呢？
我们先来看看，在过去这几年时间里，毛主席的处境与红军的处境吧。
自赣南会议（1931年11月）后，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被剥夺，没法再插手军务。
到宁都会议（1932年10月）时，毛主席诱敌深入的战略被认定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向农村发展的主张被认定为“消极怠工”，被撤销了几乎所有的职务，党权与军权几乎都被一撸到底。
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由于李德、博古等人的错误领导，红军也陷入了最为艰难的时刻。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红军被迫长征。
1934年12月，湘江一役，红军几乎全军覆没。
直到黎平会议（1934年12月），博古独断专权的地位被取消之后，毛主席才重新恢复了一些军事建议权。
但也仅仅限于建议，他可以参加军事会议并发表看法，但没有下达具体军事命令的权利。
猴场会议（1935年1月）后，李德彻底下台，组织上重新恢复了集体领导军事的制度，即遇到军事问题大家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但这个看似“民主”的军事指挥制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不懂军事的人也可参与讨论并参与决策，这就非常容易贻误战机，甚至是搞出各种错误的军事命令。
第二次渡过赤水之后，因为打鼓新场的问题，毛主席与其他人发生了严重分歧。
林彪提议进攻打鼓新场，并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支持，毛主席是反对攻打打鼓新场的，但毕竟少数服从多数，气得他直言：“你们硬是要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我就不干了。”
夜不能寐的毛主席在半夜里提着马灯，找到周恩来与朱德，继续阐述自己对情报的判断与考虑，终于获得二人支持，并成功说服了大部分人，打鼓新场不打了。
事实证明，毛主席是正确的，因此在第三次渡过赤水之后，取消了“军事决议民主制”，由毛主席 、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军事三人团”成立，毛主席拿到了军事指挥权。
这才有了第四次渡过赤水、佯攻贵阳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等一系列神之操作。
由此不难看出，在革命的道路上，要确立一个真正的领袖，要在组织里真正地巩固住正确的军事领导，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
此时如果放任林彪的情绪不管，那么革命可能就会出现新的波折，又走上了曲折的弯路。
林彪的错误认知问题，是必须要马上解决的。
1935年5月12日，由张闻天主持，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等人参加的会理会议召开。
这次会议主要是两个事情，第一是大家达成了一致意见，即确立了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规划，第二是毛主席在会议上驳斥了林彪的错误思想与反对意见，巩固了军事领导地位。
我们主要说的，是第二件事。
当时我军虽已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但形势并不明朗，追兵仍是近在咫尺。
在如此紧张的对敌形势下，会议对于林彪这封信的来龙去脉，其实并没有多余的时间去作更加细致的调查。
对于来自林彪对自己军事能力的怀疑，对于林彪所谓的“走弓背不走弓弦”谬论，毛主席给予了驳斥：“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但对于林彪写信的动机，毛主席是执怀疑态度的，他认为林彪这样一个“娃娃”，不可能会直接指名道姓地让他下台，并在信中直接点名“军事三人组”，让他们不要参与军队指挥，而是建议将指挥权交给与林彪同级的、红三军团长彭德怀。
毛主席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怀疑，理由是很充分的，因为林彪在写信之前，是先给彭老总通了电话讲过这个事情的，并当着聂荣臻等人的面，讲了很多不符合组织原则的话。
也确实，任谁看到这样的一封信，都难免会浮想联翩。
所以，毛主席在会上指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
当时的风气，就是大家有什么就说什么，有不同意见有不同观点都可以说，吵到面红耳赤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大家都习惯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既然毛主席把这个质疑抛了出来，如果彭老总能在这个会议上，当面锣对面鼓地把这个事情给说清楚，那这个事情也就圆满解决了。
但面对毛主席的质疑，彭老总并没有解释清楚，兴许是没有太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他只是简单地说林彪的信他也是会上才得知，事前并不清楚。
显然，这样的说辞，就有点不把这个事情当事了，因为林彪给彭老总通电话的事，聂荣臻、左权、罗瑞卿等人是知道的。
彭老总没有解释，林彪也没有替他辩解，这事似乎也就这么算了，但事实上却没能消解掉这其中的误会。
后来一直到了1959年，林彪才首次公开讲明，他写这封信与彭老总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有这么一种现象，就是有些人会通过这个事情，与后来的一些事情一结合，就盲目联想这里边会有什么联系。
事实上，这种盲猜是荒谬的，也是浅薄的。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猜测，那就是还没有领悟这一场会议召开的初衷。
彼时的敌我形势，是红军虽然跳出了包围圈，但追兵已至金沙江，与会的彭老总等将领，甚至都没等到会议的结束，就要赶着去前线了。
所以会议的召开，绝不是为了一封信，或是为了一个人，甚至都不是针对这个事情本身，这是一群带领新中国站了起来的将帅，格局与胸襟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会议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两个，一个是确定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规划，另一个就是要通过这次会议稳定军心，再次树立并强化“军事指挥权力的集中”这样一个理念，巩固遵义会议的正确决策与成果。
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必然有着伟大的格局，他的所有动作，都是根植于全局的。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林彪的这封信，也确实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我们在上边文中也说了，即便是吵到面红耳赤也好，问题既然抛出来了，那还是应该要解决的。
通俗一点讲，就好比我们在职场上，如果有人拿我们的名义去对抗领导，领导在会议上当面把这个事情摆出来了，那是否得重视一下？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总该要解释清楚，因为我们说了，这不是针对一封信的问题，而是生死存亡之际要团结全军、维护正确路线的问题。
对于这个事情，彭老总后来也回忆说：“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没打好，我也有些烦闷，只想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后来也没有再去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同志谈过此事，这是我的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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