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钟声在天安门广场响起，亿万中华儿女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然而，在这激动人心的开国大典上，虽有国旗高高飘扬，国歌铿锵奏响，却唯独缺少一个象征新生共和国的国徽。
作为国家的象征之一，国徽不仅代表了国家的尊严和主权，更是新中国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体现。
然而，这一重要的国家标志在开国大典上却未能如期亮相，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各项国家象征的设计与确定成为了当务之急。
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国徽的设计与制作，指示相关部门和专家团队反复讨论、设计、修改，力求完美。
设计国徽的过程不仅涉及艺术创作，更是对新中国政治理念、民族精神的深刻诠释。
为确保国徽的庄严富丽、符合国家形象，设计团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心血，经历了多次调整与完善。
那么，新中国的国徽设计为何迟迟未定？在这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与动人故事？
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百废待兴，各项国家象征的设计与确定成为了当务之急。
作为国家的象征之一，国徽不仅代表了国家的尊严和主权，更是新中国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体现。
国徽的设计，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更是对新中国政治理念、民族精神的深刻诠释。
因此，设计一个庄严富丽、符合国家形象的国徽，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就是拟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和国歌。
会议决定，由筹备会常委会下设的第六小组负责拟定这些国家象征的设计方案。
第六小组由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著名教育家马叙伦任组长，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和著名作家沈雁冰任副组长。
自此，国徽的设计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在1949年9月25日晚，中南海丰泽园的会议室灯火通明，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在与相关专家讨论国徽的设计方案。
当时，中央美术学院的张仃和全国政协的钟灵已经提交了5个设计图样。
然而，毛泽东和与会者在仔细审阅这些方案后，发现它们存在许多问题，甚至有人认为这些设计图案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徽过于相似，缺乏新意和独特的中国特征。
毛泽东微微皱着眉头，沉思片刻后，缓缓说道：“同志们，设计国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个能够真正代表新中国的国徽，而不是简单的模仿其他国家的设计。”他环视了一圈，与会者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随后，毛泽东继续说道：“目前的设计方案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我认为马上拿出一个合适的国徽方案是不太现实的。我们可以慢一点，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原小组继续存在，再去设计。”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于是，国徽设计工作暂时推迟，但并未停止，设计团队继续努力，力求设计出一个符合新中国形象的国徽。
毛泽东的这一决定，不仅体现了他对国徽设计的高度重视和慎重态度，更为后续国徽设计的完善和改进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和机会。
1949年7月15日至26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了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名义发布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词）谱启事（草案）》。
启事明确提出了对国徽设计的三条基本要求：（1）体现中国特征；（2）体现政权特征；（3）形式庄严富丽。
这一启事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各界人士踊跃参与，纷纷提交自己的设计方案。
为了确保国徽设计的广泛性和代表性，筹备会还特别邀请了一些专业的艺术家、建筑师和设计师参与设计。
整个征集过程公开、公平，充分体现了新中国对民主和创新的重视。
在国徽设计的征集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设计团队和个人。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大设计力量分别是清华大学营建系和中央美术学院。
这两个团队分别成立了专门的国徽设计组，承担了设计国徽的重任。
清华大学营建系的设计组由梁思成领衔，成员包括林徽因、莫宗江等著名建筑学家和教师。
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在中国建筑学界享有盛名，他们不仅在学术上造诣颇深，更有丰富的设计经验。
中央美术学院的设计组由张仃领衔，成员包括张光宇、周令钊等著名美术家和教师。
张仃曾参与过政协会徽和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的美术设计，具有丰富的实际操作经验。
1949年9月25日，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会议室内，毛泽东和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一次关于国旗、国徽、国歌设计方案的座谈会。
会上，中央美术学院的张仃和全国政协的钟灵提交了他们设计的5个国徽图样。
这些图样以简洁大方的风格，分别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特征和新政权的象征。
然而，毛泽东和与会者在仔细审阅这些设计方案后，发现它们存在许多问题。
有人认为，这些设计图案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徽过于相似，缺乏新意和独特的中国特征。
还有人指出，图案中的一些元素过于复杂，不符合国徽庄严、富丽的要求。
毛泽东在讨论中指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真正代表新中国的国徽，而不是简单的模仿其他国家的设计。国徽必须体现我们国家的独特性，体现我们的文化和政治理念。”他的话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同。
第一次提交的设计方案虽然没有得到通过，但它们为后续的设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参考。
对于张仃的设计方案，他的设计以红色齿轮和金色嘉禾为主要元素，象征工农联盟。
齿轮上方置五角金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虽然这一设计方案在结构上较为简洁，但被认为与政协会徽过于相似，缺乏独特性。
而钟灵的设计方案采用了天安门图形为主体元素，外圈仿政协会徽形式。
这一设计虽然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但被认为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国徽过于接近，且缺乏庄严感。
其他设计方案虽然各有特色，但大多存在元素过于复杂、不够庄重等问题。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清华大学营建系和中央美术学院的设计团队进一步深入研究，不断修改完善设计方案。
各方力量在充分交流和讨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更加成熟的设计思路。
那么，这些设计团队在后续的工作中，又是如何一步步接近最终的国徽设计方案的呢？
对于清华团队而言，清华大学营建系在国徽设计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个设计组由梁思成领衔，主要成员包括他的夫人林徽因和其他著名建筑学家如莫宗江等。
梁思成团队的设计灵感源于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革命精神的结合。他们的设计方案以民族形式的玉璧为主体，配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等元素，力求在图案上体现出新中国的庄严与辉煌。
林徽因在设计中首次将国旗上的五颗金星设计入国徽图案，这一创意极大地丰富了国徽的象征意义。
中央美术学院的设计组由张仃领衔，主要成员包括张光宇、周令钊等著名美术家。他们的设计方案大胆采用天安门图形为图案主体元素，外圈仿政协会徽形式，体现了新中国的革命精神和历史传承。
中央美术学院的设计方案以红色齿轮和金色嘉禾为主要元素，象征工农联盟。
齿轮上方置五角金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
这一设计简洁大方，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两个设计团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中，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设计方案。
清华大学的设计方案注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强调文化与历史的传承；而中央美术学院的设计方案则注重简洁大方，强调革命精神与工农联盟的象征。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设计以玉璧为主体，配以五星、齿轮、嘉禾等元素，寓意深刻，具有浓厚的中华文化特色。
而张仃的设计则大胆采用天安门图形为主体，配以齿轮和嘉禾，具有强烈的革命象征意义。
这些设计不仅在形式上各有千秋，更在内容上各具深意。
在设计过程中，周恩来多次对两组设计方案进行指导，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梁思成也在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设计国徽时，要有三点注意：“国徽不能像风景画，以天安门为主体，把它程式化，而不是风景化；国徽不能像商标，力避轻率之感；国徽必须庄严。”
经过多次修改和完善，两个设计团队的方案在风格和创意等方面逐渐趋同。
清华大学设计的国徽第一式与第三式合并，用第一式的外圈，用第三式的内容，再整理绘制。
6月17日，清华设计组提交了新的修改方案，用国旗以及国旗映照下的天安门来表达新中国的政权特征。
整个大红的底色上，五颗金色的五角星，仿佛一面巨大的国旗悬挂在天幕上；在天安门正面图的衬托下，五星红旗显得更加壮观、庄严。
在1950年6月20日的评审会上，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两个小组设计的国徽图案并排悬挂起来供委员们评审。
经过多次修改完善，两个设计组给出的国徽图案定稿在风格和创意等方面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趋同。
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一句话打破了僵局：“清华大学设计方案中的天安门生动、逼真，看上去感觉深沉，天安门前的广场也感觉非常开阔。”听了他的话，周恩来频频点头，指着清华的第二图说：“就定它吧。”
确定国徽图案后，制作国徽模型成为当务之急。
因为国徽要悬挂在建筑物的上方中央，必须从平面设计转化为立体浮雕模型。
中央决定将这一任务交给清华大学营建系，由雕塑教授高庄负责国徽浮雕模型的设计和定型。
时间紧迫，高庄和他的团队克服了重重困难，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国徽模型的制作。
195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崭新的木质国徽首次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金光闪闪的国徽引得广场上的人们驻足仰视，成为当时最为引人注目的景象之一。
尽管木质国徽在制作上已经非常精美，但由于木质材料的限制，木质国徽的使用寿命较短。
1951年，随着新中国的建设步伐加快，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木质国徽因其材质问题面临着风化和损坏的风险。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决定制作一枚更加坚固耐用的金属国徽。
经过多方考察，最终决定将这一任务交给位于东北的沈阳第一机床厂。
沈阳第一机床厂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重点企业之一，拥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一支技术精湛的工人队伍。
接到任务后，厂领导高度重视，迅速组织了一个由厂内最优秀的技术人员和工匠组成的专门团队，负责金属国徽的设计与制作。
制作金属国徽首先需要将原有的平面设计图纸转化为三维立体模型。
设计团队通过反复研究和讨论，确定了最终的立体设计方案。
金属国徽的制作过程极其复杂，需要经过多道工序。
首先是铸造阶段，工人们将铜料熔化后注入预先准备好的模具中。
铸造完成后，工人们开始进行打磨和抛光工作。
这是一个极其耗时且需要高度耐心的过程。
接下来是镀金工序。
这一步骤不仅是为了增加国徽的美观度，更是为了提高其耐久性。
工人们在国徽表面均匀地镀上一层金，经过多次反复处理，使国徽表面呈现出金光闪闪的效果，象征着新中国的辉煌与荣耀。
1951年5月1日，经过数月的辛勤工作，沈阳第一机床厂终于完成了这枚金属国徽的制作任务。
在举国欢庆的劳动节这一天，新的金属国徽被庄重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替换了原有的木质国徽。
新国徽的金光闪闪，引得广场上的人们纷纷驻足仰视，成为当天最为瞩目的景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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