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功本是日本精心培养的高级间谍，然而，在抗战时期，他却为中国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身份暴露后，他本应被日本判处死刑，但因一件事，他竟能安然无恙地走出监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中西功是日本三重县人，他因成绩优异，获得日本政府公派留学的机会，前往上海的中亚同文书院学习。
这所中亚同文书院表面上是进行中日文化交流的学校，实则是日本培养间谍的基地。
在这里，精挑细选的日本青年不仅要学习中国的文化、经济、政治和历史等知识，还要接受严格的间谍训练。毕业后，他们会被分配到各个领域，成为为日本效力的高级间谍。
王学文是中西功的国文老师，他早年曾赴日留学，先后在东京同文书院和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深造，对日本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同时，他还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大学者。因此，日本政府聘请他担任中亚同文书院的国文教师。
然而，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王学文还有另一个身份——地下党员。他到中亚同文书院任教是经过组织批准的，目的是发展日本的进步青年。
在日常教学中，王学文时刻关注着学生们的思想动态，善于抓住一切机会，在讲述中国历史现状的同时，适时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在他的影响下，日本学生对中国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共产主义思想也有了一定的认识。
中西功受到王学文的影响最为深远。
在日本国内，出身贫寒的中西功从小就目睹了封建权贵对劳苦大众的剥削和压迫。随着读书阅历的增加，他对社会的贫富差距和矛盾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在聆听了王学文宣传的共产主义思想后，他认识到了军国主义的黑暗，同时对共产主义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出于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中西功在学校里与进步学生们成立了秘密的革命组织“日支斗争同盟”，并多次参与学生运动。
尾崎秀实把他获取的战略情报，一方面暗中发往莫斯科，另一方面通过中西功，转达至中国延安。
1938 年，中西功所在的日本情报机构迁至上海。鉴于中西功在情报分析等领域表现卓越，故而晋升为“满铁上海调查处”主任。
同年，中西功与王学文重新取得联系，且在王学文的引荐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中共在上海构建了一个以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为核心的红色间谍网络，并且成立了特别调查班，其中成员大多是像中西功这般潜伏在日本重要岗位的日籍情报人员。
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确实是一对完美的间谍搭档，他们利用身份，打入到日本在华的司令部，从而搜集到大量极具价值的战略情报，而这些情报也被他们提供给中央的地下组织，并传达到远在延安的中央机关。
周恩来正是在这段时间，对中西功有了很深的印象。
他说，每次听中西功的报告，总有一种直接和陆军本部的参谋们共同讨论的错觉。可见中西功在战争情报方面提供得何其详细。
也正是因为中西功的情报，许多日本人还没有发动的军事行动，中央就提前做好了应对措施，让日本人的行动未能得逞。
除此外，像汪精卫秘密访日，和日本收买大汉奸丁默邨等重要情报，也都被送到了中央机关。
此外，尾崎秀实在东京搜集的重要情报，依然会通过中西功，转发给中央机关，如此让中央机关对日本政府及军队的情况都了如指掌。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不他就进军西伯利亚，和希特勒联手攻打苏联，要不他就把战线拉长，南攻东南亚，但如果南下，必然就会在太平洋与英美有一场恶战。
日本的战略方向，就成了苏联最为关注的内容，毕竟此时的苏联被德军打得并不好受，如果再加上一个日本，他们的国家就岌岌可危了，因此苏联派出大量间谍到东京，想要打听到日本更确切的情报。
中央机关对此也很关注，于是把打探情报的任务交给了中西功。
中西功最先是联络尾崎秀实，结果是一个陌生人接听了电话，好在他足够机智，立刻挂断了电话，因此没有暴露身份。后来他才得知，佐尔格暴露后，与他合作的尾崎秀实等人也相继被捕。
很快，中西功就接到了一个叫“白川次郎”的人从东京写来的信，信中只写了“迅速西去”。“白川次郎”是尾崎秀实曾用过的笔名，因此中西功立刻就明白了这封信的意思。
但他深信尾崎秀实不会出卖他，所以他并不打算马上就避走延安，反而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日本，并在那里巧妙地打听到了日军南下的决定。
中共机关在收到情报后，立刻传达给了苏联，而斯大林在得知日本的动向后，立刻对军事作了相应调整，最终让岌岌可危的苏联，反转了局面，并取得胜利。
实际上，此时的中西功已经引起了日本情报部门的警觉，但中西功着实是不可多得的卓越间谍，日本情报部门因而也格外慎重。一方面，他们在暗中对他展开调查；另一方面，又不断派人对他进行隐秘监视。
此时的中西功也察觉到了危险，但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红色间谍网，目前还没有合适的人来接管。而且他深知，倘若离开上海，可能就没有机会再向中央机关传递情报了。所以，他抱着视死如归的心态，依然频繁出入调查部，并以更为精妙和审慎的方式，持续输送有价值的情报。这样的状况持续了约半年，日本情报部门仍然没有对中西功采取行动。
1942 年，中西功以“从军调查员”的身份，随即将发动浙赣战役的日本军队离开上海。然而，当他到达杭州后，却被日本特高科的特务拘捕，并被押送至东京受审。
就在中西功被捕后，西里龙夫也在南京被捕，而特别调查班的情报人员也相继身陷囹圄。
日本特高科成功摧毁了一个由日本间谍组成的大型红色间谍组织，此事曝光后，日本政府上下大为震惊，时任首相的东条英机更是怒不可遏，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从中西功等人口中获取有用的信息。
然而，无论是严刑逼供，还是好言相劝，中西功都只承认他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才向中共提供情报。并且，对于他的联络员是谁，即使被打得内脏出血，他也坚决不肯透露姓名。
不仅如此，中西功还反过来向审讯人员宣扬共产主义思想，并结合日本的社会阶级现状进行分析。这些与军国主义截然不同的理念，竟然让审讯他的人员都听得津津有味，同时对他为信仰而无畏生死的态度心生敬意。
中西功在宣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时，总是不忘向审讯人员强调，再过 3 年，日本就会战败投降，那时他就能昂首挺胸地从这里走出去了。
中西功不仅在鸭巢监狱里收获了一批追随者，在东京法庭上他也不忘宣扬自己的信念。
当东京法庭以“叛国罪”对他进行审判时，他大声表示，他这样做只是为了阻止日本继续发动侵略战争。只有停止战争，才能让日本民众摆脱战争带来的苦难，而中日友好才能造福两国人民。
尽管中西功的说辞，让人无以反驳，但东京法庭还是宣布对他判处死刑。
在等待行刑的日子里，中西功表示要在死前写一部《中国共产党史》，好把他从中国共产党那里学得的宝贵思想传给后人。
监狱人员立刻向政府高层汇报了这一情况，政府高层对中西功会写些什么也很好奇，因此同意了他的请求。
从那以后，中西功一边写，政府高层及监狱人员就一边看，结果中西功越写越多，而这些日本人也越看越觉得有意思。
后来，中西功又提出必须得让判死刑的西里龙夫给他整理资料，这样才能写得更完整一些。
此时，中西功这本怎么也写不完书已经迷住了那些日本人，于是他们马上同意了中西功的请求。
就这样，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一直写到了1948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那一天，可他们的书还没有写完。
政府高层这时才恍然大悟，他们被中西功给耍了，于是气极之下，给他们判处了无期徒刑。
不过，太上皇麦克阿瑟在接管日本政府不久，就以“政治犯”的罪人身份，赦免了中西功和西里龙夫。
1972年，周恩来向中西功发出访华的邀请，这让老62岁的中西功激动不已。
自从离开中国后，他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常常想找机会再回到旧时战斗过的地方去看一看。然而就在中西功准备动身的时候，却被医院查出患上了癌症，并且还是晚期，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1973年，中西功因病去世，而他想要前往中国的愿望，最终由他的妻子中西方子替他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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