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注定要载入史册。这一天，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一幕，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这场长达十年的动乱。消息传出，举国欢腾，亿万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而远在“软禁”中的邓小平，也在第一时间获悉了这一消息，他兴奋地对妻子卓琳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这看似平静的一句话，却饱含着邓小平无尽的辛酸与期盼。自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以来，邓小平遭到“四人帮”的疯狂攻击，被撤销一切职务，“软禁”在家，他的人生也跌落至谷底。而此时，当他得知“四人帮”被粉碎，心中激荡着的是一种久违的释然，是对于未来重新燃起的希望之光。
然而，邓小平的兴奋，却与华国锋的谨慎形成鲜明对比。尽管邓小平对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表示衷心拥护，并表达了对粉碎“四人帮”的喜悦之情，但华国锋却始终没有理会邓的信件，暂时也未曾考虑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
华国锋的谨慎，并非毫无缘由。毛泽东在弥留之际，曾留下三句话给华国锋：“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这三句话，成为了华国锋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政治基石。其中，“照过去方针办”，就包括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任务。
华国锋固然希望尽快结束“文革”的动乱，但也担心过快地改变毛泽东的路线，会引发新的政治风波，进而影响到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局面。因此，他一方面强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另一方面则默许了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对小平同志复出的建议。
1976年10月，华国锋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决定。此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等人前去探望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而邓小平则表示自己年事已高，愿意做顾问。
然而，邓小平的复出之路，远非想象中那般顺利。1977年1月，北京街头出现大字报，令高层十分紧张，他们担心这些言论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局面。
为了稳定局势，华国锋最终同意发表一篇社论，引导人们“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在起草过程中，出现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的出现，并非华国锋的个人意志，而是当时高层为了维护毛泽东思想权威，稳定社会局势，所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它既不是针对邓小平复出，也不是为了继续“批邓”，而是针对当时社会上种种不安定因素。
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尽管并没有放弃“阶级斗争，但他并非一味地“只革命、不生产”，而是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并积极关注人民生活。
他意识到中国经济需要“解放生产力”，并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他鼓励人们“出去考察一下，看看国外有什么好东西”。
华国锋的改革意识，更体现在他积极推动技术引进和对外经济合作方面。他支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学习外国的管理经验，并提出“要利用价值法则，加快资金周转”，甚至赞成“让外国剥削一点去，干翻身有什么不好？”
1978年，邓小平提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虽然华国锋对一些问题仍然持谨慎态度，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接受了邓小平的观点。
所以，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时，负责主持会议的华老表现出了极大的包容和宽厚，他允许与会者畅所欲言，并接受了很多与会者提出的意见，最终促成了这场历史性的会议。
然而，华国锋的包容和宽厚，也导致了后来的局势发展超乎了他的预料。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之后，逐渐成为党的实际领导人，华国锋则逐渐淡出了舞台。
华国锋主政虽然只有短短四年零八个月，但在期间，他成功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革”的动乱，为中国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倡导改革开放，积极推动技术引进和对外经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可以说，在当时的特殊形势之下，没有华老的开明和锐意进取，也就难有后来邓公的顺利复出，也难以促成后来的改开局面。至少从这个层面来看，华老在历史转折的关口显然是一位被低估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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