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9月22时06分，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次日，我国主席就此事向韩国当选总统文在寅致电，不由得让人想起20世纪90年代钱其琛推动中韩建交的往事。
其实，在钱其琛晚年时，他就在所著回忆录《外交十记》中详细讲述了中韩建交的经过，其中，他还特别提到1992年他奉命赴朝鲜向金日成通报中韩即将建交的决定。之所以有如此行动，也是因为我国不希望会影响到中朝之间的友谊。
钱其琛赴朝通报
早在1945年朝鲜半岛划出一条受降分界线，规定北部为苏军受降区，南部为美军受降区之后，北朝鲜和南朝鲜也即如今的朝鲜和韩国就再也不可能“和好如初”。
相反，在之后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苏联扶持的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朝鲜与美国扶持的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韩国之间的矛盾越发加剧，最终爆发了一场局部热战。即便是朝鲜战争落下帷幕，两国也彻底站到了对立面。
正因为如此，中国和韩国的关系，多年来在中朝关系中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如无必要，我国都会尽量避免涉及。
但20世纪80年代，基于一定的国内外因素，我国决定松动与韩国的关系。此时，为避免产生误会影响中朝关系，我国但凡有较大的行动，都会主动向朝鲜方面通报，尽力做好朝方的工作。
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朝韩同时加入联合国，随后一些东欧国家也陆续和韩国建交，中韩建交的条件终于成熟，双方开始启动谈判建交，在这个最“敏感”的时候，我国更是格外重视对朝工作。
彼时，朝鲜和韩国双方其实也已经有了高层接触，但从中朝友好关系考虑，我国还是认为应该就中韩启动谈判建交工作一事向朝鲜方面正式通报。
此事事关重大，中央认为在通报朝方时有必要以一些形式表现出对朝鲜主席金日成的尊重，如此也有利于做好朝方的工作。
协商之后，中央决定派专人赴朝鲜平壤向金日成主席当面通报，并传达江总书记给金日成主席的口信。
这个赴朝通报的主要人选就被定为当时的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随同他出行的还有一些外交人员，前中国驻韩大使张庭延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赴朝鲜告知金日成主席“中国即将与韩国建交”，不管是钱其琛还是张庭延都有一定的心理压力。
张庭延后来接受采访，就坦诚自己当时“心里有点打鼓”，不过他也进一步指出，“但我们也有个基本顾忌，这不致影响中朝关系”。
钱其琛外长在平壤得到了金日成的会见，就朝鲜半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点明中国与韩国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钱其琛不卑不亢又不失友好地表示了自己的来意：“现特来向您通报我们的考虑和决定。”
同时，钱其琛也在谈话中郑重地向金日成转达了口信：“相信能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中国还将一如既往发展中朝友好关系，支持朝鲜社会主义建设和自主和平统一。”
钱其琛通报结束后，屋内一片寂静。金日成沉思了一会后告诉钱其琛：“中国既然已经决定，那么就按你们的决定办吧。”
说完后，金日成还补充：“我们会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将自己去克服。”
话罢，在包括钱其琛在内的众人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金日成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显然是打算结束这一次的会见。
钱其琛只好也跟着起身离座，与金日成握手告别。
其实，此前朝鲜方面会见中国客人时总是兴致勃勃、谈笑风生，此次会见是金日成谈话最少、气氛也最为平淡的一次，和以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过，虽然金日成有些不愉，但他到底顾全了大局。
中韩建交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也符合当时中国的国家利益，事实上，中国早已下定决心，通报朝方只是为了维护中朝两国的关系，对此，金日成也是心知肚明。
这也是他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哪怕存在不满，还是对中国的决定基本上表示了理解的原因。
此次赴朝通报的钱其琛外长和张庭延大使也因此对金日成多有赞誉，认为他能理智地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夸赞他“不愧是朝鲜老一代领导人”。
中韩谈判建交
20世纪90年代初启动的中韩谈判建交工作一直是在暗中进行。不管是中方代表还是韩国代表都有意识地保持低调，周边萦绕的也都是神秘紧张的气氛。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况，是因为在中国已经取得朝鲜方面理解的情况下，当时还有一股势力致力于干扰中韩建交。
这股势力就是台湾势力，就连韩国高层领导中都有亲台分子，他们致力于到处刺探韩方动向，中韩启动谈判建交工作的消息一旦泄露，他们势必会尽最大力气去干扰和破坏。
基于这一情况，当时韩国青瓦台总统府下令，要对与中方谈判一事“绝对保密”。据说在谈判工作正式启动前，韩国方面只有总统、总统外交安保助力和外务部长官3人知道并掌握全局。
后来谈判工作启动，韩国方面知晓实情的人就多了参加谈判班子的成员。但他们也被告知要绝对保密，他们要做什么工作、要去哪里、那里的天气如何，就连家人也不知道。
中韩两国的前两次谈判都安排在了中国北京进行，由韩国谈判人员秘密抵京。彼时，韩国谈判人员并不是一齐出动，相反，他们兵分多路，有的途径东京，有的绕到香港，目的都是避开人们的视线，不让其他人窥探到他们的心中。
等到他们乘坐的飞机抵达北京机场，就立即坐上我方安排的专车，一路开到了钓鱼台宾馆内最为偏僻的14号楼。
他们一住进来，就如同关禁闭一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是钓鱼台宾馆内的其他客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到来，更谈不上与他们谋面。如此就保障了谈判的隐秘性。
至于第三次谈判的地点，出于外交礼貌，我方主动建议在韩国的汉城，也即今天的首尔进行。韩国方面没有拒绝，将谈判地点确定为汉城郊区的一栋别墅，那里濒临汉江，虽风景如画却与外界隔绝，很适合秘密谈判的进行。
相关资料显示，当时我国谈判人员刚飞抵汉城，就看到前往迎接的韩方人员远远地躲在了一个偏僻的角落远远或点头或招手示意，之后就被韩方安排的工作人员“如同被绑架一般拉上了汽车”，被汽车送到了谈判地点。
中韩两国的建交谈判，避不可免地要牵涉到多方面的问题，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台湾问题，也即一个中国的问题。
和中国在启动与韩国的建交谈判工作之前就取得朝鲜方面的理解不同，韩国方面主张秘密谈判，就是因为他们想要避开台湾方面的势力，赶在他们发觉之前将中韩建交一事“板上钉钉”。
这是因为韩国很清楚，台湾方面不可能愿意看到中韩建交。
要知道，此前韩国和台湾保持了“外交关系”长达几十年，而韩国想要与中国建交，就必须尊重和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尊重台湾只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如此，韩国势必要与台湾“断交”，也就损害了台湾势力的“利益”。
其实，谈判过程中，韩国内部也出现过另一种声音，比如有人就认为对台湾不能“背信弃义”，但在台湾问题上，在一个中国原则上，我国绝不可能有所让步，在几轮谈判交锋之后，韩国最高领导还是接受了中方的立场，由韩国与台湾断交、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不过，虽然谈判期间，韩国一直对台湾保密，但当时正值韩台之间要举行部长级经济会议，而韩国方面没有说明原因却一再推迟会议，也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台湾方面的猜疑。
都说纸包不住火，在中韩建交时间一再逼近时，台湾就透过汉城方面的种种蛛丝马迹判断出了中韩即将建交且势不可挡。台湾方面气急败坏，不等韩国宣布与台湾断交，就率先宣布与韩国断交。
1992年8月24日的上午，中韩两国分别派出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和韩国外长李相玉为代表，在北京钓鱼台宾馆正式签署了中韩建交公报，宣布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如此，中韩关系也掀起了崭新的一页。
参考文献：
新京报 2017年5月11日 钱其琛的两件外交“大事”：谋和平 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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