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金融系统要着力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把数字金融作为五篇大文章之一，体现出党中央对数字金融的高度重视，我国已经进入数字金融快速发展阶段，需要积极探索发展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金融形态和模式。2022年国务院《“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数字化创新引领发展能力大幅提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取得显著成效。2023年《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进一步指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在数字经济深入推进、数据基础设施建设重要性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各行各业都在加速进行数字化。其中，金融业的数字化进程开始较早，可追溯到2011年人民银行发放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非金融机构开始涉足传统商业银行的业务。2017年，人民银行成立了金融科技委员会，并于2019年和2022年两次发布《金融科技发展规划》，要求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将数字元素注入金融服务全流程，将数字思维贯穿业务运营全链条。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转型的步伐逐渐加快。2022年，六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十二家股份制银行信息科技投入持续攀升，投入总计达1826.27亿元，同比增长8.36%。科技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增至3.37%。
金融与科技之间的关系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的电子汇款，以及信用卡、自动提款机等技术的出现。但这一次的数字技术革命与以前的科技变革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以往的科技创新丰富了金融的应用，但未出现与金融行业的融合。而在这一次科技浪潮中，科技公司进入了金融市场，使得金融市场竞争出现了新的主体，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更重要的是，过去的技术体现在原有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升级和优化，而数字技术是对金融服务底层逻辑的创新和变革。例如利用数字技术可大幅降低匹配成本，非金融交易信息（生活场景、社交、商品服务交易等）提供“数字足迹”，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控制金融风险。再如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不仅可以降低服务成本，且具有规模经济（边际成本可忽略不计），使得提供金融服务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不可忽视的是，金融机构原来的优势也许不再是优势。实体网点及传统的人工作业模式已经可以被取代。例如高盛银行三分之一的员工具有技术背景。
面对数字金融革命，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但现实中，需要同时考虑到技术采纳的成本，新旧技术及相应体系之间的摩擦。因此，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来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无数转型失败的例子也显示，转型甚至难于新创。改变自己，甚至从某种程度否定自己，毕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而更不容忽视的是，现有的资源和能力可能并非优势，反而成为前行的包袱。除利益冲突、管理模式冲突之外，价值观冲突也许是转型之难更深层次的原因。因此，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不是简单的购买技术、开展电子商务，或者任命首席信息官。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不在于数字，而在于转型。著名管理学者米尔斯（Miles）和斯诺（Snow）指出组织的转型要解决三大问题：创业方向问题（选择什么新的产品和服务）；工程技术问题（如何产生新的产品或者服务）；组织管理问题（新产品和服务的执行落地，同时前置性引导未来的战略方向）。这三个问题的解决既呈现层层递进的关系，也产生相互的作用，形成循环，进而影响企业的成功转型。
参考这一框架，作者团队编制了北京大学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以定量刻画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程度。该指数包含战略、业务和管理三个维度，在每个维度下面都有进一步具体的衡量指标。例如，在战略层面通过银行年报进行数字化关键词文本识别，在业务层面的衡量主要是数字化的渠道，具体包括手机App、微信小程序，数字化的产品如存款贷款，以及数字化的研发。组织管理层面则包括企业组织架构是否存在专门的数字金融部门，人力资源方面董事会和高管的组成，以及银行对外合作生态。指数的研究对象包含从2010年到2021年的246家银行（包括所有的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128家城商行、54家农商行及外资银行和民营银行）。
对指数的分析有以下几个主要发现。一是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程度在逐年攀升，指数从2010年的14.20增长到2021年的94.42，增幅接近7倍，表明商业银行大力实施数字金融转型。
二是数字金融关键词的变化。早期提及的数字金融关键词最核心的关键词是“电子银行”。2013年之后，核心词汇变成了“互联网金融”。而2018年以后银行提及最多的词汇变成了“科技”和“智能”。这一数字金融关键词上的转变，体现了银行数字化转型从单纯的业务“线上化”，到全方位的产品、服务、人才“科技化”的转变。
三是银行金融科技的不断深化。近几年银行的金融科技相关专利的数量实现飞速提升。据全球银行发明专利排行榜，微众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平安银行等专利数量已跻身世界前列。但也需要注意到，专利的申请只集中于少数的银行，呈现明显的头部效应。
四是渠道变革继续深入。数据统计显示样本银行的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等电子化渠道的使用率已接近100%。银行原有的线下渠道的变革势在必行。其实从2018年起，我国商业银行的网点数量已经进入负增长阶段。未来，智能化、体验化及社区化必将成为网点转型的重要方向。而与此同时，线上渠道也在持续变革。随着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技术的发展，多家银行相继推出数字虚拟员工、虚拟营业厅，显示出数字渠道的创新发展趋势。
五是组织架构转型推进明显。银行设立专门的数字金融部门，是布局、协调数字金融业务的重要环节。新部门的设立不仅有利于新业务的开展，同时可以对内部及外部都起到信号的作用，显示出企业革新的决心和勇气。特别是对传统商业银行来说，其创新能力、创新业务的执行和整合往往受内部组织架构的历史包袱影响，难以跨越内部部门利益的鸿沟。因此，组织架构上的变革将有助于传统商业银行更加顺利、有效地实施数字金融转型。这类部门早期更多称为电子银行部，后来更多被称为互联网银行部、金融科技部、数字金融部等。其作用在于重构信息科技部、研发中心、数据中心与业务部门的关系，优化调整组织架构，加强技术变革与业务创新的深度融合。
在分析中，也发现了一些数字化转型中呈现出的问题和短板。首先，对不同类型银行的分类研究发现，大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差异明显。国有大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中起引领作用，而民营银行因为有天生数字化的特征，后来居上。但是广大中小型银行的数字化转型相对落后，和第一梯队的差距较明显。这显示出大型银行和中小型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可能有着不同的路径。由于科技投入的规模经济，大型银行具有天然的优势，可定位于数字基础设施或数字化工具的提供者。而中小型银行可更多扮演使用者的角色，聚焦于科技的应用层面。此外，中小型银行长期扎根本地，具有决策链条短、业务流程灵活的特点，这些独特的优势，可以帮助区域银行扎根本地产业链和政务服务形成特色数字金融，构筑自己的数字生态。
其次，战略、业务和管理这三个维度中最滞后的是管理的数字化。如果将三个数字金融转型维度之间对比，其中战略转型最为领先，说明各个银行都在战略上较快地进行了数字金融的部署。业务转型也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并且在中期曾超越战略维度。但管理数字化的程度大幅滞后于战略和业务，显示管理转型是商业银行最需要加强的维度。虽然很多银行采取设立数字金融相关部门的措施，但部门的设立不等于制度、流程和文化的改变。和科技公司普遍具备的高激励、轻组织、快速迭代等文化相比，商业银行需要从组织和文化上重塑自己。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多家银行还通过设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突破传统组织架构的边界，优化激励措施，吸引科技人才。
最后，数字化人才，特别是技术与金融复合型人才的储备需要加强。银行高层管理团队的信息技术背景和经验，能够对银行数字金融转型起到关键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在数字化转型中提供专业知识；另一方面，能够为银行带来技术及人才等方面的资源，提升银行的转型效率。总体上看，商业银行中拥有具有信息科技背景高管及董事的人员比例在逐年上升，体现了各银行对管理人才的调整及对科技人才储备的重视。科技人才的布局已成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举措。
北京大学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作为一个开放的公共产品，支持学界和业界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发现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银行的盈利能力，降低成本收入比。在风险方面，数字化能够降低大银行的风险，但部分中小型银行不良率有所增加。关于数字化转型对银行内部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降低了银行对物理网点的依赖和劳动力需求，促进了线下的分支机构的退出。数字化转型同时也使得银行劳动力结构产生变化，减少了对本科以下学历的劳动力需求，扩大了硕士以上高学历人才的需求。数字化转型对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相关研究则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银行增加信用贷款比例，降低贷款行业集中度，对中小企业的融资交易和配置效率都有正向的外溢效应。
总而言之，通过定量刻画中国的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程度，北京大学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为政策制定、研究和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综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银行数字化转型确实提升了银行的服务能力，产生了更好的经营绩效。因此，数字化转型不仅是银行获取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也为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本文刊载于《金融博览》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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