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在他位于康涅狄格州达勒姆的农场里。
图片：Andrew Henders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2024年7月19日，美国政治学者和人类学家詹姆斯·C. 斯科特逝世。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农业与非国家社会、从属政治与非政府主义等，主要研究对象为东南亚农民及其抵抗各种统治形式的策略。主要著作有《支配与抵抗艺术》《弱者的武器》《国家的视角》《逃避统治的艺术》《作茧自缚》等。其中《支配与抵抗艺术》的中译本由三辉图书出版。
感谢他所带来的关于“权力”“国家”与“统治”的洞见，并且让我们了解了更多弱者抵抗的可能性。
今天的推送与大家分享的是《支配与抵抗艺术》的导读。
斯科特用红外线（波长介于微波与可见光之间的电磁波）比喻底层政治，说明其与那些公开的民主政治、目标明确且声音宏亮的抗议、示威不同，这些由从属群体日常使用的谨慎的反抗形式超出了政治活动光谱的可视范围。底层政治本身的性质及其对立面出于自身利益的默不作声共同造就了一种“合谋的沉默”，几乎将这些日常反抗形式从历史记载中完全抹去。
——《支配与抵抗艺术》导读
耶鲁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以对前资本主义乡村社会及其转变的研究而著称。继其闻名遐迩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之后，他又以《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Weapons of the Weak：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和《支配与抵抗艺术：潜隐剧本》（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Hidden Transcripts. Yale University Press）两本著作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农民抗争与农民政治的灼见。其后，他还著有《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Seeing Like a State：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和《逃避统治的艺术》（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这是一位在政治与人类学研究领域中勤奋不辍且成果斐然的学者，而以上系列著作也呈现出作者思想前行的轨迹。
詹姆斯·C·斯科特
斯科特笔下的东南亚农民，是社会地位低下的小农（peasant）。他们虽然作为农业社会的人口主体，但在各种宏大历史叙事中却从来是无声者和无名者，是少有文字记述其历史的群体；即使偶尔出现在有关记录中，他们也不是历史的参与者，而是作为税收、征募、劳动、土地产出的贡献者，至多只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数字化存在”，甚至有时作为数字都不存在。农民在历史中的销声匿迹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关注，但关注的原因在于，他们长久以来一直是索取的对象，是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农副产品、税、费和廉价劳动力——的提供者；而农民的生存境况和由此导致的集体行动亦关乎整个社会的安定或动荡，甚至导致王朝的更名易主。这便是各个社会的统治者都谙熟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农民在统治者或统治精英如此的关注目光中是作为治理对象、防范对象，至多是作为怜悯对象而存在的。作为农民的行为选择，特别是这些弱者的表达进入斯科特的研究视野，正是缘于对上述存在状况的不满以期有所改变而进行的努力。
让-弗朗索瓦·米勒 《拾穗者》
潜隐剧本——从属群体的政治表达
斯科特在本书开篇即指出：“向权力说出真理”（Speak truth to power）在任何社会中从来不是容易的事，更遑论作为底层的农民大众。继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弱者的武器”之后，斯科特又推出了“潜隐剧本”（hidden transcript）这一概括农民行为选择和意识形态特征的分析性概念。所谓“潜隐剧本”是相对于“公开剧本”（public transcript）而提出的。斯科特使用“公开剧本”作为便捷方式描述从属者与那些支配他们的人之间公开的互动。比如，从属者的“公开剧本”就是当支配者在场时使用的一种话语则或表演；而支配者公开剧本则经常表现为宣传（propaganda）和展示，宣传也因而成为特定社会体制的一大特色。然而这种“公开剧本”不可能讲述权力关系的完整故事，原因在于：首先，“公开剧本”并不表现从属者真正的观念，它可能只是一种策略；其次，在一定程度上支配者会意识到“公开剧本”只是一种表演，其可靠性会大打折扣；最后，“公开剧本”的真正意义是成问题的，它表明在权力关系中，关键的角色是由伪装和监视扮演的。可以看出，“公开剧本”会因为支配者和从属者双方的利益而在错误表述上达到某种沉默的共谋。而且，支配者与从属者之间的权力差距越大，这一权力行使得越专横，他们共同的“公开剧本”就表现得越程式化和仪式化。换言之，权力的威胁性越大，伪装的面具就越厚。
相对于“公开剧本”，“潜隐剧本”则用以说明发生在后台的（offstage）话语，它避开掌权者直接的监视，成为由后台的言说、姿态和实践所构成的确定、抵触或改变了“公开剧本”所表现的内容。与“公开剧本”不同，“潜隐剧本”是为不同的观众和在不同的权力限制下被生产出来的。斯科特的意图是要阐明如何在权力关系中解释和理解从属群体“难以捉摸的政治行为”，如何在无权者经常因有权者在场而被迫采取策略性姿态与有权者刻意使其名誉和统治戏剧化的情形下研究权力关系。每一从属群体因其苦难都会创造出“潜隐剧本”，它表现为一种在统治者背后说出的对于权力的批评。而有权者也会发展出一种潜隐剧本，那代表了他们统治的实践与主张，它也是不能公开宣布的。在斯科特看来，弱者的潜隐剧本与权势者的潜隐剧本的比较，以及两种潜隐剧本与权力关系的公开文本的比较，提供了理解支配与抵抗及“底层政治”的根本性新方法。
斯科特对“潜隐剧本”的主要特点予以阐明：首先，“潜隐剧本”对于特定的社会场所和特定的表演者来说是特殊的。每一种潜隐剧本在一个有限的“公开”当中都是专门制作的，它排除或者说藏匿于特定的他者。第二，潜隐剧本至关重要而又未能得到强调的方面是，它并非仅仅包括语言行为，而是包括整个实践过程。对许多农民来说，诸如偷猎、盗窃、秘密地逃税和故意怠工都是潜隐剧本的组成部分。对统治精英而言，潜隐剧本的实践可以包括不露声色地奢华和使用特权、暗中雇用暴徒、贿赂、操纵土地产权，等等。这些实践与其公开剧本相悖并且尽可能地保持在后台和不予公开。最后，显然，公开的与潜隐剧本的交界处是一个支配者与从属者持续斗争的地带——但并不是一堵结实的墙。支配者在定义和建构何为公开的何为潜隐剧本方面的获胜能力——尽管不会是全胜——与其握有的权力同样重要。而有关这一界线的不懈斗争或许是日常冲突和阶级斗争日常形式的最重要的舞台。
让-弗朗索瓦·米勒 《午休》
正如斯科特本人毋庸讳言的，自己“这些对权力关系与话语的观察不是原创性的。它们是千百万人日常的民间智慧的重要部分”。
“潜隐剧本”表明，在屏幕背后，从属阶级有可能创造并维持一个社会空间，在其中，表达权力关系的官方文本被从后台加以反对。这一社会空间有着特定形式、其对抗的特定内容以及行动者特殊的文化和历史情境。也就是说，只有将“潜隐剧本”放入历史过程和特定文化背景中，其最终价值才得以建立。
对于权势者和从属者的“潜隐剧本”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社会科学研究的路径，它可以让我们看到在公开承认、顺从现存权力、财富和地位分配的表面下的非正式反抗，如同平静水面下涌动的潜流。在多数情况下，支配者和从属者各自的潜隐剧本是不直接发生联系的。每一方都熟知公开剧本和他们自己圈子内的潜隐剧本，但不熟悉对方的潜隐剧本。因此，通过对从属群体的隐藏文本与权势集团的隐藏文本，以及这两种隐藏文本与他们共享的公开文本的比较研究，政治分析可以获益良多。而后者的比较将揭示支配关系对政治沟通的影响。
就“潜隐剧本”这一底层政治现象，斯科特告诫读者，记住这样几点是有益的：首先，潜隐剧本是一种社会产品，因而也是从属者之间相互性和权力关系的结果。第二，如同民间文化，潜隐剧本就像纯粹的思想一样没有实体，它只是以实践的、表达的、扮演的和散布的方式存在于这些后台的社会场所中。第三，潜隐剧本生长的社会空间本身也是反抗所要达到的成果，这一空间是在统治权力的齿牙之间获得和维持的。
底层意识形态与政治逻辑
潜隐剧本，不仅是从属者经常不得不使用的表达方式，也是作为底层政治和意识形态存在的；它们不仅是一种话语、姿态和象征性表达，也是实践的依据。斯科特在东南亚一个小村庄的田野研究工作证明了农民的抗争实践与抗争话语的相互依存和互动过程。而且，支配与占有的紧密联系意味着不可能将从属的观念和象征从物质剥削过程中分离出来；同样，也不可能将对统治观念的象征性反抗从反对或减轻剥削的实际斗争中分离出来。农民的反抗，一如统治者的支配，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潜隐剧本不仅是幕后的恼怒和怨言，它也是为减少剥夺而在实际上被实施的“弱者的武器”（如偷窃、装傻、怠工、逃跑、造谣、破坏等）。关键在于，潜隐剧本的话语不仅阐明或解释了行为，它还有助于建构行为。
例如，就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监视控制和反监视控制过程来说，从属群体会利用方言、行话（jargon）、表面顺从的委婉语等来屏蔽权力的监控；也时常用无知（ignorance）来掩盖实际的拒绝，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农民系统地利用无知（不识字，不懂法）对抗精英和国家，这促成了霍布斯鲍姆的论断：“拒绝理解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让-弗朗索瓦·米勒《播种者》
“潜隐剧本”使得底层政治的伪装逻辑也扩展至其组织和实质性方面。在某些制度背景下，从属群体的公开政治行动代价过高，总是尽量被避免的，因而抗争主要依托于亲属网络、邻里、朋友和社区等而非正式组织或传统社会关系。这些非正式群体既为反抗提供了组织结构也为其提供了掩护。在个体层面、小规模群体或较大规模群体进行的抗争中，都会使用民间文化的匿名性或种种伪装，以对付监视和镇压。在这种非正式反抗中，没有可供逮捕的领导人，没有可被调查的成员名单和组织，没有可以指控的宣言，也没有吸引注意的公开活动。可以说它们是政治生活的元素化形式。斯科特指出：这些元素化的形式也有助于解释底层表达与抗争经常不被人们注意的原因。底层政治的逻辑是在其经过之处几乎不留痕迹，通过掩盖痕迹不仅可使参与者的危险减至最小，同时也消除了许多可能让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相信现实政治正在发生的文件证据。
斯科特用红外线（波长介于微波与可见光之间的电磁波）比喻底层政治，说明其与那些公开的民主政治、目标明确且声音宏亮的抗议、示威不同，这些由从属群体日常使用的谨慎的反抗形式超出了政治活动光谱的可视范围。底层政治本身的性质及其对立面出于自身利益的默不作声共同造就了一种“合谋的沉默”，几乎将这些日常反抗形式从历史记载中完全抹去。历史与社会科学由于是知识分子用文字书写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有文化的官员所创造的，因而不可能揭示那些沉默的、匿名的代表农民的阶级斗争形式。就此而言，书写未被书写的反抗史（The Unwritten History of Resistance），理解和分析农民等从属群体的“潜隐剧本”，就成为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阿德里安·范·奥斯塔德 《酒馆里的农民》
在对底层政治形态和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斯科特还努力将来自村庄研究的本土见解与更大的关于阶级的社会经验以及典型的阶级斗争语境联系起来，并试图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超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斯科特通过深入分析象征性反抗的日常形式和经济反抗的日常行动，达到对于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解，即对于日常形式的反抗与统治意识形态之间微妙关系的揭示。他并不否认马克思关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的意识形态”的经典论断，但他更为强调的是，研究的目标是要认清在何种程度上，统治阶级能够将他们的见解强加为合法的社会规范，不仅规范从属阶级的行为，也规范他们的意识。换言之，底层能否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自己独立的意识。而他的底层视角也使他能够重新思考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概念及与之相关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和“神秘化”（mystification）等概念。
斯科特指出，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虽然阐明了统治阶级不仅要支配物质生产方式，也要支配象征生产方式的要求，但却不能正确地解释现实中的阶级关系和大多数情境中的阶级冲突。原因在于，首先，霸权概念忽略了大多从属阶级能够在其日常物质经验的基础上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洞察和去神秘化的程度。其次，霸权理论还经常混淆何为不可避免与何为正当的区别，而这种错误从属阶级是很少会犯的。在强大的经济占有、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支配情境中，农民运用属于自己的“弱者的武器”和“潜隐剧本”，以坚定而强韧的努力对抗几乎无法抗拒的不平等。
从斯科特对农民抗争形式和底层政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获知的不仅是非正式反抗与底层意识形态长久以来不被注意的实际存在，更有支配与抵抗之间复杂和微妙的互动关系。而这些，如果没有对于农民社会与农民权利的真正关心和理解，没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底层视角，是不可能达到的。
*文章较内文有删节。
本文作者 郭老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作者: 詹姆斯·斯科特 译者: 王佳鹏 出版: 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无权者与有权者之间的对抗充满了欺骗——无权者假装恭敬有礼，有权者则故意夸大他们的名望与掌控能力。如果仅接受这些表面价值，我们将无法把握权力关系中的各种矛盾、紧张和内在可能性。
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有权者与无权者会心照不宣地在公开互动中合作共谋，这使得公开剧本往往带有程式化和仪式化的色彩。相对地，任何从属群体都会在其苦难之中创造出特定的潜隐剧本，这些发生在后台的话语、姿态与实践代表着他们对支配者的某种权力批判。与此同时，有权者亦会发展出他们的潜隐剧本，即那些使其统治得以维系但又不能公开承认的措施和观点。
通过考察世界各地文学、历史学、政治文化中的实例，著名政治学、人类学者詹姆斯· C. 斯科特深入探讨了支配者与从属群体的公开剧本及潜隐剧本之间的联系、区别和界限。斯科特指出，在公开剧本和潜隐剧本之间最具分歧的地方，话语和权力关系会得到最为显著的表露；两者的交界之处，则是支配者与从属者持续斗争的重要地带。在《支配与抵抗艺术》这部著作当中，斯科特将修正我们对从属、抵抗、霸权、民间文化和反叛背后的各种观念的理解，并为权力关系的研究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编辑｜艾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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