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陶然桥往东几百米，走到永定门西街甲一号胡同，尽头是国家信访局的来访接待司。天没亮，门口一般就有人排队。来访人员经过双重安检，登记、刷身份证后，即可进入大厅等候“叫号”，反映信访诉求。
这条胡同，河北蔚县老太常柏青和妹妹常柏林不知走了多少次。她们的诉求始终未变：为父亲常江喊冤。上世纪70年代初，“四类分子”常江被怀疑偷拿生产队豆子，遭到时任大队书记司才等人批斗，后被迫害致死。多年后，常江被平反“摘帽”，但主犯司才仅被撤销书记职务。常家姐妹不服，坚持信访近四十年，要求法办凶手。
而常家姐妹走进的注定是条“死胡同”。2021年11月8日，72岁的常柏青如常来京信访。刚刷完身份证，她接到了老家领导电话，随后被接访人员带走。三日后，常柏青被蔚县警方刑事拘留。蔚县检察院以“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批准逮捕，后又以“敲诈勒索罪”对她提起公诉。
时移世易，因“几斤豆子”夺人性命者仍逍遥法外，而为父追凶、讨个公道的常家姐妹却屡次身陷囹圄：被行政拘留、被劳动教养、甚至被刑事追诉。2023年10月，蔚县法院在通州某宾馆内，设立临时法庭，被告人常柏青坐在轮椅上受审，辩护人为她做了无罪辩护。
近日，常柏青告诉笔者，父亲常江蒙冤一事在政策上已得平反，她已接受“息诉罢访”。但她坚称没有敲诈勒索接访人员，更不存在所谓的“寻衅滋事”，希望蔚县法院公正司法，早日宣判其无罪。
01.父亲因“几斤豆子”被迫害致死
那是一个强调“纯洁性”甚于生命的时代。
1971年农历9月的一天晚上，常江和生产队其他社员在搧车前刮豆子。因社员怀疑他偷拿豆子，常江被带到大队办公室审问。
彼时，常江还属于“四类分子”。上世纪60年代，因一些历史问题，常江一家四口被下放到蔚县辛庄子村务农。在运动大潮来临时，常江被戴上“反革命帽子”。
主持审问工作的是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司才，在场的还有大队其他干部和社员，窗外也有围观的人。有人目睹，司才骂了常江：“不劳而食的思想没有得到改造”“死皮不要脸”“偷摸的毛病带到棺材里就改了”。
期间，司才和其他社员还打了常江。相关调查材料显示，司才用手按着常江的头，要他低头弯腰，老实交待。一社员踢了常江的后腰部，常江起来后还不说，司才即脱鞋打了常江的头部。
批斗持续至深夜。常江被放回家后的当天，他13岁的女儿常柏林找到时任生产队队长王士录，“说其父病得厉害。”次日晚上，常柏林前往大队，“边哭边说，其父不行了，要死了。”到第三日上午，常柏林再次找到王士录，求他为父亲找个医生。
但为时已晚，因几斤豆子被批斗的常江没能撑到医生前来，死亡时年仅55岁。
02.女儿为父喊冤40年，凶手仅被职务处分
常江死后，常家光景日益惨淡。
彼时，常江有一双女儿，22岁的大女儿常柏青已出嫁，小女儿常柏林还要照顾下肢瘫痪的母亲。1976年，常江妻子也因病去世。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常家姐妹日复一日为父喊冤。她们的青春也都耗在那信访之路上，妹妹常柏林至今仍孑然一身。
“告状”的代价，是一次又一次被迫失去自由。2007年6月29日，常柏林被北京警方行政拘留10日；2012年3月12日，常柏林、常柏青被蔚县警方行政拘留10日；2012年3月21日，常柏林、常柏青被张家口市政府强制劳动教养，时间分别为3个月和1年。
尽管如此，常家姐妹也誓要为父亲讨个公道。她们的诉求始终不变：对其父常江戴帽问题、被人诬陷偷豆子等问题予以平反，依法严惩凶手司才等人，并对常家人进行国家赔偿等。
对于常家姐妹的信访问题，国家信访局曾多次派专人到蔚县处置。蔚县当地政府亦多次组织人员调查，作出有关处置意见。对于常江死亡事件，当地政府认定：大队党支部书记司才和其他群众对常江确有打骂行为。“第三天死亡，因此常江之死可定为极左路线迫害致死，应予平反，恢复名誉。”
但常家姐妹不服的是，有关部门虽认定司才对常江之死负主要责任，但最终仅以撤销司才村支部书记的职务处分而告终。而对于她们提出的国赔诉求，当地政府却因“村委会不是国家行政机关，不适用国家赔偿法”为由拒绝。
笔者注意到，2005年12月，国家、省、市、县四级政府有关领导对常柏林姐妹上访问题召开见面会，听取常家姐妹的意见。张家口市一市领导在会上表示，对于常江受迫害致死的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而国家赔偿问题则要依法认定。
03.常柏青被刑事追诉，辩护人做无罪辩护
囿于时代因素，法办凶手和国家赔偿的核心诉求注定难以实现。在常家姐妹上访一事上，诸多领导干部牵扯其间，上访和接访的“沉没成本”日益增加，众人仿佛都走入历史的“死胡同”。
2021年11月8日，常柏青试图前往国家信访局信访，随后却被蔚县公安局以涉嫌“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刑事拘留，72岁的她被警方羁押于张家口市看守所。
笔者获悉，报案人是蔚县杨庄窠乡政府的工作人员。
身陷囹圄两个多月后，常柏青被取保候审。据悉，常柏青在看守所内签了《息诉罢访承诺书》。常柏林为了姐姐能早日自由，也配合政府签了保证书，同意息诉罢访。
但在2022年6月，常柏青却仍被蔚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罪名变更为“敲诈勒索罪”。
公诉机关指控称，常柏青在信访事项已终结、且蔚县政府多次给予照顾性安置的情况下，多年来仍以种种理由，多次利用重大节日和国家重大活动，造势越级上访，向劝返工作人员以各种名目索要钱财。
根据起诉书，检方指控的五起“犯罪事实”，时间跨度从2015年8月到2021年11月。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为，在敏感时期，蔚县杨庄窠乡政府派人去给常柏青做“教育疏导工作”。常柏青以“去国家信访局刷身份证登记上访”相要挟，向相关人员索要看病费用、车费、电话费或者日用品、日常服用药品等花费。
起诉书称，乡政府工作人员每次“被迫”给付的财物金额从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总计金额为七千余元。
公诉机关认为，常柏青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造势上访相要挟，强行索要公私财物，且数额巨大，严重扰乱蔚县杨庄窠乡政府的工作秩序，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责任。
2023年10月，蔚县法院在北京通州漷县镇一家宾馆内，临时设立巡回法庭，74岁的常柏青坐在轮椅上受审。
常柏青的辩护人为她做了无罪辩护。
常柏青告诉笔者，辩护律师当庭发表意见称，对常柏青敲诈勒索的指控错误，且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严重不足，常柏青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没有对接访人员实施威胁或者要挟的行为，没有强行索取财物，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辩护律师还向法庭指出，本案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程序均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信访是常柏青的合法权利，其不属于越级上访，其在任何时间信访都是合法行为，本案的导火索不是接访人员被要挟强索财物、受到敲诈勒索，也不是常柏青扰乱了国家信访局、蔚县杨庄窠乡政府等机关的工作秩序，而是因为常柏青持续上访，激怒了来北京接访的县、乡领导，招致打击报复。”
据悉，该案一审庭审结束已逾9个月，蔚县法院至今仍未宣判。常柏青告诉笔者，该案开庭后不久，法官与辩护律师沟通，称常柏青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但可能会将她的行为定性为“寻衅滋事”，考虑“定罪免处”。对此，常柏青表示坚决不服，她认为自己没有犯罪，“无罪就是无罪，你不能挨个儿换罪名扣我头上。这不就是‘一百种方法刑事你’吗？”
常柏青表示，她老了，目前的身体无法支撑其继续信访。此次被抓后，她也和政府达成“息诉罢访”的合意，确实把信访的执念都放下了。唯一的心结就是这次判决结果，“如果判决不公，我肯定要上诉，要申诉，这不是逼着我去为自己的案件信访，让我回到老路上吗？”
常柏青希望，蔚县法院可以早日宣判，作出公正的判决，给自己跨越半个世纪的信访划上句号，让她以后能“清清白白”地去见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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