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土法大炼铀——“全民办铀矿”|全民办铀矿|原子能|炼铀|矿石

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一次“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的运动。

其背景，是上世纪的大跃进时期。当“大跃进”运动兴起之时，正是新中国科学技术革命的重要发展时期，从而形成了科技“大跃进”之潮。科技“大跃进”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很多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包括当时中国正在努力钻研的原子能技术。

众所周知科技需要尖端人才，需要现代科学技术，在当时的中国这些都是很薄弱的。为了实现科技大跃进，在路径方面曾有一个 “土洋之争”。

“洋”就是知识分子，“土”就是发动群众，鼓励群众发明土办法。初期，技术方面实现的是“土洋并举”的路径。到1958年，土办法逐渐占据上风，并得到上层肯定。《人民日报》刊登《上海的技术革命群众运动　曹荻秋代表的发言》，认为“土办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仅能解决生产上的关键问题，而且可以制造出尖端产品”。

土办法遂成为主流，“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就是“土法为主”路线胜出的情况下产生的运动。为响应毛泽东提出的“三个大搞”（大搞民兵，大搞原子弹、导弹，大搞造船），1958年下半年，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先后提出了“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的口号，后经中央批准，在全国加以推行。

1958年7月8日，中共中央转批了二机部于6月30日上报的《关于全民办铀矿的报告》，提出“全民办铀矿”的目的是“使我国的铀矿工业遍地开花，才能急起直追，在短时间内迎头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从而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繁荣，更富强”。

在当时的中国，要进行“全民板铀矿”的第一步显然就是要对民众进行科普，介绍关于铀矿与原子能的基本知识。这个任务就交给了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由他们主编的“原子能知识小丛书”由科技卫生出版社在1958年底至1959年初相继出版，每本书的篇幅都在20页左右，涉及了包括铀矿及其勘探、原子能和采矿工业、原子能和生物学、原子能和土建工程、原子能和交通、原子能和纺织工业等等相关知识。

很显然，这类丛书为人们尽快掌握原子能及铀的相关知识提供了捷径。但是，这类丛书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即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略了掌握一门严谨的科学技术的难度。

以梁基著、科学普及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全民办铀矿》为例。该书认为，铀矿选冶事实上很容易掌握，比炼钢要简单千万倍。鉴于此，该书对“全民办铀矿”作了大胆的设想。书中说，如果要建立一个昼夜处理100吨原矿石的小型选矿加工厂，从设计到投入生产大约需要3个月。所用的设备除破碎机、放射性测量选矿机等外，还有一些大木桶或陶瓷缸，总投资也就30多万元。

投入生产后，每天约消耗十几吨硫酸或碱、100多立升氨水，经常有100多个职工就可以维持。以原矿石品位为1/1000，回收率为80%计算，每天可出产80公斤铀。全国要办100个这样的小厂，每年可生产2400吨纯金属铀，照此速度发展，用不了几年就可以超过英国。

在“大跃进”的氛围下，仅仅靠这样简单的口号宣传和图书介绍，很快就将“全民办铀矿”推开了。

“大家办原子能科学”的口号，是在1958年9月苏联援建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生产时提出的。

9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家来办原子能科学》。

文章指出：对研究和利用原子能来说，当前的形势和条件都很好。因此，原子能科学能否比较迅速地发展，主要看采取什么样的方针。

有两种方针：一种是只请少数权威专家搞尖端，“如果采取这个方针，可以肯定，局面一定是冷冷清清的，若干年内原子能科学纵有发展，其速度也必然很慢。

还有另外一种方针，这就是大家来办原子能科学。采取这个方针，原子能科学事业就能很快发展….大跃进以来许多事实证明：科学技术的高峰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只要我们下定决心，专家、青年科学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和广大群众一齐发动，大家来办原子能科学，原子能科学就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同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另外一篇文章《把红旗插上尖端技术的尖端——全国工业展览会原子能馆介绍》也写道：“像原子能这样的最尖端的科学技术，也不是高深莫测的，它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可以走群众路线，可以遍地开花，可以贯彻多快好省的方针”。

鉴于中国原子能技术的发展基础以及科技“大跃进”激发的群众热情，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1958年9月27日有关苏联援建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移交典礼上说：“1956年制定的发展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包括原子能的研究在内，能够提前五年至七年基本上完成。”

这一预期使得“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的口号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各省、市、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对铀矿开采、原子能科学研究的重视和响应，很快，许多城市、学校、科学研究机构都参与到发展原子能事业中来。

铀矿石从矿山中开采出来后，在进行下一步的精炼之前，需要在开采现场进行粗炼，获得八氧化三铀含量为60%~80%的中间产品重铀酸铵，俗称“黄饼”。1958年，正规的铀矿和处理矿石的工厂都还未建成，在这种情况下，为应对研究单位急需两吨二氧化铀做实验的棘手问题，土法炼铀应运而生。

这片“试验田”就是中国第一块有价值铀矿石发现地——广东省翁源县下庄的“希望”矿床。由时任地质部第三局副局长的佟城亲自到下庄组织土法炼铀工作，他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炼铀的设施。当然，这些厂房、设施和设备非常简陋。厂房用树皮、茅草和竹子搭建而成，里面并排竖立着几个装有硝酸、硫酸的大木桶，即为炼铀设备。

就是利用这样的简易设备，下庄的工人们率先摸索出一套土法炼铀工艺流程：首先，将碎矿石倒入木桶中浸泡，浸溶一段时间后，让浸液从第一个木桶依次流入第二个木桶、第三个木桶……最后流入置于地下的容器中，再将地下容器中的溶液倒回第一个木桶中，进行下一轮循环。

如此反复浸泡沉淀之后，就像磨豆腐一样，将几十个布袋悬空吊在另一个工棚内，用做豆腐的麻布包对溶液进行过滤，并将剩下的溶质置于铁窝中慢慢烤干，就可以得到八氧化三铀含量为20%~50%的“黄饼”。1958年8月，下庄成功炼出了第一批“黄饼”。

1958年底，二机部和地质部第三局在下庄主持召开“全民办铀矿”现场会，推广土法炼铀经验。随后，其他地方也通过类似程序获得了“黄饼”。在科技“大跃进”期间，通过土法冶炼，全国共获得“黄饼”150余吨。

客观地讲，“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对原子能事业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比如1995年8月16日，朱光亚在地矿部科学技术大会开幕式上就曾指出：“1964年10月实现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其中就有全民办铀矿作出的宝贵贡献”。

但它的负作用，长期以来是被忽视的。

首先是一些不切实际任务的提出，如起初要求一个省建一座反应堆和一台加速器，后又改成每个大区搞“一堆一器”，最终也没有办到。事实证明，这些想法不仅难以实现，而且带来了布点过多，损失加大，浪费增加等负面影响。

再比如，农民加工“黄饼”的“土办法”，其制造工艺流程就不符合高精尖技术所必需的严格要求。在湖南省郴州金银寨矿区，矿工们用铁锤砸碎放在石臼中的矿石，然后用筛子筛除粉末，接着加酸浸出，滤斗过滤，电炉烤干，十来个人要足足干半个月，才能从几十吨矿石中炼出200克铀来。

当然，还有健康问题。当时的农民们普遍没有防护意识，即使一小部分有，也仅仅是用毛巾捂住口鼻，就敢直接用各种炊具熬制六氟化铀。

在云南省云沧铀矿，一个副专员亲自主持铀矿的开采与冶炼，主要的操作流程基本相同，即先用镐将铀矿石刨出，然后用碾粮食的碾子将铀矿石碾碎，再通过强酸浸泡、麻布袋子过滤、铁窝煎熬等环节，将铀矿石制成“黄饼”。用“土办法”制成的“黄饼”成色各异，有黄色、黑色、灰色，还有暗红色，而且这些“黄饼”就像普通食品一样，被农民拿到市场上，等待矿冶局收购。

在土法炼铀的过程中，国家还在经济上采取了倾斜政策，尽管有些“黄饼”中的八氧化三铀含量仅有百分之十几、二十几，但国家定出的价格却超过了黄金，达到每吨20多万元。

另一方面， “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是在“大跃进”背景下提出的，必然会受到科技“大跃进”的影响，这一影响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