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视频来发不出，可能长相过于丑陋。
《巴黎奥运会》开始了，所以近期我准备主要聊聊法国的历史，好让各位喝酒看奥运聊天的时候，能吹吹牛。
今天这一期来聊聊法国的恶臭开端：《法国大革命》，这期视频会很长，喜欢历史的可以听一下。
1789年5月5日，法国万众瞩目的“三级会议”胜利召开。
其实这场大会，已经有175年没开了，那么路易十六为什么要重开《三级会议》呢？
两个字：“没钱”！
1789年，法国面临了系统性的财政危机，以往的政策不仅无法发挥作用，而且还成了危机系统的一部分。
为了给山穷水尽的中央政府续命，国王不得不在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共同压力下被迫召开了《三级会议》。
不同于拿破仑三世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以及二战时的维希法国。17~18世纪的波旁王朝是欧洲大陆上首屈一指的强国，而维持这强大帝国的体面，靠的是那些四处征战的法国军队，以及与之相应的军事制度。
可问题就出在这里，战争是要花钱的，而且打仗不仅仅只有军费，还有日渐积累的战争借款（类似于国债），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与战争相关的非常规性支出。
从1630年开始，法国每年各种为偿付与战争借款有关的债务和年金的即期支出，甚至超过了军事和外交本身的开支。
与高额的财政开支相反的，是法国政府孱弱的税收能力。
这时的法国拥有的是一套包含着地方保护主义，与不平等税权的极度低效的财税体制。所谓不平等的税权，就是僧侣、贵族、平民这个三个等级缴纳的税种与税率都不相同。
而地方保护主义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掌握着意见、注册、分布、管理条例等权利的各地乃至巴黎高等法院对中央政府的抵制。
为了填补收支之间的巨大差额，法国在路易十四统治期间，将包税、卖爵位这类临时性的筹资方式固化为长期稳定的制度，“包税”就是法国政府通过将部分税权转让给金融家的方式，来为自己增加财政。“卖爵位”就好理解了，就是和汉灵帝一样将官位明码标价挂牌出售。
这些方式可以带来财政，在短期内获得大量资金以支持战争，但这种增加财政的方式就像是喝毒酒，能够解渴但有毒。
但这时候的法国需要用战争来维持自己欧陆霸主的地位，而战争需要很多钱，当征税、包税、卖官等手段用尽，依旧凑不够足用的资金，那又该怎么办呢？
一个字：“借”！
从18世纪开始，借贷收入占政府总收入的比重一再提高。到18世纪下半叶，税收与借贷之间的平衡被彻底打破。
《七年战争》期间，法国的开支约为13亿俚，其中来自借贷的收入居然占了总收入的71%。打仗、花钱、征不到税，借钱还不起钱，再借钱、再打仗，耗资巨大的军事行动，极度低效的财税体制，两相结合，就这么造就出了一个是财政赤字不断累加的恶性循环。
经过了《七年战争》的惨败，以及投资《美国独立战争》的失败后，法国积累了两个世纪的债务超过了40亿俚。
到1788年，路易十六领导下的法国政府终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可改革要怎么改呢？自古改革是最难的，因为既得利益团体是不会让出自己的利益的。
既然既得利益不愿意出钱，百姓也没有油水可榨了，那就只能打有钱人的主意了。
1786年8月26日，财政总监卡隆觐见了路易十六，他主张在统一税务、平等纳税的同时，还要减轻只压在农民身上的盐税和等级税，用土地特征税代替人头税和二十分一税，以废除贵族和僧侣在纳税上的豁免权。
这就是雍正的“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这种改革，显然会触及到贵族和僧侣这两个特权等级的利益，并最终会触动旧制度的根基。
1787年2月，卡隆说服国王召开了《显贵会议》，讨论其改革方案。
《显贵会议》本是卡隆为了避开高等法院和三级会议而耍的小招，他认为，相较于前两者，这个并非独立机构、没有正式任命的咨询会议会更加听话。
为此，卡隆还在会前通过各种贿赂，来博取显贵们的拥戴。
但蝇头小利终究还是比不上核心利益的，贵们脑子并不傻，他们非常激烈的反对开征土地特征税，并迫使国王解除卡隆财政总监的职务，改由显贵之一的布里盎接任。
屁股决定脑袋，既然布里昂坐在财政总监的位置上，自然就要用财政总监的脑袋来想问题。
他上任后仍然采取卡隆的计划，甚至更进一步要求僧侣和贵族负担不动产税。
显贵们毫不意外的再次拒绝平等纳税的改革计划，威胁国王要召开《三级会议》来讨论法国的财政问题。
但国王哪能被你们威胁？直接一道圣旨下发到巴黎高等法院，准备强行修改宪法让贵族纳税。
可没想到，高等法院是有否决权的，直接拒绝承认国王的圣旨，并继续要求召集《三级会议》。
高等法院的叛逆，其实也不是完全是因为帮贵族说话，而是国王无能的体现。
退回到1770年，国王路易十五对巴黎高等法院的叛逆行为忍无可忍，决定接受大法官莫普和财政总监的建议。强令：高等法院在与国王意见相左时，必须屈从于国王的意志，并将拒绝合作的155名法官全部流放。
最后，全国各地的各类法院以写信、罢工、绝食等形式向国王表达强烈抗议。
可强大的抗议浪潮没有使路易十五屈服，他一面受益莫普组建“莫普法院”，以取代原有的巴黎高等法院，一面大肆削减高等法院的管辖权与否决权等政治职能。
此外，得到国王支持的莫普还废除了司法界的官职买卖，在之前，法国法官是可以用钱的买的，但现在被废除了，以后法官要参加统一考试，当公务员了。
这样的改革，最大的好处就是既杜绝了法官对国王的掣肘，又取消了司法界的世袭罔替，如果改革顺利推行，将极大的加强中央的权力，让绝对的君主更加绝对，让司法更为透明。
但1774年，路易十五去世，路易十六继位。
这位刚三个月的新王和乾隆皇帝一样，在保守派大臣的劝说下，直接将先帝的司法改革全部推翻。
没过几年，路易十六就吃到了苦头。
1787年8月16日，路易十六强迫高等法院认可新的税法。结果高等法院直接否决，恼羞成怒的路易十六立刻对高等法院实施镇压，流放法官，并再次改革司法制度，以削弱法院的权利。
不过，路易十六和他的爷爷一点也不像，他想一出是一出，看到各地的法官闹事了，不得不召回大法官，宣布取消改革，并宣布将在5月1日召《开三会议》。
这次《三级会议》也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开端。
1789年5月5日，法国万众瞩目的“三级会议”胜利召开。
开这个会，各等级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比如法国国王，他根本不想开这个鸟会，他最希望看到的是一道圣旨下去，臣民们就老老实实的把钱拿来填补财政上的窟窿。
而以高等法院为代表的贵族群体虽然叫得很凶，但他们也不是真心想开这个会，而只是将开会作为一种威胁，让国王老实点，别成天想着从他们那里收回特权。
至于第三等级，他们有两拨人，第一波是真“第三等级”的，有资格参加“三级会议”的小贵族，他们希望既要削弱大贵族的权利又能钳制国王特权，最好能搞出一部能实现资产阶级自由的宪法，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而另一波“第三等级”群体，他们本来是没资格来开会的，但是这群人有钱，花钱买了个等级进来开会的。这群人是由底层工人和农民组成的，他们人数最多，成分最杂、分歧也最大，不过总的来讲，他们就是想拥有土地、减少赋税、提高工资。
由于人员杂乱，国王、贵族、资产者、无产阶级和农民各自都不服对方，分歧非常大，所以从国王下诏开会那天起，争吵就没停过。
第三等级还要求，将本等级的席位翻倍，并要求三个等级在一起开会，不然国王的手肯定会直接伸到他们的钱袋子里去，还不会给补偿。
贵族群体自然也知道第三等级的背后意图，所以坚决反对。
这两个问题一直从江湖吵到庙堂，期间经过多次社会骚动与政治骚动，直到1788年底，路易十六才同意将三会议中第三等级带的人数加倍，算是被特权者与平民之间的冲突画上了一个不痛不痒的逗号。
虽然席位的问题解决了，但贵族们一直拒绝同第三等级一起开会，嫌丢人。
1789年5月6日，在经历了一场无聊的开幕报告之后，三个等级之间开始了一场将世界推向第一次高潮的斗争。
当日，贵族和僧侣的代表分别到各自的议院自行召开会议。而双倍席位的第三等级的代表们却没有自己专用的会议室，这一下就把第三等级搞火了。
第三等级的代表们认为，前两个等级就算不愿意和自己一起开会，但你基本的礼貌要有，至少给我个会议室，至少也应该互相认可对方代表的合法性。
所以，这群人就去找路易十六，希望国王给自己一个说法。
在这个时刻，国王表现出了非常符合他个人特质的犹豫和愚蠢，他像第三等级代表表示，自己尊重第三等级的代表，但同时又尊重贵族们按等级分开开会的意愿，所以这个事情就算了，就当委屈你们了。
路易十六的态度，让第三等级意识到国王并不是一个能够依靠的对象，于是他们集体拒绝再讨论任何议题。
同时，第三等级开始争取第一等级代表中低级修士的支持，这引起了主教们极大的恐慌。
5月13日，主教们出面主持调停会议，但调到27日，依旧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因为最核心的问题从来没有解决，就是贵族坚决不同意按人数投票，他们希望按照爵位大小来投票，爵位越大就越有话语权。
那第三等级能答应么？
所以，《三级会议》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几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一个要平等税权，一个要保持特权，两方争尖麦芒，只会投票给自己。
高级教士们眼见调停失败，便恳请国王出面干预。
5月28日，路易十六下令，要三个等级的代表与大臣们一起开会商讨。
6月4日，法国政府提出一项协议草案，要求每个等级代表把自己想要的诉求写下来，把结果通报给另外两个等级，并听取其他两个等级的不同意见，如若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则由国王进行裁决。
但贵族们不傻，什么叫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就让国王进行裁决？自己发起这个会议的目的不就是想限制国王的权利吗？
所以商讨再次失败。
6月10日，第三等级决定进行最后的交涉，邀请特权等级与他们一起开会，还放话说，拒不出席者直接按缺席取消代表资格。
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发布关于建立《国民议会》的声明。19日，第一等级以微弱的优势通过决议，加入新成立的《国民议会》。
同日，决定对抗到底的贵族向国王呈递了一份抗议，希望国王能和他们站在一起。
摆在路易十六面前的是一个重大的决策问题，他要么听从王后和一干贵族的劝说，支持贵族，直接解散第三等级的集会。要么采纳以财政总监为首的大臣的建议，迁就第三等级。
但路易十六没有直接做决定，而是选择拖下去。
他宣布，将原定于6月22日召开的《御临会议》推迟一天，然后以进行必要的修缮为由，下令关闭《三级会议》大厅。
这样的行为直接刺激到了第三等级的代表。
1789年6月20日清晨，群情激愤的代表们在《国民议会》首任议长西尔万·巴依的引领下，情绪高昂的前往网球场，发表了近乎挑衅的“网球场宣言”。
最后，在6月23日的《御临会议》上，路易十六依旧表现出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
其实这很简单，路易十六就是傻，脑子一根筋，你可以把权力给贵族阶级，但同时又把财政拨款的审批权交给第三阶级代表，保证个人自由与出版自由，废除盐税，各等级平等纳税，但特权等级仍享有征收封地税和封建地租的权力。
这么干，既实现了一体纳税，又部分保留了贵族的等级特权，还以自限实权力的方式为财政收支做了保障，大家都有好处。
可惜，当时法国国王是路易十六，不是我。愚蠢的路易十六居然试图出动军队让第三阶级屈服。
1989年6月25日，一支外籍雇佣军朝着凡尔赛快速挺进，他们收到了国王的命令，准备使用武力。
大规模的军事调动不可能不引起《国民议会》的警惕。
7月8日，《国民议会》根据米拉波的报告，决定向国王成立一份请愿书，要求他调离军队。
7月11日，国王通过掌玺大臣告知议会，说自己征调外籍兵团进京只是为了预防新的骚乱，没有别的企图。
但在当天，国王便下诏解除了财政总监内克尔的职务，按理说，撤换财政总监并不是一件多么稀奇的事情，毕竟布里盎、卡隆这些人也没坐多久，就连内克尔本人也被罢免过一次。
但这次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因为内克尔是带着光环起步的，他出生平民，被罢免只是因为他在财政报告书中披露了预算赤字和特权等级的年收入。他还成功说服了国王召开三级会议，他就像是一个平民等级的代言人，在这种极度敏感的时期，他被解除职务，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下一步会不会被杀，会不会对第三等级也进行大屠杀。
7月12日下午，内克尔被解职并流放国外的消息从凡尔赛传到了巴黎。
一时间流言四起，群众纷纷走上街头，开始进行自发的集会和游行。
人民因为内克尔被罢免的消息而感到愤慨和恐惧，准备有所行动，但一时间又不知从何下手。这时，政治演说家们开始用煽动性的言辞引导群众。
一名叫卡米尔的青年跳上桌子，拿出手枪，将内克尔被解职流放与外籍兵团近行联系起来，宣称有一场屠杀阴谋正在酝酿。
7月13日，巴黎的起义开始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组织性，第三等级们拟定了一个武装48000人的“民兵计划”。
1789年7月14日早晨，为了给民兵提供武器装备，人们成群结队的冲向武器库。
紧接着事件发生了质的转变，人们的心态从防御变成了攻击。
上午，拿到武器的民众马不停蹄的赶往《巴士底狱》。因为有消息称，驻扎在圣丹尼斯的军团已经出发，而《巴士底狱》的大炮也调转炮口对准了圣安东街区。
中午，在经历了多次与要塞司令谈判无果后，民众选择强攻《巴士底狱》，可高达30米的围墙和宽25米的护城河，让参与围攻的8000多名起义民众，在付出了百余人的死伤后依旧无可奈何，直到下午，法兰西近卫军团和刚组建的国民卫队拉着5门大炮加入围攻，觉得大势已去的守备司令才决定开门投降。
《巴士底狱》被攻破后，大多数参与防守的士兵并没有受到清算，他们也是听从命令。但要塞的司令德洛内侯爵和巴黎市长弗莱塞尔却被人割下了首级，并在在城里游街示众。
杀官造反，这要发生在任何一个成熟君王的头上，他们都不会选择姑息。
但法国人面对的不是一个成熟的君王，而是路易十六。
《巴士底》事件发生的时候，听凋进京的军队已经在巴黎近郊扎营，只要路易十六拿出国王的气势，御驾亲征，是很有可能将巴黎的骚动压制下去的。毕竟这时候国王声望依旧，而他调来的又是拿钱办事的外籍雇佣兵。
但路易十六从来没有什么君主的气势，他在7月15日收到了巴黎动乱的消息后，不仅没有调兵去首都维持局面，甚至当天就前往议会宣布要把军队调走。
这是典型的脱了裤子还不放屁，调兵的是你，撤兵的还是你。
要是他不调兵，直接接受第三等级掌控议会的事实，哪怕是罢免内克尔这一行为绝不至于引起巴黎的全面恐慌。结果他调兵进京，在一切即将失控的时候又全面放弃对局势的控制，放弃使用武力，任凭事态自行发展，这就让情况朝着最不利于他的方向一路高歌猛进！
而《巴士底》事件甚至还不是孤立。
1789年，同样的事情又在凡尔赛上演了一次。
《巴士底》事件之后，国王服软，撤走了巴黎近郊的军队。第三等级由此完全控制了国民议会，但他又调兵了，他这次没有把军队调到巴黎去，而是直接往凡尔赛。
9月23日，弗兰德旅团抵达凡尔赛，并在10月1日受到了国王亲切的接界，宾客们在路易十六面前借酒逞杯，纷纷对议会表示敌意，并轻率的将三色帽徽扔在脚下践踏。
或许是贵族的态度和军队进驻凡尔赛让国王有了底气。
同日，路易十六拒绝批准《国民制宪议会》正式向他递交的《八月法令》，并拒绝承认《人权宣言》。
但这一次，他调来的军队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当天，国王拒绝批准《八月法令》与贵族在凡尔赛踩踏冒徽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高度紧张的巴黎人民耳中。
10月5日，一大群妇女涌到市政厅要求得到面包，但此时巴黎的新市长和国民卫队总司令均不在场，于是妇女们便让一位攻打《巴士底狱》的勇士马亚尔作为他们的领头，并向凡尔赛进发。
而这时候国王还在外面打猎，这让他错过了巴黎人正朝凡尔赛而来的消息。
10月6日清晨，一群示威者守卫不备闯入王宫，随后遭到宫廷卫队的制止，卫队对与闯入者爆发了流血冲突，双方皆有死伤。
最后在拉法耶特的斡旋下，国王一家没有受到伤害，但他们却被汹汹人群裹挟着离开凡尔赛，重返巴黎。
在国王被饥饿的巴黎人胁迫着返回首都之后，通过武力镇压来恢复君主的绝对权利，几乎就成为一个不可能的选项，《国民制宪议》会也因此顺利的接管了法国从立法到行政的所有事务。
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这些议会在立法层面陆续完成了平等纳税、削弱特权、按资投票、限制劳动者权益等围绕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改革。
这些改革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包括人心失和、贵族出逃、宗教对立、第三等级分裂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时候国王只需要等一场大规模的反议会动乱。无论这场动乱是由贵族还是由教会发起，只要他们能裹挟饥饿的工人与农民向巴黎进发，向议会抗议，国王就能够站出来，以一个维持秩序的仲裁者的身份重新夺回权利。
就算治宪议会成功的解决了社会问题，路易十六也可以继续做一位向法律宣誓的国王，像英国国王一样安安稳稳的当一条趴在财政上的米虫。
但他等不及，他认为既然国内已经没了足以平叛的军队，那就逃到国外去，借亲戚们的力量扫平叛逆。
1791年6月20日，在经过了数月的准备与安排之后，国王一家终于开始执行预定的逃亡计划。
白天国王一家装作一切如常，麻痹守卫与仆人，到了晚间换装出发，偷偷离开王宫。
按理说这趟旅程最难的一段应该是逃出守卫森严的巴黎。不过在瑞典伯爵阿克塞尔的带领下，国王一家非常顺利的出了城。但出城之后，在逃向国境的过程中就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
时间拨回到1790年的冬天，这时候国王还没有下定决心出逃，可费森伯爵却已经在王后的授意下开始构思这场逃离计划了。
如果是一个快马轻车的简便方案，无非是安排一辆足以装下国王一家的低调大马车，随便准备几套伪装用的衣服，摸清王宫和守部的守卫情况，安排几个既能充当保镖又能担任向导的车夫，再带上足够多的钱就成了。
但国王一家的要求相当之高，先是要带上王太子的保姆和家庭教师，临近出发之前，又增加了一位专门给王后做头发的发型师。而且作为国王的路易十六来说，仆人与主人分坐两车是理所应当的，所以费森还花了大价钱专为国王一家定做了一辆四轮双排座的棚盖大马车，以区别于仆人乘坐的双轮马车。
此外，法国的王后似乎真的很难像普通人那样生活，她将收藏的很大一部分钻石和珠宝，只特别设计并被塞得满满当当的化妆箱、连同她很喜欢的大件家具都事先偷运了出去，以至于引起一位忠于新制度而不忠于王家的侍女的怀疑。
这最终导致国王一家不得不把逃亡的日期再推迟一天，以避开那名侍女的值班日。
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更恐怖的是，国王一再推迟出发的日期，从5月底到6月初，接着又一次次的推到12日，16日乃至19日，而且直到6月15日，负责接应国王的军官布叶侯爵才知道，国王一家又把出发日期向后推了一天，改到了20日。
当时，布叶已经下达了所有的指令，部队也动了起来，但因为王家的任性，他不得不修改命令，这导致前后的布置之间不可避免的形成了许多微小的错误和矛盾。
在逃出巴黎之后，路易十六仿佛是卸下了重担，开始以旅游的心态来对待这次行动。他就像一个环游名胜的外国游客，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地图和旅行日程，大声的念出每一个路过的城镇或驿站的名字。
很快，这些尊贵的旅客甚至对隐姓埋名感到厌倦了，开始在驿站换马时下车四处走动，一面透气一面和围观的人交谈，这样的举动不可避免的引起了很多曾有幸见过国王的人的注意。
于是，路易十六一家又被抓了。
1791年6月21日，路易十六的车队在瓦伦被截停。
22日，国王一家在数千人的押送下开始返回巴黎。
在这之前，路易十六在绝大多数巴黎人心中都保持着非常正面的形象，就算国王犯了错误，巴黎人还是愿意相信：“国王是好的，只是受到了王后和贵族的影响。”
但现在，这一切都被国王的逃亡改变了。如果路易十六仅仅只是离开了巴黎，人们或许还能为他解释为“被迫”，但路易十六这傻帽在逃出王宫的时候还亲手断了自己的后路。
他给《制宪议会》留下了一封宣布与大革命断绝关系的信，证明他之前对新法律的默许才是被迫的。这意味着国王此前那些公开的、表示要维护宪法的神圣誓言全都是可耻的谎话。
在6月21日之后，巴黎上下已经很难再找到哪怕一家愿意对国王发表正面评价的报社。曾经备受敬爱的路易十六，很快就变成了“虚伪的路易”。国王的肖像也被人们从家里或是店面上摘下来，甚至毫不掩饰的扔进垃圾堆。
路易十六就这样以一种极其荒诞的方式葬送了自己作为国王的合法性。他用实际行动向人民示，他不是法国人的国王，而是与别国君主无异的压迫者。
逃跑失败后，路易十六短暂的进入了蛰伏状态，《国民制宪议会》也完成了创制宪法的使命，于1791年9月30日自行解散。
10月1日，745名议员在会场上第一次集合，法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也就此从《制宪议会》转变为了《立法议会》。
但蛰服并不等同于放弃，路易十六换了一个思路，既然不能逃到国外去，那就把外国兵引进来，只要让法国对外宣战，将战火烧到巴黎，那他就能借着的亲戚们力量荡平叛党。
巧合的是，这一想法恰好也与吉伦特特派的“掌权计划”不谋而合。
在《立法议会》时期，法国的政坛主要活跃着两股政治力量，较大的一支是由334名议员组成的斐扬派。这一派是所谓的温和派，在完成对激进分子的镇压后，他们便希望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通过与贵族合流、与王权和解来实现本派对政权的把控。
另外一支则是由136名参加雅各宾俱乐部的一员组成了吉伦特派，他们主张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完成革命，实现平等。
在他们看来，想要实现这些目标，则必须掀起一场对外战争来缓和国内的矛盾。吉伦特派对战争盲目乐观，认为发动一场可以轻松取胜的战争就能将宫廷和叛国分子的嘴脸暴露出来，只要法国能在他们的带领下赢得一场速胜，就能铲除那些对特权无限惋惜，痛恨平等的贵族，最后再将权柄牢牢的攥在手里。
于是在王室与吉伦特派的共同推动下，法国一步步的走向了战争。
1791年8月24日，经王后的多次请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的二世联合普鲁士发表了一份声讨法国叛党的《皮尔尼茨宣言》。
随后，舆论逐渐发酵。
在吉伦特派的有意引导下，法国民众开始变得焦躁与不安。人们普遍认为，这份《皮尔尼茨宣言》无异于宣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立法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旨在打击流亡者与反抗派教士的法案，国王也顺势而为，极力迎合吉伦特派兴起的反奥舆论，应议会所请，同意向德意志诸侯发出最后通牒。
1792年4月20日，国王路易十六召开《御临会议》，建议向匈牙利和波西米亚的国王宣战。
这就是说，法国只是向奥地利宣战，而不像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宣战。
按照吉伦特派的打算，只要法国能速战速决，那么自己就能掌权。
但很快，脸被打的啪啪响，法国军队的节节溃败震碎了他们的幻想。开战不到一个月，法军就在前线遭遇了惨败。
5月18日，法军的将领们竟然不顾内阁的命令，公然宣布法军已无力再发起进攻，甚至建议国王立刻媾和。
但这样的局面恰好是国王乐见的。从6月13日起，国王逐渐解除了吉伦特派大臣的职务，并启用斐扬的议员。
6月28日，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拉法耶特竟然擅自丢下前线的部队，气势汹汹的要求立即解散雅各宾俱乐部。
面对迫在眉睫的现实威胁，亚洲宾俱乐部短暂的放下了他们内部的分歧。
7月2日，在雅克宾俱乐部的主导下，议会决定绕过国王，命令全国各地的国民卫队来巴黎参加7月14日的《全国联盟节》。
7月3日，维尼奥在辩论中揭露了国王和现任内阁的叛国行为，要求大臣们承担起国王行使否决权这一行为的连坐责任，威胁要弹劾大臣、废除国王。
7月10日，斐扬派大臣不堪重压，集体向国王提出辞职，内阁再度垮台。
斐扬派内阁垮台之后，路易十六召回了吉伦特派的大臣。
国王的掣肘与吉伦特文特派的反复，让议会在国家危难之际几乎陷于停滞，毫无作为。
1792年8月1日，布伦斯维克公爵应王后所请，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普鲁士国王的名义发表的宣言传到了巴黎。宣言高傲的谴责那些篡夺法国政权的人扰乱了法国的良好秩序，声称国王一家一旦受到丝毫侵害，就要血洗巴黎，并将它夷为平地。
公爵的宣言让法国民众的危机感在短时间内达到了顶峰，也让国王在人民心中的形象进一步下降。
1792年8月10日，巴黎各区的代表赶到并控制了市政厅，革命的市政厅就此取代了原有的市政厅。
随后，在革命市政厅的领导下，汇聚在巴黎附近并准备赶赴前线保卫祖国的各省义勇军，联合起义的群众，对国王所在的杜伊勒利宫发起了攻势。
在大炮的帮助下，起义胜利了。
路易十六也因此在众目睽睽之下，由高高在上的君王变成了锒铛入狱的囚徒。
9月2日早晨，圣神罗马帝国皇帝再次发话，要血洗巴黎，这让民众感到极度恐慌。
恐慌促使人们不顾一切的行动起来，他们把一切罪责都怪到了路易十六身上。从9月2日下午开始，一直到9月6日，陷入愤怒与不安的民众对贵族们展开了血腥的屠杀。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为我们如临其境般地描绘了一个难忘的场景——坐在断头台前的妇女们一边打毛线一边数着掉下的头颅:“二十二、二十三……”当断头台的速度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时，他们恢复了绞刑，后来干脆就用排枪射杀、用大炮轰击，甚至发明了底舱可以活动的船将“罪犯”们集体溺毙！
不要以为这些头颅都属于贵族，据统计，在业已查明身份的死者中，贵族占8.5％，教士占6.5％，而属于原第三等级的平民则占了85％——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面对全民的大屠杀！也不要以为这些头颅都属于“反革命”，他们的名字中有巴伊、韦里奥、佩蒂翁、巴尔巴鲁、罗兰夫人……这些最正直和最忠诚的革命者。
直到恐怖结束后，一位原雅各宾派议员反省道:“大革命中，多少人为了保全自己而极力掩饰其真实的感情，又有多少人因为襟怀坦荡而被送上断头台！”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国民工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以一名死囚的身份站上了人生最后的舞台。
或许，寄希望于外国入侵恢复自己统治的路易十六从来没有想过，正是外敌入侵带来的恐惧推动了法国革命的继续进行，正如他没有想过自己的好大喜功会让法国陷入财政危机的泥潭。
对贵族的一再退让，搞得自己不得不求助《三级会议》。
两度调兵不用的结果，直接导致自己被裹挟着重返巴黎。
他的叛逃展露了王家对人民的背弃，而当人民要求那些以人民的代表自居的新贵们审判叛徒时，人民却仅仅得到了死亡。
新贵的弹压让人民逐渐放弃了对于新贵、对于国王的幻想，而人民早已在第一次革命中就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
于是第二次革命开始了。
在血与火的一次次斗争中，人民开始认清在革命中应当如何诉求，应当诉求什么，开始认清为求得自身的解放当如何斗争。
而这时，对于控制革命依然抱有幻想的新贵们，却仍在尝试顽抗来自于人民的越来越明晰的怒火。
直到民众对于国内外敌人的恐惧引爆了九月屠杀，产生的余波才震慑住了试图驯服人民的革命。不是洁白如雪的诗歌，不是光鲜亮丽的仪式，而是暴力的充满血雨硝烟的一个阶级，对于另一个阶级的怒火。
参考文献：
《王权专制下的财政危机与法国大革命》
《税收与革命》
《略论1787-1788年法国贵族与专制王权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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