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政 绩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食指：《相信未来》
政绩是干部在履行岗位职责的实践中所取得的成绩，是干部德才素质在实践中的反映。政绩在干部的政治生涯特别是晋升中起着基础性作用。改革开放30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指明了全党干部努力的方向，而凭政绩用干部的组织路线和用人导向，则使得干部的晋升与经济发展的政绩紧密相连，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干部动力和组织基础。以激励为主的干部政绩型体制，正是1978年以来的干部晋升逻辑。
党管干部使得党牢牢控制着干部任免和晋升的人事大权，凭政绩用干部则使得各级干部为发展而竞争，因发展而晋升。党通过建立自上而下的政绩指挥体系和设置自下而上的晋升竞赛，把各级干部投入到经济发展的竞技场中，通过发展和绩效来识别和选拔干部，相对于之前的政治忠诚和政治表现标准，转变为可以考核和量化的以经济为主的综合标准，这是行政管理的一场变革。而中县的实践则提供了政绩指挥棒下的县乡干部的行动缩影：干部们干了什么？这对他们的仕途产生了什么影响？对中县产生了什么结果？
第一节 中心任务和目标考核
1978年以来，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各级干部的意识形态和行动法条，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转型。而1978年对于中县具有转折意义的一个事情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县的连续性统计资料开始建立，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1978年以来，中县的中心任务和政绩考核受到大气候和小气候的影响，大气候就是中央和河南省的大政策和大形势，小气候则是北山市的政策和形势以及中县本身的实际。中国行政管理的“行政逐级发包制”以及目标任务逐级分解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县干部们“干什么”以及“怎么干”的问题，这使得成就和损失都可能很大，从而成为一个体制性问题，中县30年来的发展深深打上了这个体制性烙印。
北山市原来是农业市，中县则是农业县，都面临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问题。所以1978年以来，中县的中心任务和政绩考核都是围绕“农”和“工”来做文章。大体来说，1990年之前基本是农业为主的时期，1990—1995年是工农并举的时期，1995年以来则是以工为主的时期。从三个产业的构成来看，1991年以前，第一产业都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以后则逐年下降，2008年只占23%。第二产业在1995年开始和第一产业平分秋色，各占国民生产总值40%左右，以后逐年增加，2008年已经占到54%。第三产业比例一直比较稳定，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左右。
在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形势下，中县每任县委书记的施政理念和中心任务都是继承和创新并举。很具有特色的是，对于棉纺、蔬菜和畜牧等中县的支柱产业，以及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软任务和软指标，历任县委书记基本是一张蓝图绘到底。而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等一些硬指标，历任县委书记则是各绘蓝图，各有其理念和主张。下面对中县1985年以来历任县委书记的中心任务进行统计分析：
表7—1 1985年以来历任县委书记中心任务一览表：
一个地方的发展，一把手是关键，因此很多干部称地方经济为“一把手经济”。而一把手经济中，关键是一把手的发展理念和思路，“理念决定高度，思路决定出路”，大形势，大方向的把握正确，加上稳健的思路和工作作风，往往能加速一个地方的发展。
很多干部说，工业化是传统农业区现代化转型的必由之路，这是一个总方向，但这个过程中，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无论是发展工农业还是招商引资，急躁冒进，一刀切，要求全部跟进，带来的结果必然是惨痛的损失。
一个地方良好的发展取决于大方向正确，比如农业区的工业化方向，然后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这是最能促进一个地方发展的，因为产业和经验都是需要累积的。但现实往往不是线性发展，其原因有：一是发展阶段不同，任务也不同。二是上级领导发展思路一旦变化，县里发展思路也要跟着变。三是现在一般是县长接任县委书记，县长对前任县委书记的中心任务各种弊端洞若观火，一旦接任，往往另起蓝图。四是发展思路不同才能彰显政绩。这些因素导致每任县委书记中心任务往往不同，使得产业和经验无法累积，并往往带来发展的滞后和损失。
中县对干部治理的主要方法是目标管理，也就是政绩考核。从1985年开始，中县对乡镇领导和县直领导逐步建立了完整的考核体系。每年年初，县里会把任务和目标分给各个乡镇和县直单位，年终则会对完成情况进行考核，然后根据得分情况进行排名，并召开隆重的表彰大会，奖励先进，惩罚落后。这种任务层层分解以及量化目标层层分配，是中国行政管理的一场革命，等于是建立了行政分权和行政激励相结合的自上而下的政绩指挥体系。通过在干部中引入竞赛机制和数字目管理，并在干部面前悬挂晋升这一大旗，从而为干部创造政绩注入了强激励，构成了了地方发展的制度性基础。
1984年，中县一位县委副书记带队，到河南河夏市西县和山西长子县学习目标管理和岗位责任制经验。1985年1月中县下发《关于党政机关工作实行目标管理和岗位责任制的决定》，标志着中县实行目标管理的开始。决定中要求：对各乡镇和县直部门确定任务指标，以岗位责任制的形式分解到单位领导和工作人员。上对下实行任务承包，下对上作出保证，组织对目标进行管理，从而使得人人目标明确，从根本上解决平均主义的弊端，有效调动广大干部大干四化的积极性。
经过1年多的运行，1987年，中县制订了《1987年目标管理总体方案》，初步建立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体系。这个目标体系经过不断的修订和完善，一直运行到今天。这个目标体系一方面反映了中县20多年来的发展变化，其内容的变化也反映了历任县委书记的施政理念和中心任务，同时也是北山市和河南省的20多年来的政策和形势的反映。从目标体系的总体变化来看，1987—1989年，实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目标1000分制，其中物质文明600分，精神文明400分。1990—2009，乡镇实行综合目标考核2000分制，县直部门实行综合目标考核1000分制。
这其中1990—1992年乡镇党委、政府分别1000制考核，1993年以来，对乡镇党委政府则实行统一考核。1992—2003年，乡镇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都具体分解下达。从1997年开始，增加单项竞赛考核。
1987年的目标体系包括物质文明考评指标和精神文明考评指标，物质文明考核指标包括农业、工业和财政3大类12小项，共600分，其中农业方面300分：农业总产值100分，粮食80分，农民人均纯收入40分，经济作物20分，林业10分，畜牧水产20分，扶贫30分。工业方面250分：工业产值110分，乡镇企业70分，预算内工业企业40分，商品零售和外贸：30分。财政50分。精神文明考评指标8小项，共400分，包括：党的建设90分，文明单位40分，计划生育70分，社会综合治理80分，教育工作30分，安全保密20分，信访30分，县委政府临时安排工作30分。
1990年开始，对乡镇实行2000分制，党委工作1000分，政府工作1000分，乡镇党委考核指标主要包括6项主要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400分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党风党纪、群团、武装等工作600分。乡镇政府考核指标主要包括：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粮食、乡镇企业，财政收入、科技兴县、教育等。县直部门1000分，主要目标体系包括：领导班子建设、党风党纪、思想政治工作、群团工作、计划生育、安全保密、信访、服务基层以及县委政府交办的任务等。
1993年开始，对乡镇党委政府统一考核，实行2000分制，主要考核指标包括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以及精神文明建设两大类。县直部门1000分制，主要包括业务指标和精神文明建设指标。这个分值体系一直延续到今天。1992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1994年实行计划生育、农民负担和社会综合治理一票否决。
1995年，随着新的县委书记上任，中县目标考核体系大修订①，1997年，逐渐形成了新的目标体系。对乡镇和县直部门实行综合目标考核，并引入单项竞赛目标。乡镇综合目标分15项子目标，共2000分，包括：农业300分，乡镇企业200分，财政收入200分，引资100分，农民人均收入100分，环境保护80分，土地控制50分，党的建设200分，精神文明建设200分，社会稳定350分，小康村建设50分，县委政府交办工作100分。单项竞赛包括：乡镇企业发展、农业示范区和林果生产，共300分。县直综合工作9项子目标，1000分。包括：兴办经济实体200分，年度业务工作300分，领导班子建设80分，党风廉政建设80分，社会综合治理80分，精神文明建设80分，信访80分，服务基层20分，县委政府交办的工作80分。
2000年，新的县委书记上任，中心任务是农业产业化，贯彻执行北山市农业行动计划，所以2000年乡镇目标考核体系中，农业发展提高到了580分，主要是蔬菜、畜牧和棉花。对县直部门的考核中，积极参与《行动计划》，创建高效农业示范园区提高到了300分。而在《关于2000年乡镇、县直单位主要工作目标及考评奖惩的意见》中，结尾说：“由于今年目标体系调整较大，下发较晚，故此规定，凡涉及目标管理方面的文件，与本文不符时，以本文件为准。”
2004年，新的县委书记上任，中心任务是工业、招商引资和城镇建设，2005年目标考核体系中，工业和非公有制经济560分，招商引资150分，城镇建设和公路建设220分，同时，社会稳定270分。单项竞赛为：工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农业产业化、小城镇建设、公路建设、招商引资和财政工作。而县直部门目标考核中，招商引资200分。
2008年的中县目标考核已经和21年前的1987年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对乡镇工作2000分的目标考核中，主要经济指标200分，包括：生产总值增长、非公有制经济比例、限额工业增加值和利润增长、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和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长等。重点工作目标1000分，包括：工业经济350分，新农村建设160分，城镇化建设140分，财政工作150分，招商引资100分，社会保障及可持续发展100分。党建精神文明及社会稳定800分，包括：领导班子和基层组织建设100分，党风廉政100分，宣传思想工作100分，稳定工作380分，统战、武装、工会80分，农民负担20分，临时中心工作20分。县直部门目标考核1000分中，职能工作目标300分，服务重点工作350分，党建精神文明及社会稳定350分。
显然，工业和招商引资成为中心工作，而社会稳定也已经成为基层工作的重中之重。
而北山市2008年度县市区责任目标考评体系总分为1000分，分为45个子目标，主要包括：
地区生产总值60分，限额以上工业40分，地方财政50分，重点项目建设50分，城镇化建设30分，就业和社会保障40分，新农村建设60分，环境保护40分，精神文明建设30分，党风廉政建设30分，信访工作30分，安全生产80分。同时计划生育和社会综合治理一票否决。
从中县和北山市2008年的目标考核体系来看，同构性很强，主要指标体系基本相同，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地方目标考核体系：河南省把主要工作目标下达给北山市，北山市把主要工作目标下达给中县，中县则把主要工作目标下达给乡镇，乡镇则把工作目标下达给村，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绩同构”现象。
政绩同构意味着一旦一个任务纳入目标考核体系，就会成为各级政府共同的工作目标，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既是国家能力的一种表达，也是中国举国体制的一种体现。它既可以解释为什么30年来中国地方翻天覆地的巨变，也可解释为什么虚假政绩和政绩工程不断出现，因此，它导致地方的很多成就和问题都是全局性的，比如，1990年代河南省各个地方大办乡镇企业，从而导致巨额乡镇债务，就是全省性的，这在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中有清晰的披露，而毫无疑问的是，中县也不例外。
在中县，县委中心任务一旦确定，就要在全县贯彻执行，整个干部队伍全年工作必须围绕中心任务进行，而干部的仕途也和中心任务息息相关。
陈遵义是中县较早提出农业结构调整和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县委书记，很懂经济，任内组建了中县有名的6大企业集团。但政治上不成熟，心态上急躁冒进。当时县委出台文件规定，县直部门要积极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不能乱检查，更不能让乡镇企业停产。但是，中县质监局的几名干部却撞到了枪口上，他们在检查一家乡镇企业的时候，不仅收费，还让企业停产。事情报告给陈书记之后，陈书记当即指示县纪委对这几名干部立案调查。当时的质检局长夏嘉水获知情况后立即给陈书记求情，陈书记也基本同意，如果这几名干部写下检查，向企业道歉，不再追究。然后，陈书记问夏局长对县委中心工作的一些看法。夏局长就实事求是地提到了一些干部的议论，认为有些急躁冒进，不少乡镇损失很大。陈书记听后勃然大怒，对夏局长说，你就是中县另外一条路线的代表，是反对县委中心工作的代表。结果，这几名干部被全部开除公职。愤怒的干部家属认为完全是夏局长汇报工作犯下严重错误，才导致这样的后果，不断到质检局闹事，结果夏局长在抑郁的状态下辞职调任。
陈书记对中心任务的坚持在中县公疗医院院长张南国被免的事件上也体现无疑。当时张南国和几名卫生系统领导到北山市学习，看到路两边作为农业开发系列而栽的苹果树，张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气候能长苹果吗？”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陈书记那，陈书记听后非常生气，当即把卫生局长叫来，对他说，限你三天，免掉张南国，不然，你辞职。卫生局长不敢怠慢，第2天就在公疗医院召开大会，当场免掉了张南国的院长职务。晚上，当张南国到了卫生局长家，痛哭流涕地问为什么免其职务时，卫生局长痛斥说：谁叫你说陈书记胡球整。
在陈道白当县委书记期间，维护县委中心任务的力度更大，力量也更猛。当时的夏店乡党委书记梁尊涛鉴于陈遵义时期急躁冒进的损失，对陈道白提出的村村冒烟行动，消极守成。圈了几个大院子，但没有上设备，结果被下来检查工作的陈书记发现，不久，梁尊涛就被调到党校工作。而兴办工业力度大，表现积极的北方镇党委副书记鲁公台被破格提拔为夏店乡党委书记。鲁上任后，大张旗鼓，全力推进，不惜把快要成熟的小麦犁掉，建立工业小区，很快使得夏店的面貌焕然一新。现在，鲁已经晋升为县领导。
陈书记比较出名的还有整西游镇党委书记吴光雨。当时县委办通知说，明天陈书记要去检查工作，吴没有正确理解陈书记村村冒烟的中心任务，认为不管工业农业，只要能搞出声势就行，就连夜发动干部到全镇和外乡镇花钱雇农民的牛，结果陈书记到了西游镇的路段，发现公路两侧全是牛，造成交通拥堵，当即勃然大怒。到了西游镇政府，在召开的现场办公会上，陈书记手拍桌子，痛斥吴光雨知不知道县委的中心任务，从哪儿搞来这么多的牛，弄虚作假，虚张声势，吓得吴光雨全身大汗淋漓，当即发言检讨。到了年底，加上其它原因，吴光雨被免去书记职务，调任县企业局长。
第二节 政绩与干部仕途
1978年以来，中国党政系统实行了以激励为主的政绩型干部体制，政绩在干部的仕途中起基础性的作用，这也就是常说的“有为才有位”。本节将根据中县乡镇党委书记晋升状况对政绩型干部晋升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并提出中县干部晋升中以激励为主的政绩型干部体制。
中县对乡镇实行的是以经济指标为基础的综合性目标考核，每年年底，都会进行考核排名，然后第二年年初进行表彰。本节收集了1987—2008年乡镇表彰名单，然后和1987—2008年晋升为县领导的乡镇党委书记进行比对，以发现政绩与晋升之间的关系以及乡镇党委书记晋升的基本模式。
下面对1987—2008年获奖乡镇进行统计分析：
表7—2 1987—2008年获奖乡镇排名统计表
资料来源：县档案局资料整理
表7—3 1987—2008年晋升为县领导的乡镇党委书记统计表
资料来源：《北山干部任免名录1949—2000》、《中县年鉴》
从两个表格的比对来看，可以得出几个结论：一、晋升的乡镇党委书记基本都分布在排名靠前，被奖励的乡镇。二、晋升具有时间后延性，也就是往往一个乡镇党委书记做出突出政绩之后才被提拔。三、两个表格的对比充分证明了政绩型的干部晋升机制。可以看到，夏店乡1987年的第2名，1988年的第1名，带来的结果是1989年乡党委书记张望贵的被提拔，此后，夏店乡基本没有获得奖励，其乡党委书记也再也没有提拔。白阁乡1989、1990年的第2名，1991年的第1名，带来的是1992年乡党委书记贺步鹏的提拔。白阁乡1992、1993、1994连续3年的第1名，带来的是乡党委书记张道北的提拔。西城乡1998年以来连续4年的第4名，从一个有名的穷乡逐渐变成富乡，带来的是2002年乡党委书记邵祝道的提拔。南方镇1999、2000两年的第1名，2001年的第2名，带来的是2002年镇党委书记王洛的提拔。城关镇2002年以来连续3年的第1名，带来的是2005年镇党委书记田东团的提拔。西城乡2002年以来连续3年的第2名，连续2年的第1名，带来的是乡党委书记曹岩的提拔。这说明从1987年以来（实际是从1978年以来），组织部门的用人导向很明确：就是政绩晋升导向。
下面分析综合排名和经济指标排名的关系，以及乡镇党委书记晋升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表7—4 1998—2008年各乡镇生产总值（GDP）
资料来源：县统计局
表 7—5 1998—2008 年各乡镇财政收入
资料来源：县统计局
从乡镇综合目标排名和经济指标排名来看，只有相对的匹配性，具体来说，乡镇 GDP 排名和综合目标排名不是一一对应，而是相对匹配，匹配度约为70%以上 。而财政收入排名和综合目标排名相对匹配性大约50%左右。而从 GDP 增速和财政收入增速这些相对经济绩效的排名与综合目标排名的比对来看，相对匹配性也为50%左右。而且，即使 GDP 排名、财政收入排名、GDP 增速排名和财政收入增速排名很靠前，但如果综合目标排名不靠前，不是重点乡镇的话，其乡镇党委书记也很难获得提拔。西游镇的 GDP 排名和李庄镇财政收入排名连续几年都是第2名，华生镇 GDP 增速和夏店乡财政收入增速连续几年都是第1名和第2名，它们的党委书记却没有一个获得提拔。这说明：一、综合指标排名而不是经济指标排名更能解释干部的晋升，二、乡镇政治经济综合实力而不仅仅是经济实力更能解释干部的晋升。三、绝对绩效为基础，兼顾相对绩效更能解释干部的晋升。
1987年以来，无论综合目标排名和党委书记晋升，都是集中在几个重点乡镇，从统计上来看，22年的表彰和18名晋升的乡镇党委书记分布是：南方镇奖励次数为18次，晋升2人次；白阁镇15次，晋升4人次；城关镇15次，晋升3人次；团结乡15次，晋升2人次，西城乡12次，晋升2人次；六月镇9次，晋升2人次，大门镇5次，晋升2人次，夏店乡5次，晋升1人次；北方镇10次，晋升0人次，大水乡5次，晋升0人次。李庄乡2次，华生镇2次，西游镇2次，庞庄乡1次，晋升都是0人次。
从18名晋升的乡镇党委书记来看，从其它乡镇党委书记平调的9人，占50%，乡镇长晋升的4人，占22%，关键部委办副职和乡镇副职晋升的5人，占28%。这说明，乡镇党委书记内部官僚“市场”存在一个流动现象，就是党委书记从一般乡镇向重点乡镇流动；而乡镇长内部官僚“市场”也存在一个流动现象，就是乡镇长从一般乡镇向重点乡镇流动，这种流动就形成了乡镇党委书记的晋升模式：先在一般乡镇培养锻炼，政绩突出之后流动到重点乡镇，然后获得晋升，从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双强晋升模式（强党委书记、强乡镇）。
双强晋升模式较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几个乡镇不断产生县领导，而一些乡镇不产生一个县领导。它同时也可以具体解释为什么南方镇奖励次数为18次，只产生了2名县领导，因为它的精英强度还不够。而北方镇奖励10次，晋升0人次，因为它是次精英乡镇。但是，在晋升的18名党委书记中，有3名曾任北方镇党委书记，说明了一般乡镇的党委书记位置是培养和识别干部的摇篮。
双强模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有利有弊。利在于：一是符合公平和效率的原则，政绩突出，能力强的党委书记才流动到精英乡镇。二是为干部晋升提供强激励，一旦流动到精英乡镇，离晋升也就不远了。三是为精英乡镇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干部基础，因为其是政治精英的汇聚之地。弊在于：一、形成弱乡镇、弱干部局面，使得落后局面很难改变；二、领导干部的弱激励。弱乡镇的干部会产生晋升无望的仕途心理，安于现状，甚至消极守成。从而使得弱乡镇锁定在落后的轨道上。
打破这个模式则需要选派能力强，政绩突出的干部到弱乡镇，提拔时向弱乡镇中有政绩者倾斜，如此才能打破这种自然演化。
实际上，现在中县形成了一个精英乡镇集团，县领导基本从这个精英乡镇集团的党委书记职位上产生。其包括：大门镇、南方镇、城关镇、西城乡和团结乡。这其中，城关镇、西城乡和团结乡是经济因素，经济实力和财政雄厚。而大门镇和南方镇则是政治因素，大门镇是中县的北大门和交通要道，是中县的口子镇；南方镇与邻省接壤，是宣传河南省和北山市形象的省界口子镇。这两个镇党委书记职位被北山市明确为副县级，从而使得这两个乡镇政治地位高于其它乡镇，也成为乡镇党委书记竞争和晋升的高地。
1978年以来，我国党政系统实行了一种激励和惩罚并用，并以激励为主的政绩型干部管理体制。这种体制通过任务分解、锦标赛排名以及奖优惩汰，并伴以观摩、检查和督察等方式来实施。2008年北山市秸秆禁烧政策的实施就充分体现了这种体制的运行逻辑。2008年是奥运之年，秸秆禁烧被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下达，当时北山市对13个县市进行排名，奖励先进，惩罚落后。同时，派出督
察组到各县市进行督察，发现一起着火点从县财政扣掉30万。而在市长带队的督察中，两个乡镇因为着火点多，结果乡镇党委书记就地免职，并在《北山日报》进行通报，在这样的硬措施面前，各个县市全力禁烧，我所在的西城乡乡干部每夜都下去督察，我也好几次参与到扑火的行动中。这种激励为主的政绩型治理体制，激励主要通过政治激励、经济激励和社会激励等方式进行。
政治激励主要是晋升，经济激励则是财政资金下拨或者奖金等，社会激励则是授予各种荣誉奖章。在这些激励方式中，晋升等政治激励是最强的，它可以最充分的调动干部创造政绩的积极性。面对各种排名，面对恩威并用的奖励和惩罚，面对各种大会表彰发言，或者惩罚性检讨，每个领导干部都如过江之鲤，争先恐后。
第三节 政绩真伪
凭政绩用干部的导向，一定会带来政绩真伪的问题。而政绩真伪的判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中县，一个领导干部，为了晋升，必须要有为，要干出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来。而这其中的实际内容却是真假都有，这中间既有官员的智慧和手腕，更有晋升竞争中的博弈。
从中县的实际来看，政绩和干部晋升的关系非常复杂，上一节的政绩型干部体制说明，干部政绩突出提拔，政绩不突出不提拔，这是主流。但实际的中县政治生态还有政绩突出不提拔，搞假政绩或者没有政绩而提拔的现象，这种现象也是中县实际政治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下面分别从县领导和乡镇领导两个方面，考察政绩真伪及其与干部晋升的关系。
在中县，晋升为上一级党政领导是份量极重的实质性晋升，比如，乡镇党委书记晋升为副县长，县委书记晋升为副市长等。但仕途“过度竞争”的格局，使得成为上一级人大政协领导也被干部认为是实质性晋升，只不过份量相对轻一些，但也要积极运作，全力谋划，不然也是不会成功的，因为这些职位也是竞争者众，所以，乡镇党委书记如果成为县政协副主席，县委书记如果成为市政协副主席，也是出类拔萃，不错的安排了。干部的平调，比如乡镇党委书记出任县直一把手，县委书记出任市直一把手，才被认为不是晋升，仕途也基本到头了。
一、县领导政绩真伪与晋升
中县在1980年代，各项工作一直在北山地区名列前茅，位置处于精英县集团之列，县委书记也先后被提拔。1990年代之后，随着交通的改善，一些有资源的山区县开始崛起，中县逐渐进入中等县集团之列，县委书记的晋升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下面考察1994—2004年四任县委书记的政绩与晋升。
1.县委书记陈遵义
陈遵义是从北山市计委下来的，对经济内行，是中县较早提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开发的领导，其在任的最大政绩是提出了中县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一方面发展工业经济，组建6大企业
集团，走规模发展之路。另一方面就是农业开发。从实践来看，组建6大企业集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真政绩，但农业开发却给中县的农业发展造成了损失，被后来很多中县干部议论为假政绩，但当时，这些都被上级认为是真政绩。
1991年10月，县委县政府出台《关于搞好农业六大系列开发的意见》，意见中说：
“进一步搞好以黄牛、生猪、肉鸡、桑蚕、蔬菜、林果为主的六大系列开发，拓宽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子，为实现富县富乡富民的战略目标奠定良好的基础。”
“1. 桑蚕系列开发，种桑面积扩大到5000亩，蚕茧达到75万斤。2. 黄牛系列开发，发展5000—7000养牛大户，饲养量2万多头。3. 肉鸡系列开发，每个乡镇建5000只规模的养鸡场，鸡数量达到7万只。4. 生猪系列开发，建立养猪场和种猪场，建成10万头的养猪基地。5. 蔬菜系列开发，面积扩大到5万亩，产值1亿元。6. 林果系列开发，大力发展苹果为主的林果业，苹果种植达到5000亩。”
很多干部说，六大系列开发，重点是养猪和养羊，当时要求全县每个行政村都要有村办养猪场和养羊场，简称猪圈和羊圈，陈遵义也被称为“两圈”书记。当时的机制是，乡镇和村集体投资兴办，资金来源一是银行贷款，二是干部集资，三是乡村原来的积累。当时给每个乡镇和行政村都分配有指标任务，要求必须完成，下面是1993年各个乡镇的目标任务：
表7—6 1993年各乡镇6大系列开发目标任务分解表
资料来源：县档案局
这种目标分配开了中县运动型经济和命令型经济的先河，也就是通过群众运动和行政命令的方式发展经济。很多干部说，当时声势很大，要求各个行政村都要兴办，并且通过检查和观摩，站队排名，奖先惩后。当时投资庞大的原因是：一需要建设猪圈和羊圈，二是需要大量购买猪和羊。
但是，集中大规模养殖的问题很快暴露，一是价格大跌，养的越多，亏损越大。二是疾病流行，不少乡镇的猪圈和养鸡场都是成圈成圈的死亡。当时李庄镇的一位副镇长说：
“农民的习惯还是散养，他们不接受集中养殖。同时，当时的疾病防控能力不行，猪瘟一发生，根本控制不住，几天就死光了。我所在的乡一共25个行政村，每个村至少损失10万元，等于原来积累的家底掏空了。”（访谈，2009）
当时养羊是从山东引进的波尔羊和小尾寒羊，种羊投资很大，但结果也是以亏损告终。西城乡一位副乡长说：
“这些羊得放养，圈养不行，咱们这儿哪有那么多的青草，饲料跟不上。更关键的是集体投入，亏了也是公家承担，干部们没有责任心，同时养殖技术也不行。结果羊养的不靠墙就站不起来，一个一个瘦得干干的，最后死的死，卖的卖。”（访谈，2009）
在当时行政压力下，很多乡镇选择了造假。一位副乡长说，他当时包的一个村在河滩里养了几头牛，在这个基础上，就在河滩里盖了一个养牛场，立了很多牛槽，号称百头养牛场，其实就5头牛。遇到检查的时候，就从其它村里雇牛，检查后，再还。他说这也没有办法，因为大家都知道，集体投资养，肯定养不成，但上面的检查也要应付。所以一遇到检查，等于是全县猪羊牛大迁移，满路跑的猪羊牛，很是壮观。这种造假风气，一直延续到今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造假反而起到了减少损失的作用。
对于农业系列开发，曾任中县县委书记的李朝中说：
“我的前两任，遵义在那搞了两圈，猪圈和羊圈，贷款多的很，机制不行，不是个人起来搞，他是村里搞的，集体搞的，结果一个村背了几十万的债务。”（李朝中访谈，2009）
陈遵义后来晋升为北山市人大副主任。
2.县委书记陈道白
1995年北山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工业立市”的发展战略，中县县委县政府也响应地提出了“工业立县”的发展战略，应该说，这个发展战略代表了农区的发展方向，但关键是如何干的问题。陈道白是北山黄县人，曾任黄县县长。黄县是山区，石头丰富，很多农户买个电磨机，把石头粉碎就可以卖钱，因此黄县的石头经济在陈道白任县长期间遍地开花，这对于其发展思想影响很大，存在经验主义的问题。同时，陈是军人出身，身材魁梧，作风较为强势，这些都为后来大面积的损失埋下了注脚。陈道白时期假政绩的主要内容就是县直单位大办经济实体，乡镇大办乡镇企业，村村冒烟，遍地开花。
1995年1月，中县县委出台了著名的8号文件《关于县直单位大力兴办经济实体的意见》，意见中说：
“动员和组织县直各行各业创办经济实体，这是县委、政府迅速发展我县经济的重大举措，是全县上下的大动作，必须全党动员，全民动手，认真搞好。”
“凡是由县财政供给或补贴的所有县直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今年都要兴办1—2个经济开发项目，国家规定不许兴办经济实体的单位，要组织超编人员兴办经济实体。”
“要大中小一起上、工业型、农业型、科技型、服务型一起上，集体、股份、合作、个人一起上，兴办、领办、租赁、承包一起上，怎么有利就怎么干。”
“全县开展兴办实体竞赛活动，每月一检查、一评比、一通报，在县电视台公布”
实施半年后，95年8月份县委出台了补充规定，就奖惩措施作出具体规定，对单位办实体的人员优先提拔、优先入党、优先评先。对超额完成任务的前10名，给予一把手和主管副职1000—6000元的奖励。对年底没有兴办的，单位一把手离岗兴办，对考评目标分低于70的，黄牌警告，通报批评。同时对落后单位采取大会检讨，公开曝光，处以5000元罚金等措施。对完不成任务的单位实行一票否决，取消各种评先资格。
当时对县直所有单位都分配了任务，比如党群系统18个单位，总任务207万元，具体分配是：
县委办25万，组织部9万，纪检委15万，统战部8万，武装部50万，政研室3万，信访办7万，党史委6万，„„甚至县委幼儿园都分配了16万任务。
在这种目标分配和强势的行政指令下，县直单位兴办经济实体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了，并一直持续了2年多的时间，但结果怎么样呢？下面来看县政府办兴办经济实体的具体过程和结果。
当时县政府办兴办了3个经济实体，分别由信息科副科长赵雄奋、陈国达①和督查副科长杨中雨领办，资金来源一是单位集资，县领导一人5000元，一般干部一人1000元，二是从县农业银行贷款200万元。3个经济实体分别是古城宾馆、中县拍卖中心和汉德贸易公司。
赵雄奋领办的古城宾馆就在县政府旁边，投资了200多万，5层，包括餐饮和住宿。刚开始时，由于设施都是新的，加上大家都意气奋发，曾经红火了一阵。政府办领导看其搞的还行，就任命他为宾馆经理和房产开发总公司②经理，同时，其人事关系也转到了房产开发总公司。但是，经营1年后，一些深层问题开始出现，运行不到2年，就因为经营不下去而关张。结果，不仅200多万全部赔光，宾馆也被农业银行拍卖。而赵雄奋个人更惨，政府办已经回不去了，职务也被免了，自己的房子也被法院查封了，还要整天处理宾馆的遗留问题。其现在还是房管局的一名普通人员，等于整个仕途毁灭了。
再来看陈国达。当时政府办、体改办和农机公司等四家单位合办拍卖中心，业务就是把公安局、工商局等部门罚没的物品进行拍卖，陈任经理助理。不久考虑到油田废旧物品多，又成立了油田分中心，陈任经理。结果，中心经营了1年多就倒闭了，赔了10多万，分中心不到2年也倒闭了，也赔了10多万。陈国达由于不懂相关规定，在经营困难，资金缺乏的时候，他以自己的房产作抵押，大搞民间高息借贷，把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借光了，一共借了10多万。当分中心破产后，法院到县政府认定企业性质时，当时的政府办主任手一推，说企业和政府办无关，是陈国达私人搞的。陈说当时他都气懵了，但也没有办法，只好想办法还钱，结果整整被扣了3年的工资（只发生活费），才把债务还完，而且房子也一度被法院查封。同时他也陷入三角债务，别人起诉他，他起诉别人。他说，破产后一年多也不上班，整天就是要钱还钱和打官司。直到98年处理完，他才回到政府办。而这个时候入党错过了，提拔也错过了，在领导心中这一段经历还成了他的人生污点。一直到今年，才提拔为副科级，而这已是他进入政府办的第20年。
杨中雨领办的汉德贸易公司命运要好一些，其业务主要是利用价格差进行商品买卖，具体业务就是整天给各个单位打电话推销日常商品，由于业务一直没有开展起来，所以亏损不大，杨的仕途也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很快就提拔为副乡长，现在已经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了。
为什么都办不成？陈国达说，一是任务紧迫，仓促上马，很多项目根本没有可行性，二是不懂经营，三是没有经验，四是不会管理，五是资金短缺，这些都决定了经济实体的倒闭命运。
其它单位所办经济实体和县政府办的实体是同样的命运，基本在1—3年内全部破产倒闭，而且哪个单位领导越积极，后果就越严重；投资越大，赔的越多。比如司法局办的窑厂，教育局办的纸厂，都赔了500多万。而科技局办的药厂，赔了150多万，到现在还有80多万没有还，使得现在科技局成为经济最为紧张的单位之一。而各个单位领导和干部的集资，则全部打了水漂。
下面我们来看乡镇的大办企业，村村冒烟。
乡镇和县直部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一级政权，管理几万人口，更关键的是乡镇具有向农民收取经济资源的权力，比如农业税、三统五提等等，这就使得乡镇具有比县直部门更加雄厚的财政基础，所以，一旦决策失误，往往损失更大，后果也更为严重，也就是更加遵循“投资越大，赔的越多”的定律。
乡镇大办企业，大上项目同样以县委出台的文件拉开序幕，1995年1月，县委县政府出台了7号文件《关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意见》，意见中说：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是工业立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富县富民奔小康的必由之路，是巩固基层政权的政治任务。”
“今年，每个乡镇至少要建成1个投资额超过100万元的工业项目；试点乡镇至少要建成2个投资额超过100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各行政村至少要建成1个投资10万元以上的企业。”
“每个乡镇要建成1—2个工业小区，每个工业小区注册工业企业达到50家以上。要建成1—2个工贸小区，工贸小区注册工业企业达到30家以上，门店达到100家以上。”
“要加强对乡镇企业工作的经常性督促检查，坚持一月一调度，一季一观摩，半年一初评，年终搞总评。”
1995年7月，县委县政府出台40号文件《关于实施富民奔小康工程的意见》，意见中说：
“为深入贯彻省委沙洛富民工程①座谈会和市委‘三有富民工程’（户有致富项目、村有经济实体、乡有支柱产业）会议精神，动员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迅速掀起乡乡强化支柱产业、村村大办经济实体、户户快上致富项目的热潮。”
“要刷写标语口号，要组织典型报告会，要组成报告团，巡回讲演，电视广播要开辟富民奔小康专题节目，要制作大幅宣传板面，竖在主要交通路口和最醒目的地方，要建立项目致富卡，逐户张贴上墙。”
“要建立严格的督导、检查、考核奖惩机制。开展富民工程竞赛。要定期抽查，排名后通报。每月公布一次结果，排名站队，好的典型宣传推广，落后的电视台公开曝光。”
在这种强大的行政指令下，各个乡镇也是争先恐后，强力推进，过程和结果如何呢？下面来看六月镇和华生镇的造纸厂工程。
1995年，县委县政府组织全县领导干部参观豫北的工业发展，新乡市的一些造纸厂给中县的干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因为当时环保风已经刮起，河南省要求一定产值之下的造纸厂全部关掉，同时不得上马小造纸厂，这样就释放了很大的市场空间，使得开办造纸厂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
参观之后，考虑到中县丰富的麦秸等造纸原料，县委主要领导决定六月镇和华生镇分别投资600万元，各自上马造纸厂，并作为县里的重点工程。为了兴办造纸厂，县委把不团结的华生镇领导班子解散，组建了以刘石田为党委书记的新的领导班子，并且在谈话的时候，县委陈书记对刘石田说，你去的主要任务就是办造纸厂。
在两个乡镇的干部们夜以继日的努力下，两个造纸厂全部建成投产，并且生产了6个多月，果然形势一片大好，一些干部说，如果不是被强行关闭，如果多生产1年，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
但是，环保之剑已经指向了2个造纸厂，当初兴办的时候，环保之风还不是太猛烈，同时存在侥幸心理。生产之后，没有任何环保措施的碱水排放导致农民养殖的牲畜和鱼大量死亡，从而导致了农民雪花般的告状。同时恰逢国家“环保世纪行”行动，省市环保之风越刮越猛，这两个造纸厂也成为市里的负面典型，事情结果演化成不可通融。在市里强大的压力下，两个造纸厂在运行了6个月后，被迫全部关闭。关闭之后，处理结果更是令人匪夷所思，两个造纸厂的设备全部上交给县造纸厂，每个镇还要交给县造纸厂50万元作为入股资金。
其它乡镇兴办的企业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当时要求一乡一品，比如，大水乡的面粉厂一条街，华生镇的花生一条街，西游镇的化工一条街，大门镇的吹塑一条街等等。大门镇是中县的北大门，当时到汝水市平县参观塑料制品产业后，很快在大门镇路两边兴办了13个吹塑厂。但是，由于设备落后，产品质量差，很快全部倒闭，设备作为破烂出售，并留下了著名的“十三吹”的恶名。而西游镇由于离油田很近，就兴办了很多炼油小作坊，原油不少是从油田输油管道截流偷窃而得，生产出的劣质油品根本销售不出去，还干扰了油田的正常生产。
当时陈书记曾经工作的黄县有一个吹塑机生产厂，中县的很多乡镇都要求上吹塑厂，准备打造百里吹塑厂长廊，设备则从黄县购买。但因为设备落后，产品卖不出去，各个乡镇的吹塑厂一个一个全军覆没。所以很多干部说，救了一个厂，坑了一个县。
当时各个乡镇圈起了很多大院，美其名曰：工业小区、工贸小区。除了一些用于观摩的有设备外，其它都是空场空院，当时一位县委领导总结说：远看雾糟糟，近看空牢牢，都是空院子，产值要多高有多高。甚至一些乡镇在县里检查的时候故意在大院内焚烧，作为兴办工业的证据，完全是一片乌烟瘴气。更多的乡镇是在观摩的时候开动一下机器，观摩结束则生产也随之结束。
我所在的西城乡天北村，当时村里集资80万准备兴办一个皮革厂，几个村干部到山东购买设备，结果设备发过来之后，全部是已经淘汰的旧设备，根本无法生产。而几个村干部由于每人都拿了不少的回扣，也不敢去法院起诉，结果80多万元打了水漂，村领导班子也被愤怒的群众撵下了台。没有技术和经验，时不时还上当受骗，这就是当时的经济生态。
当时企业基本都是乡镇政府和村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一是银行贷款，二是农业税和农业提留，三是干部和群众集资，四是国家下拨的项目资金。这种乡镇政府和村直接投资兴办企业，然后亏损的模式造成了很多后果：一是乡村的巨额债务，到现在都是乡镇发展的沉重包袱。二是加剧了干群紧张关系，增加了农民负担，这些亏损很多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这是那几年农民负担沉重的重要原因。
对于当时全县大办经济实体，当时的华生镇党委书记刘石田说：
“当时县委中心任务是发展乡镇企业，村村冒烟。圈个院子，搞个设备，就是30万、50万的工业小区。我原来在城关镇，可以这样搞，但是华生就不一样了，工业没有一点基础，搞个电机发电就是工业，这不是开玩笑吗？咱们过去弹被套，2间房就可以干了，为什么要圈几亩地来搞？就这个东西1年就是几十万产值，这不是开国际玩笑？我当时和陈书记在会上就顶起来了，他如果再干一年，非撤我不可。因为我跟他观点不一致。就这2年多的村村冒烟，全县加上乡镇，背的债务不下4个亿。你这样做，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其实也没有提拔啥。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一位政法委领导给我说，他有一年曾经做过统计，当时上访案件有接近一半是工业立县时期造成的，等于是给后任留下了很大的工作隐患。
一些中县干部提出要辩证看待陈道白假政绩的问题，一是市委市政府定的中心任务，需要执行。二是，当时工业立县的提出，确实代表了中县的发展方向，只是太急躁冒进，但却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使得中县干部经受了工业理念的洗礼，对于后来的干部思想解放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陈道白后来晋升为北山市人大副主任。
3.县委书记李朝中
李是工农型干部，高中毕业后进入地委办公厅，从最底层的通讯员干起，一步步干到地委办公厅副主任，因此作风朴实，为人厚道，比较实事求是。出任中县县长后，经历了陈遵义和陈道白两任县委书记，因此对于当时的假政绩也有一定责任，但对于造成的损失也是一清二楚，所以接任县委书记后，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他说：
“当时全县形势很严峻，担的债务太多，窟窿太大，如果我再提出一个新东西，继续折腾，后果不堪设想。”（李朝中访谈，2009）
李朝中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慢慢停止前任处处冒烟的做法，一方面根据中县的实际，提出发展棉纺和蔬菜产业。特别是民营棉纺业，在其任上，不断兴起，从而导致今天中县民营棉纺业处处开花的局面，可以说，李朝中对于中县民营棉纺业的发展，是起了很大基础作用的，同时，蔬菜产业在其任上也得到很大发展。
对于李朝中休养生息的政策，中县干部有不同的看法，一部分认为符合当时中县的实际，避免了更大损失的发生。也有一部分干部认为，李朝中过于保守，没有开拓精神，没有干出什么名堂，同时，其在干部问题上，调整太频繁，结果三讲期间被批评。
李朝中后来转任北山市发改委主任，等于是平调。
4.县委书记杨玉琴
1999年，新的北山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上任后，改变了前任的“工业立市”的发展战略，提出了“农业立市”的“持续高效农业行动计划”的中心任务，在这种背景下，中县县委县政府也响应地提出了“农业行动计划”的中心任务。杨玉琴对于前任县委书记的“休养生息”政策非常着急，认为耽误了中县的发展。同时，杨作为当时河南省少有的几个女县委书记之一，尽快做出政绩，获得仕途的更大发展也是基本的考量之一。
北山市的“农业行动计划”由中国农科院进行规划，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进行评估，应该说视野大，眼界高。但就是这样国家级的龙种，在中县收获的却是跳蚤。是规划的问题？还是实施的问题？还是两者兼而有之？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1999年9月，县委县政府出台《关于持续高效农业发展行动计划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走“优粮、调棉、强菜、兴牧”的发展之路，具体就是发展蔬菜、畜牧和棉花这三大支柱产业。蔬菜力争3—5年，种植面积扩大到30万亩。畜牧主要是牛、猪和鸡。牛32万头，猪88万头。棉花稳定在35万亩。
2000年初，县委书记更替后，县委连续出台《关于全面实施行动计划，加速农业产业的实施放案》，《关于进一步加大督促检查力度，促进农业行动计划全面落实的意见》，《关于开展持续高效农业发展行动计划学习讨论活动的方案》等文件，开始大张旗鼓的实施农业行动计划，总体发展思路也调整为“扩菜、兴牧、优棉、压粮”，蔬菜作为农业行动计划1号支柱产业在全县14个乡镇强力推进，2000年的具体目标任务分配是：
城关镇：千吨恒温库，蔬菜冻干项目。
团结乡：沿路2万亩精细菜，连片日光温室150座，水泥骨架棚1000座。
六月镇：1万亩蔬菜大方，日光温室100座，水泥骨架棚200座。
华生镇：连片2万亩地膜覆盖土豆大方。
白阁镇：公路两侧7千亩蔬菜带，3千亩纯菜。日光温室30座，水泥骨架棚20座。大水乡：2万亩地膜覆盖土豆大方。
西游镇：公路沿线2万亩反季节胡萝卜大方。
大门镇：公路两侧1万亩瓜菜带，日光温室20座，水泥骨架棚30座。
庞庄乡：沿路1万亩精细菜，连片日光温室100座。
北方镇：连片2万亩莲菜。
夏店乡：连片1万5千亩薯棉套，50亩瓜菜示范园，水泥骨架棚50座。
李庄镇：沿路1万亩西瓜，日光温室50座。
西城乡：公路沿线日光温室150座，1万亩精细菜大方。南方镇：公路两侧1万亩瓜菜，日光温室50座。
沿路、连片、公路两侧、公路沿线，这些都是政绩工程的标志，当时甚至规定大路两边500米。
之内，小路两侧300米之内不能种麦，一些乡镇甚至把长势良好的小麦都犁掉了。这就是当时的政绩工程逻辑。政绩工程的过程和结果如何呢？下面以西游镇和南方镇为例来进行考察。
西游镇种的是反季节胡萝卜，品种是从日本引进的，一年四季均可以生长，当时西游镇的做法是：镇里提供种子，让农民种植，然后镇里包收，一斤5毛，等于是订单蔬菜。当时决定夏季上市，但是，却没有考虑到中县夏季多雨的气候，结果胡萝卜成熟后，不少都烂在地里，收获的也都有一种霉烂味。镇政府收购量非常大，有500多万吨，就摊派给镇领导班子成员销售，一人20多吨，
定的出售底价是2角。结果等拉到武汉、西安、郑州等大城市，市场非常出乎人的意料，一位镇班子成员说：
“当时一个村支书说兰州好卖，我们就去了，到了之后，市民对反季节胡萝卜不接受，认为有问题，加上有霉烂怪味，根本卖不出去。几天后，就开始烂，再不出售就全部烂掉了，最后没办法，全部低价卖给一个老板了，一共卖了200元，运费都不够。”（访谈，2009）
其它班子成员也基本是同样的命运，轰轰烈烈的反季节胡萝卜就这样收场了。
南方镇的万亩瓜菜以精细菜为主，比如辣椒、黄瓜、西葫芦等等。其机制是，村集体把土地回收，然后镇、村两级集体投入，包括日光温室、塑料大棚、化肥、种子等等全包，然后承包给农民。当时一个日光温室需要3—5万投入，一个塑料大棚需要3—5千元投入，整个一年镇里需要300—500万的投资。当时新甸镇道路两边万亩大棚白茫茫一片，很是壮观，南方镇由此成为县市的典型，引来各级领导参观。而结果怎么样呢？且看其五彩椒产业。
为了发展蔬菜产业，当时的南方镇党政领导班子全体出动，到全国各地考察市场，到了上海，发现五彩椒竟然卖到了4元/斤，大家一致认为可行，有很大的利润空间。回来后，就在南方镇农业示范区种植了几千亩五彩椒，镇里实行4.6角/斤保护价收购。当年五彩椒长势很好，大获丰收，镇里很多干部都认为当年一定会大赚一笔。当时一位副镇长带队，一下子就往上海发了6大卡车的五彩椒，结果到了以后，干部们想到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整个上海市场充满了海南的五彩椒，又大又漂亮，而价格竟只有4角。市场不相信眼泪，这位副镇长傻了眼，给镇党委书记打了多次电话，请示问怎么办。是卖还是拉回？在煎熬的几天中，在满上海寻找价格高一点的市场中，五彩椒开始腐烂。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好的低价出售，剩下的在半夜的时候，全部倒入了黄浦江。
一些干部说，当时大家都意识到了机制的重要性，也积极号召农民种植，乡里提供服务，但是农民都不干，所以最后又走上了集体投资的老路，虽然这样做肯定不行，但也没有办法。
当时很多乡镇出现的问题是，一是成本大，产值小，二是种植经验缺乏，三是销售不畅，市场变化大。很多干部说，那几年菜价真是便宜，白菜2分钱一斤，一车白菜才卖几块钱。很多乡镇，菜都烂在地里，当时中县的沟沟渠渠，全是倾倒的蔬菜。结果愤怒的群众把菜倒在县委县政府的门口，以示抗议。
但是，在大多数失败的同时，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比如，庞庄的刚葱，西城的洋葱，李庄的反季节西瓜等。成功的原因是，一是这些蔬菜适合在中县种植，收成很好；二是没有多大的技术含量；三是销售通畅，当时刚葱销售到北方，洋葱销售到日本，市场很好。四是连续几年种植，经验和技术有累积。很多干部说，如果一个乡镇选择一个品种，好好坚持几年，可能也能成功。但是，很多乡镇一看损失严重，就立刻更换新的品种，不断试错，不断失败，失去了技术和经验的累积过程。而令人反思的是，虽然政府不再行政干预，农民现在却还在自发种植刚葱洋葱这些品种，一方面说明了市场力量的强大，农民认市场，不认政府；一方面也说明了政府的职责在于服务，在于引民致富，而不是逼民致富。
对于持续近4年的农业行动计划，一位乡领导说：
“主要是中县的气候不适合搞，雨雾天太多，同时，投入也太大，一个日光温室需要3—5万投入。你像海南，气候适宜，不需要温室大棚就能生长，成本和人家怎么比？当时我所在的乡镇，有一年乡里工资都发不出来，却花367万元去搞蔬菜种植。我给你说，那几年，每个乡镇至少损失1千万。”（访谈，2009）
当我就1千万这个数字征求一些干部的看法时，很多干部说，到底损失多少，不好说，也没有人统计。同时，各个乡镇也不一样，有的多些，有的少些。总之，越积极，损失越大就是了。
一位县领导说：
“实践证明，农业行动计划绝对是倒退，使得北山市经济社会至少耽误15年。行动计划前，北山市排在郑州、河夏的后面，现在已经排在全省第8位。当时中县也去学寿光，实际上，寿光经验给全国各地带来了很大损失，大部分地方都失败了，因为气候、土壤这些东西是无法学的。”（访谈，2009）
当时投入庞大的资金修建的温室，现在基本全部废弃，如果沿路而行，时不时会发现地里有一截一截的水泥墙，这都是当年农业开发的遗迹。仅仅5年，当年轰轰烈烈的农业行动计划就销声匿迹了。
杨玉琴后来晋升为汝水市副市长。
二、乡镇领导政绩真伪与晋升
1．乡镇党委书记邵祝道
邵祝道是北山市黄县人，北山农校毕业，做过兽医，后到中县县委组织部，从干事一直干到副部长，直至1995年出任西城乡党委书记。在我挂职期间，西城乡的干部一致认为，邵是西城乡发展的功臣，是西城乡从穷到富转变的关键性领导。而且，其很有个人魅力，由于山区穷苦农家出身，很体贴干部和百姓。
邵分析西城乡的实际后认为，农区工业化是根本出路和必由之路。农业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必须发展乡镇企业特别是民营乡镇企业，因为西城土地面积少，小作坊农业无法实现富裕之路；而发展工业却是优势明显，可以充分利用靠近县城这个区位优势。这个时候，中县四棉为西城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四棉的发展必须提到西城乡南原村的原党支部书记赵裕明，这个人很早就看到无工不富的道理。1980年代初，在赵裕明的领导下，南原先后办起了面粉厂、窑厂、小磨油厂、纤维板厂等村办企业。在有了一定的原始积累后，赵裕明看上了中县棉纺厂。他利用各种关系结识了当时的中县棉纺厂厂长，经过无数次的死缠硬磨，中县棉纺厂被赵裕明的诚意打动，终于同意和南原村联办企业，双方共同投资160万元，于1988年5月建成了中县第一家股份制合作企业——“中县第四棉纺厂”，简称四棉。四棉不仅为南原提供了丰厚的利润，更为南原培养了棉纺技术人员，这些人成为后来南原和西城乡发展的生力军。
在工业立县的背景下，邵书记决定以四棉为突破口，大力扶持南原村创办民营棉纺企业，在土地、电力等方面提供绿色信道。短短几年，南原村就创办了近20家民营棉纺厂，并成立了棉纺工业小区。在南原村的带动下，周边几个村也纷纷上马棉纺厂，使得西城在几年内就成为棉纺业强乡。邵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在其它乡镇政府还在直接投资兴办经济实体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到了这样做的危险性，加上西城财力薄弱，这些都决定了西城乡大力扶持民营经济而不是直接兴办实体的发展之路，这比其它乡镇提前了至少7年，从而避免了庞大的经济损失。直到今天，西城乡仍然是全县惟一没有乡镇债务，并且经济实力雄厚的乡镇。
在这个时候，县委书记更替，县里中心任务转向发展高效农业，怎么办？邵书记一方面积极发展几个高效农业观摩亮点，一方面主要精力仍然放在棉纺产业上。到2002年，邵被提拔为中县副县长的时候，西城已经一改以前的落后局面，各项经济指标已经在全县位于前列。
现在，西城乡拥有各类企业近200家，2009年全乡财税收入达1420万元，已经成为全县闻名的棉纺大乡，财政强乡，综合实力进入了北山市10强乡镇。昔日的穷乡乱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已经成为现实。
2.镇党委书记田东团
田东团是中县人，1995年出任北方镇镇长，当时中县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农业结构调整，做的比较好的是南方镇，种植胡桑，发展养蚕业，效益不错。田东团带队考察后，认为北方镇也可以搞，就在北方镇大力推广胡桑养蚕，当年全镇就种植了好几千亩，结果当年中县连降大雨，很多胡桑被淹死，同时当年的蚕茧价格也暴跌，北方镇当年就损失几百万。
几年后，田东团晋升为西游镇党委书记，适逢杨玉琴任县委书记，在全县大力推行农业行动计划。“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深知农业开发危害的田东团打心眼地反对农业行动计划，所以就阳奉阴违，一点都不积极。但是，杨玉琴有个特点，就是微服私访，经常带个司机，也不通知，就到各乡镇检查工作，结果有一天，杨玉琴到了西游镇，发现农业行动计划根本没行动，很生气，到了镇政府大院田东团的办公室外面，发现田东团正和几个镇领导在看电视，田东团还问，中午到哪喝酒啊？杨玉琴听到后，猛破门而入，怒斥田东团，要求立即召开全镇干部大会，布置农业行动计划。会后，杨玉琴对田东团说：就你这工作和态度，我任上你甭想升。
结果证明，田东团在杨玉琴任内果然没有升迁，但调到了工业基础较好的城关镇。而当时农业行动计划搞的轰轰烈烈，成为市县典型的南方镇党委书记王洛则获得了提拔，虽然南方镇的成绩是靠每年高达几百万元的投入获得的。杨玉琴晋升后，林庆生接任县委书记，提出“工业强县”的发展理念，把发展工业和招商引资确定为全县的中心任务，这样，田东团所在的城关镇就占尽了优势。同时，田的曾任中县某局局长的老岳父，也一再告诫田东团，必须围绕县委的中心任务，干出很大的政绩，才能升迁。田东团抓着时机，大力发展民营棉纺产业，积极招商引资，全力推进工业发展，结果，中县几次工业会议都在城关镇召开，政绩显著的田东团也在2005年晋升为北山市阳河区区长助理。
3.镇党委书记刘石田和郑重社
刘石田，中县农家出身，汝县师范毕业，曾任中县团县委书记。这是一位很能干的干部，我曾经对他多次进行访谈①。郑重社是六月镇党委书记，是中县一个政治家族的重要成员，我在中县挂职期间，听到关于其最多的事情是作风问题以及闹不团结。但一些和其共事的干部说，郑重社讲话水平很高，很有能力，同时，非常善于搞好上级关系，在上级中很被认同。
1995年，刘石田出任华生镇党委书记，其任上最大的政绩就是建立了河南省首家乡镇科教馆。华生镇素有农业科技的基础，1975年以来，就成为北山农校的实习基地，后来又成为河南农大的实习基地。在这些基础之上，1996年，在刘石田的领导下，华生镇投资130万元建立了一家集科研、宣传、培训、实验于一体的四层科教馆，占地6800平方米，拥有仪器368件，图书6万余册，标本316盒。科教馆的主要功能是培训农民，传播农业科技知识，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科教馆经过北山日报、河南日报等媒体报道后，华生镇先后被评为“河南省科普先进集体”、“全国科普先进单位”，并被中国农学会评为“全国科教兴村计划试点乡镇”。
在陈道白提出工业立县之后，刘石田根据华生镇的实际，提出围绕花生产业，打造“前店后场”的花生经济模式，就是在集镇或者沿路，前面是门店，后面则是花生场，进行花生加工，一家一户都能干，投资小，农民还能致富。但是，下来检查工作的陈书记不认同，要求圈院子，上工业，这是刘石田对县委中心任务抵触的开始。而造纸厂的强行关闭则是矛盾的爆发。当时，陈书记对刘石田说，原来想着赶快生产，能捞回投资，现在看来不行了，造纸厂必须马上关闭，不然市里就要处理你，我不但保不了你，咱们一个线上的蚂蚱，处理你，我也要担领导责任。刘石田对陈书记说：当时上马时，很多干部群众就反对，提出污染问题，结果县委命令必须上。现在刚磨合好，见效益了，又让关闭，投资怎么办？怎么对干部和群众交待？两人不欢而散。
而陈书记到六月镇做工作时，六月镇党委书记郑重社表态说：陈书记，没有问题，坚决按照县委的指示办，工作我们来做，遗留问题我们妥善解决。结果刘和郑被陈书记作为党委书记中截然相反的两个典型。一个多月后的经济观摩，陈书记带领的观摩团在临近中午才到华生镇，进出20多分钟，车都没有下。然后下午开会，要求各乡镇介绍经验和下半年的打算。开会时，副县长宋政功说，今天主题是先进乡镇介绍经验，落后乡镇表态发言。陈书记说，你把名单说一下，让他们好准备。结果落后乡镇中，华生镇赫然名列其中。刘石田认为华生镇有花生产业，有造纸厂，怎么也不会落后，而且准备的也是经验介绍材料，这一下措手不及，他说：
“我当时恼极，陈书记你不像个领导，你报复太及时了。你提前通知我，我有个思想准备也好，这完全是突然袭击，当着全县200多名干部的面，这样整一个镇党委书记。”（刘石田访谈，2009）
没有办法，刘石田只好临时做检查，在发言中表露了自己的不理解和不满，并质疑县委的评价标准，等于制造了一个会议风波。
第二天，气愤不已的刘石田找陈书记理论，没想到陈书记对他说，这算个啥，你反应过度了。而刘石田则极力为自己申辩，谈话结果可想而知：陈书记很生气。第三天，抓组织的县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就到了华生镇，对刘石田诫勉谈话。刘石田说已经写了辞职报告，并详细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没想到抓组织的副书记一拍桌子，说：“陈书记怎么能这样，走，喝酒去，工作我们去做。”事情竟然这样出乎意料地收尾了。
县委书记更替后，刘石田坚决不再做党委书记，回到了县城出任教委主任，他说，如果陈书记不是突然调走，肯定要对他采取组织措施。刘石田面对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六月镇党委书记郑重社获得提拔，到延县当宣传部长去了。
不做党委书记，意味着仕途已经到了尽头，刘为什么这样做，他说：
“假政绩的根子在上面，根本问题就是不实事求是，不因地制宜。当时给华生镇下达了1个多亿的工业产值，怎么可能完成？除非给修鞋的摊派100多万。当时假政绩提拔的多得很，因为他们完成了领导指标，听领导的话。作为一个乡镇党委书记，需要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相结合，但我却怎么也结合不了，对老百姓负责就完不成任务，就要挨整。要完成上级任务，就需要坑老百姓。有一类人可以把老百姓整得活不下去，但我不行，下不了手。我也当过农民，知道农民的苦处，在当时摊派那么重的情况下，我要求不能牵农民一条牛，不能去抢粮。当时等于天天坐在火山口，所以我后来坚决不再做党委书记。”（访谈，2009）
政绩型干部体制，需要以政治忠诚为基础，需要听话服从，而政绩也是围绕上级中心任务产生的政绩，是需要上级认可的政绩。只有把忠诚和政绩很好的结合，才能有较大的晋升机会，这就是忠诚—政绩激励机制的运行逻辑（杨雪东，2001）。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政绩工程等假政绩的关键是工作过“左”：运动型经济，命令型经济，不从实际出发，急躁冒进，一刀切，行政干预，瞎指挥、乱折腾，经验和技术缺乏，逼民致富等等。而真政绩则有这些特点：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稳健推进，注意经验和技术的累积等等。
一些干部说，无论是发展工业和农业，只要是政府依靠行政力量强制推动的，成功的不多。相反，民营工业，民营农业开发，不少却成功了，这其中的关键是机制问题。政府的作用在于服务，在于引导，而不是亲自上阵或督阵。
2002年之后，鉴于各地血的教训，河南省明确提出，不允许县乡政府直接投资兴办经济实体，而是大力扶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这个决策极其正确，可惜姗姗来迟了，因为巨额的乡村债务已经形成。而2005年的取消农业税，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政策，乡镇政府想办经济实体，也没有财力去办了。现在，中县已经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天下。
一些干部提出要辩证看待假政绩的问题，一是威权型体制，一级压一级，有体制上的因素。二是农业社会发展转型，很多东西需要探索。三是政绩工程都是集体决策，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同时，领导的出发点往往也是好的，很多后果是预想不到的。四是存在信息失真，纠错机制滞后的问题，很多领导不要说当时，就是事后也不一定知道真实的损失情况。五是经济环境的问题，很多干部是在公有制的环境中成长的，接受私有制需要一个过程，完全转轨的过程肯定要付出代价。六是盲目学习的结果，很多中县干部痛苦的思考就是：为什么江苏和广东等省集体兴办企业就能成功，而中县集体兴办企业全是失败，为什么？
而对于每一任领导来说，“历史是人民写的”，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会留下记录，干部和群众都会对他们进行评价。“政声人去后”，当每一任领导回望仕途的时候，他一定会清楚自己在任的时候做了些什么，他的政绩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他也肯定清楚：历史的审判和人民的评价是最公正的。
论文全文连载如下，共20w字，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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