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死后，商鞅失势。还被安上了谋反的罪名，只得仓惶逃往国外。途中，他想找一家客栈投宿，却遭店主拒绝。
商鞅掏出金银细软说道：“我有钱，为何不让住？”
店主无奈表示：“没办法，商君之法规定，住店必须提供证明，否则被查，我全家会被满门抄斩。”
商鞅长叹：“作法自毙！”这就是历史上自己坑自己的典型。
商鞅是古代首位将告密纳入律法的人，“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他不仅使告密律法化、制度化，为便于管理百姓，为朝廷耕战提供劳力，还搞出了最细致的户籍管理制度。例如，若年轻人谎报自己老年人，或壮劳力谎称是残疾人以逃避劳役，都会遭受极为严厉的惩处。
普通人也不能随便迁徙，必须提前在官府办理手续，如果擅自搬家，也会被严惩法办。
许多人的历史观有问题，阶级立场更是混乱不堪。身为劳苦大众，却总是站在帝王将相的视角俯瞰众生，身为炮灰，却总是为炮手高唱赞歌。毫无人民史观，甚至将秦始皇视作民族英雄，这是缺乏历史常识的表现。
倘若知道秦国百姓过得是什么日子，身为一介平民的你，或许就不愿意成为帝国那一颗没有尊严、没有自由，没有面包的螺丝钉了。
《商君书》因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而臭名昭著。
虽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商君书》并非商鞅一人所作，而是千百年来知识分子的共同成果，但这不重要。只因古代，自秦之后的数千年的历史，都与《商君书》高度契合。
此书内容并不复杂，核心思想便是教统治者如何“吃饭砸锅”，其中心思想是弱民。
商鞅说：“有道之国，务在弱民。”那么，为达成弱民的目的，需要如何做呢？
首先，需令百姓贫困潦倒，“农有余时，薄燕于岁”，不能让普通人有余粮，必须让他们整天提心吊胆，把心思都用在怎么解决温饱上。
“民一，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朝廷须大力发展小农经济，百姓只知种田便会顺从，顺从便会安心在家耕种，不会外出惹是生非。
除让百姓贫困，还得使其愚昧。“民不贵学则愚，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民愚，则知可以王”。
想稳坐君王之位，首要之事便是令百姓愚昧，最好他们都不愿读书有知识，只知道干活的百姓才是良民，他们都愚昧了，就不会节外生枝。
除贫困与愚昧，还需令百姓思想统一，如此方可将集体力量发挥至极致。
除此之外，重中之重是严刑峻法，严苛到何种程度呢？
每个人都必须处于朝廷的严密掌控之下，必须做到谁想脱离控制，谁就无法在社会上生存。
所以在《商君书》中，为了达到统治目的，必须让人民屈辱，这样他们才会知道皇帝和官员有多尊贵。
还要让人民虚弱，这样他们才能体会到朝廷的权威不可违背。
也要让人民贫困，这样他们才会重视朝廷给的一点点赏赐和好处。
更要让人民愚昧，这样他们不但不会反抗，还会对君王感恩戴德。
总结而言，想保江山万万年，百姓就必须愚、弱、疲、辱、贫。
这不禁让人想起一个段子，说某国在申奥成功之后，百姓们都上街庆祝，一群二代三代们边饮酒边望着窗外，诧异道：“他们真以为这与他们有关？”
那究竟有无关系呢？
自古至今，统治者都不事任何生产，他们的吃穿用度都来自百姓的供养，这便是如今“纳税人”一词的底层逻辑。
百姓作为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对待百姓非但毫无感恩之心，反而费尽心机地对付、残害百姓，吃百姓的饭，砸百姓的锅。
而商鞅将“吃饭砸锅”发挥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其流毒至今未消。那些趴在百姓身上的“吸血鬼”，却认为他们吸的血与“供体”无关。
明朝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此已有诸多反思。黄宗羲批判皇帝不应吃百姓的饭，却砸百姓的锅，奴役百姓。甚至对忠孝和君父的思想进行反思，认为将皇帝看得比自己父母还亲是对人性的摧残。
黄宗羲痛斥：“以天下之利尽归自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