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高考刚刚过去，「文理之争」再次成为一个热点话题。高校中的文科生，似乎也在经受着某种普遍的焦虑：课程设置不专业、授课内容脱离时代、就业前景不明朗，甚至很多文科生自进入高校以来，就不得不将「卷绩点保研」「考研」「考公」视为自己的出路。在今天，文科生还能做些什么？文科真的只是一门「无用之用」的学科了吗？
在这个毕业季，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院长朱国华，选择将「文科何为」作为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主题。他从当时甚嚣尘上的张雪峰的一句「文科都是服务业」开始谈起，与台下即将毕业的学子探讨在今天绩效主义盛行的环境下「文科的意义」。
7月中旬，我们在上海的一间茶室见到了朱国华。他1982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后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取得文艺系博士学位，曾任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这份毕业致辞演讲传播到网上之后，获得了很多讨论，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朱国华认为，自己无意于掩盖当下文科生「就业难」的现实问题。但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文科可以作为抵抗绩效主义、让人们能「从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中抽身，换个视角重新打量社会、历史和自我」的一把武器。
我们与朱国华探讨了他对于「文科危机」的理解。其实现实层面的「文科危机」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在近一百年间，世界范围内的文科招生规模一直呈现着与经济周期相关的波动。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一种理解社会和自我的途径，「文科」所展示的批判性力量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缺席。
朱国华认为，「尊重文科，就是尊重我们自己。」
以下是小编与朱国华的对话——
把文科当作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小编：作为一位文科教授，你为何选择在今年的学院毕业典礼上选择「文科何为」作为演讲的主题？
朱国华：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都有一些思考，但有一件事是我做这个演讲的契机。今年4月有一则新闻，一名青年教师疑似因为压力太大而自杀。他没有通过学校第一个聘期的考核，在「非升即走」的规则下面临着巨大压力。这个事情反映出社会现在弥漫着一股绩效主义至上的氛围，我对这种现象是非常不满的。写这篇演讲稿的最初意图，是想要对绩效主义说不。
今天的绩效主义盛行，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压抑的程度了。我们的社会评价系统，似乎都是看功效、看数据。在绩效主义遍布的情况下，每个个体「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很难有人会不承受压力，顶多就是躺平，「我不跟你玩了」。
所以我在这种背景下谈「文科何为」，其实是把文科当作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呼吁大家重视文科，并不是在现实层面上谈学科建设，而是更关注它的终极意义。
小编：「文科」可以作为抵抗绩效主义的一种方式吗？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朱国华：我并不觉得文科可以直接抵御绩效主义对人的异化，但它可以让我们看到自身的处境。文科首先是一个知识体系，但是它与人和社会发生关联，它的关注点是「人」，是我们的社会、生活、历史、传统、生活经验等方方面面。一些科学技术解决不了，或者无意解决的问题，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在关注和试图解决它们。
文科的学术训练核心是培养人的批判性思维。简单一点说，批判性思维培养我们分析复杂文本、数据或社会事实的能力，让我们对那些视为当然的观念提出质疑，甚至把自己也纳入被质疑的对象，也就是鼓励自我反思，它要求我们从多元视角加以思考，尤其让我们关注事物的伦理维度。如果你具有一定的人文视野，你会对一些东西看出问题。
我演讲时其实举的例子都是绩效主义的例子。我说的第一个例子，原某大厂副总裁说「员工闹分手提离职，我秒批，为什么要考虑员工家庭？」这个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一个企业鼓励的是狼性，强调的是绩效为王、利润挂帅。这是人家的企业文化，你不喜欢，你不进他们企业就是了，我们能这样想么？这位原高管在后面的道歉声明中其实也强调的是其人初心是好的，只是态度有点急，方法不大对。她并没有意识到任何一种企业文化，都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当她强调「我们的关系就只是雇佣关系而已」的时候，换句话说，当她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视为一个抽象的劳动力的时候，其实她内心秉持的价值观与19世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价值观相距不远，这些观念马克思等哲人早已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绩效主义的大行其道，应该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同步的，它本身也可以说是现代性诸多侧面中的一个。现代性的诸多弊端也催生了它的反对者，我们有时候也称之为文化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它批判理性的滥用，对人的压抑，关注工业化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突出的就是人被物化的问题。
对绩效主义的批判只是人文学科发挥效用的一端而已。我只是以此示例说明文科的实际用途。从某种意义上，人文学科能让我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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